学术论文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使学校全面考察了解教学质量，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下面是由小编整理的学术论文类定义，谢谢你的阅读。

学术论文类的定义

学术论文是对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表述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文章。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

基本类别

按研究的学科，可将学术论文分为自然科学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每类又可按各自的门类分下去。如社会科学论文，又可细分为文学、历史、哲学、教育、政治等学科论文。按研究的内容，可将学术论文分为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研究论文。理论研究，重在对各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应用研究，侧重于如何将各学科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交流性论文，目的只在于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探讨，发表各家之言，以显示各门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考核性论文，目的在于检验学术水平，成为有关专业人员升迁晋级的重要依据。

关于人情的学术论文

短期无解的人情困境

摘要：“重关系，讲人情”这一根植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处事原则与“凭实力，讲制度”这一立足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动准则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发生了冲突，在都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与现代面前，许多中国人陷入了人情的困境。然而，“重关系，讲人情”的工具性以及在中国的普世性使其仍然具有优厚的生存条件，同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人情关系”文化滞后于业已建立和完善的现代制度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事实。人情困境会随着现代社会体制机制的完善而不断缓解，“人情关系”文化不会消失，但会随之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人情困境 短期无解 关系

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影响所形成的熟人社会，无论与现代社会有多少冲突，其始终影响着中国社会。就目前来讲，中国仍是一个既重面子、讲关系的人情社会，又是一个讲法律、重制度的法治社会。然而，就文明进程而言，陌生人社会才是现代化的社会。在乡土社会过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也无可厚非。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对现代文明的不适应性，甚至阻力乃至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同时，伴随着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及其中的一些成员陷入了“人情困境”。

一、什么是人情困境

总体来说，中国人如此看重关系是因为个人的成长与发达，家庭与家族的发迹与兴旺等等往往都需要通过人情关系来疏通打点。靠山、撑腰、走后门、托人、求情已成为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日常行为。这些行为看起来复杂多变，其核心不外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历来有官本位、极为看重权力的传统。因此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通过人情交往、关系疏通，媚官、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成功获得当权者支持与帮助之人不乏。当然，人情疏通失败或者无能力疏通以及从未想过人情关系之人也同样不乏。

如果把托关系、讲人情和中国人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中国人大致包括想运作关系但无能力者，运作关系失败者、运作关系成功者三类和从未想过运作关系者一类。这四类群体对“托关系、讲人情”这一社会惯习一定是有着各自的感受和想法。对于关系运作成功者或者长期拥有权力等资源者而言，这一社会惯习对他们有百用而无一害，所以他们大多乐而用之。但对于其他三类群体而言，“托关系、讲人情”这一社会惯习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陷入了“人情困境”：想运作关系而无能力者概而言之包括“有钱无门”型、“有门无钱”型以及“想而不敢”型，在与竞争者的角逐中，这些人会至少会陷入焦虑之中。运作关系失败者概而言之包括“层级多关系淡”型，“运作程度不到位”型以及“遭遇制度性障碍”型，在运作关系的过程中，这些人也至少会陷入等待的焦虑之中。从未想过运作关系者概而言之也包括三类，“想而不显”型，“实力硬拼”型以及“有实力想锦上添花”型，这些人在整体性的人情社会氛围下也会感到不安。

总而言之，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各类成员都会遭受这样一种传统社会遗留产物和现代社会新生规范的冲击。“人情困境”与其说是社会成员个体层面社会心理的冲突，不如说是旧文化与新文化的冲突，旧制度与新制度的冲突，旧传统与新文明的冲突。传统熟人社会给中国人留下的“重关系、讲人情”这一文化习性不能说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更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毕竟它们在维持传统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加速，这样一种文化特性已经显然阻碍了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尤其是当权力与人情、面子、关系相结合的时候，权力的滥用便开始无限蔓延，这一方面加速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势必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二、何为短期无解

当社会发展遇到转型期的时候，各种社会冲突就会油然而生。人情困境就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惯习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伴随着社会转型而生，但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人情困境会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体制改革的进行而发生较大的改变。

革命的方向可能是逆向的，改革或改良的方向则多是正向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改革的方向更大程度上是向着现代文明社会的方向发展的。所以，随着改革的加快，中国社会的体制机制必将更加的完善，各项行业标准也必定更加的专业，权力一定也会受到监督与约束。相应的，“重关系、讲人情”这样一种文化特性在完备的机制体制面前将发挥越来越小的作用。运作效用的削弱，运作难度的增加必然使陷入人情困境的人数大大减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重关系、讲人情”这样一种文化性格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历经千年而不断形成、积累和巩固的。所以，彻底颠覆一种文化显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三、人情困境短期无解的原因

(一)“重关系、讲人情”的工具性

关系、人情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虽然，人情是一种同情心，也是一种社会规范。但是，在中国人情更是作为一种资源，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社会交易。而且这种社会交易通过委婉或者迂回的手段，可能使人情的施予者获得的利益比直接的预计结果更大，也比赤裸裸(没有人情味)的利益谈判好处更多，否则中国市场中出现的大量人情投资便没有必要。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人情的工具性，利己性使其能够成为中国人长久的行为处事法则。

关系的工具性只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特别属性，如果没有使这一属性发生的制度环境，关系的运作可能也是行不通的。然而，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设计为关系的运用提供了可以起效的空间。就传统而言，关系根植于儒家社会理论之中，儒家所包含的关系在建构中国的社会结构方面有其自身的逻辑。网络建构是许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而关系网则是中国式的网络建构。因此，人情、关系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发扬光大具有天然的社会环境。就当前而言，法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执行不坚决等许多制度性漏洞以及教育偏差，价值偏差等许多环境性漏洞导致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更多的需要通过关系、人情等非制度手段解决。因此，人情、关系弥补了制度性手段的不足和漏洞。有用就有市场，就有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短时期内“讲人情、重关系”仍就会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难以有改变。 (二)“重关系、讲人情”在中国的普世性

工具性及不完善的社会制度是中国人可以利用关系、人情处事的外在条件。而个人动机和社会心理则成为了中国人利用人情、关系处事的内在条件。

就个人动机而言，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人都有利用人情、关系为己谋利的动机。对于业已拥有广泛关系、握有权力的人而言，利用人情交往可以广织更大的社会关系网以便自己及其利益共同体使用，他们有利用人情关系的动机。对于有办事需求的人来说，不完备的竞争环境和投机的心理导致他们愿意通过交易来疏通人情关系以迅速、高效或者以次胜优地达到个人或集体的目的。对于有能力有实力但也参与竞争的人而言，他们大多有锦上添花的动机，即在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为防止评判者故意刁难而疏通人情关系以确保万无一失。对于无即刻办事需求，但也深谙规则的人而言，他们愿意通过人情关系的精心维护和长久经营以备日后的不时之需。而对于讥讽、不屑人情世故的人而言，他们大多也处于一种言不由衷的状态。他们要不是力不能及、要不是嫉妒眼红，要不是矛盾焦虑，要不是吝啬成本，在这里“面子”又与“人情关系”成了一个对立面。他们打着“现代人”的旗号去讽刺那些利用关系的“投机者”以保存自己的“面子”。总而言之，社会化以后的中国人，大多有利用人情、关系为己谋利的动机。

从社会心理来看，个人心理是会受到社会中的他人或者群体影响和制约的。“重关系、讲人情”这样一种社会惯习当被整个社会和其成员接受的时候，如果某一个体与之背道而驰反倒会显得不伦不类、不识时务。因此，日积月累的社会化和周围群体的教化，多数人会被其他人或者群体影响，之后多数人又进一步影响身边人，如此循环往复，在没有外界强有力的干预的情况下形成稳固的社会心理，“重关系、讲人情”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总之，个人动机加社会心理会使得一种行为成为一种惯习和一种具有真理性的价值观。“重关系、讲人情”就是这样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心理的，它也因为在中国的被广泛接纳和运用而变得具有普世性，从而也变得难以短时期内有改变。

(三)文化滞后

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一种，文化变迁又是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学家奥格本那里，文化变迁就是社会变迁。在中国，“重关系、讲人情”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它在经历了几千年的积累与传播后，自现代制度传入中国之后开始了长久的文化调试过程。

然而，调试就会产生滞后，“文化滞后”就由文化的调试而来，文化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这些部分是高度整合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会带动其他部分的改变，各个部分对已变化部分的调试就带动了文化整体的进化。为此，奥格本提出了“文化滞后的假设”。他指出：“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引起其他社会变迁，即适应文化的变迁(适应文化奥格本指的是非物质文化)，被引起的变迁往往是滞后的。所以旧的适应文化往往停留在新的物质条件中。适应文化的滞后带来了一个失调时期，这个时期不如以前和以后那个时期那样和谐。”因此，“重关系、将人情”作为传统社会留在当前现代社会的“适应文化”要往往是滞后于新的物质条件的，即滞后于当前日臻完善的现代社会制度。同时，中国正处于新的物质文化——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中，旧有的人情、关系文化本就滞后于此，再加上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所以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的文化变迁是难以短时间内完成的。

虽然奥格本指出文化滞后会积累起来导致革命的爆发，如法国大革命，旧有的传统的封建制度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了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的爆发又颠覆了就有的封建文化，逐步建立了现代的文化制度。但是，中国的“人情关系”文化毕竟不是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它有积极的正功能，它虽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但关系作为一种资本是不可避免的，它完全可以转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它可以在市民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在保证社会正常运行机制方面充当现代政府及其现代制度的有利补充。因此，通过革命的方式彻底颠覆“人情关系”文化在中国的作用被过往历次现代革命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立起完善的体制机制，使“人情关系”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无用武之地，人情困境自然就水到渠成的解决。但是，体制机制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人情困境的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之，人情困境正因为当前的社会转型、文化变迁才显得更加的显著，“人情关系”文化作为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其合理性的地方使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情困境也许短期无解，也许永远无解，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人情困境一定会得到缓解，“人情关系”文化也会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积极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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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4(5)：48-57

[4] 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81

[5] (美)奥格本.社会变迁[M].王晓毅，陈有国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3

作者简介：李享(1988--)，男，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