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一个哲学内部的问题。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欧洲哲学与宗教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欧洲哲学与宗教论文篇一

论哲学与宗教的界限

提要： 哲学 与宗教的关系 问题 既是一个 历史 课题，更是一个哲学内部的问题。因为任何彻底的哲学都不能不面对如何理解和对待宗教的问题。本文从讨论“什么是哲学”入手，试图通过深入 分析 理性的先验意识如何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来首先阐明哲学与数理 科学 的关系和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哲学与宗教的内在关系及其分界限。对这种内在关系的分析表明，哲学与宗教只不过是理性返回本源的两种不同方式。

关键词：哲学 宗教 数理科学子 本原 自身同一物 自在物

哲学(思想)通常被认为是脱胎于宗教。因此，关于哲学(思想)与宗教的关系问题，通常有两个相反的回答：或者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总处于斗争当中，哲学从宗教中脱离出来是思想对宗教的胜利;或者以为二者是相通的和一致的，哲学从宗教脱胎出来既表明它们各不相同，又表明它们具有亲缘性，它们之间甚至是相互需要的。但是，不管哲学与宗教是对立的，还是一致的，它们各自应有各自的界限，否则就无所谓对立，而其一致性也就成了与自身的一致。这意味着要讨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必须首先澄清它们之间的界限。

一

但是，哲学与宗教的界限问题首先涉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个让人无从下手的问题。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常常各不相同。这里我们暂且从哲学的历史源头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哲学(Philisophie)这个西语词来说，其原初意思就是大家都烂熟了的所谓“热爱、追求智慧”。关键是，何为智慧?又怎么爱她(才是哲学)?一种东西要能被称为“智慧”，她至少要让在这个世界上四顾茫然的人类能够因她而得到信心、希望和安宁，不再终日惶惶而不知所往。对于这种智慧，人人都会心生爱意而向往之。那么，如何爱她才使这种爱成为哲学呢?对智慧的一种爱之所以能被称为哲学，首先在于这种爱是唯智慧而爱。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哲学是一种全心全意去爱智慧的亲证活动。对于哲学(或从事哲学的人)而言，智慧本身就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哲学可以不顾一切利益考量和现实因素而只爱智慧。不过，哲学的这种爱又是一种带着自我觉识的爱，也就是说，哲学对智慧的爱总是带着对自身的这样一种处境的觉悟：即如果她不追求智慧或错过智慧，那么她自身就会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之爱智乃是一种自觉之爱。这体现在哲学是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来进行她的爱智活动。

因此，就其起源上说，哲学就是一种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来亲证智慧的活动，从而使人能够智慧地生活。

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智慧的首要问题就是追问世界的“本源(始基)”问题。而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也就是追问变动世界中可靠和确定的根基的问题。在这个流变不定的世界里，我们身在何处?何以安居?或者问：把茫然四顾的心灵安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从大地上站立起来，并且顶天立地地撑开一片可以安居的天地?寻得“安心之所”的问题，也就是寻找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与生活担当起来、支撑起来的力量与根基的问题。因它可靠，我们可以生活得安然和踏实;因它可靠，我们可以坚定地打开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因而可以生活得有信心、有力量。简单说，因它可靠，我们的生活既能经受住苦难的重压，也能经受起幸福的诱惑。

在哲学产生之前，希腊人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都生活在神话世界或原始宗教里，人与他人他物都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梦幻般的关系中。世界的本源问题的提出，就象一道光芒从人类的心灵世界划过，照亮了人与他物的明确界限，从而召唤了人类对自身身份的意识与追问──人在这个变幻不不定的世界上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扮演着什么角色?从根本上说，在本源问题里，一方面表明人类对纷繁变幻的现象事物持不信任、不满足的态度;另一方面表明，人类相信透过这些现象事物可以找到使自身能够立定其上的确定性与可靠性。

本源问题所追寻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也就是绝对性。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绝对的一或绝对的存在者，才能够是可靠的和确定的。所以，可以进一步说，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也就是探究绝对性的问题。本源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开始了对绝对的意识与觉悟。而对本源的追问，实际上也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觉悟与确认。因为人类之所以会去追问世界的本源问题，在根本上是为了人本身的生活与存在寻找可以立身其上的可靠根基，以免在变幻不定的宇宙面前茫然失措或惶惶不可终日。实际上，对本源的觉悟——不管这种觉悟是以思想的追问方式，还是以宗教的启示方式来完成——都同时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追问。回到本源而与本源共在，也就是人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己本来在的位置上。因而，回到自身在根本上也就是回到自在的自由存在：在自己的位置上持守着一切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本源的追问与觉悟都或强或弱地召唤着对人的自由的觉悟。对本源的守护在根底上也是对自由的守护。因此，对本源，从而对绝对的追问和觉悟，在人类史上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类开始了依靠一种自觉的精神(灵性)力量寻求自立与自由的漫长历程。

上面的讨论已暗示出，哲学是以不同于宗教的方式去追寻本源问题。如果说宗教是以启示的方式直接领悟绝对的本源而信任这个本源，并且由对这一本源的觉悟与信任而肯定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那么哲学则是出于对这个世界不满足、不信任也即有所怀疑而去追问这个世界的本源。也就是说，哲学是从“不满足”和“怀疑(不信任)”开始的。

二

但是，人们之所以对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满足，是因为事物是有限的，而事物之所以是以有限物出现，恰恰是人们已经对事物作出某种规(限)定，也即把显现给我们的相遇者规定为某物。不管人们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任何有限物实际上都已是被自觉不自觉地规定为“是什么”的事物。而人们之所以对事物不信任而怀疑之，首先则是因为事物会失去自身，也即所谓“变异”。而人们之所以会发现事物失去自身，则是因为人们已经把事物向我们的显现就当作这一事物自身，也即把事物在意识中的显现规定为这一事物自身，或者说，这一事物被直接等同于它在意识中的显现。这种规定活动或等同活动也就是给出自身同一物(Identit?t)的构造活动。当我们把被命名为“树”的相遇者在我们意识中的显现就当作“树”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在给出一个树的自身同一物：树的如此这般的显现就是树本身(全部);或者说，树本身仅仅就是它的如此这般的显现。正因为事物获得了自身同一性，它才会失去自身，因而才会有变化与变异;否则，事物就只是在现象(显现)之流中不断隐身的独一的自在之物，或者说，只是通过显现表明其隐身在自己位置上的独一物，而无所谓变异与变化。

实际上，把相遇者规定为某物，也即规定为“是什么”，从而使之成为“有限物”，同样也必须以将相遇者构造为“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因为任何事物必须首先是它自己，才能够进一步是其他的“什么”。这也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事物不满足、不信任恰恰以将这个世界的事物构造为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对本源的追问是从一个由自身同一物构成的世界开始的。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哲学是从概念物出发。因为所谓自身同一物必定是在质、量、关系这类概念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的。没有这些概念意识，我们就不可能给出可以以“A是A”这一同一律形式表达出来的自身同一物。

自身同一物必定是存在于质、量、关系这类概念意识中的存在物。它的关系性存在首先就是与自己的关系。任何相遇物只有当它在质、量意识中被显现和综合，并且它的这种显现被把握、意识为就是它自身，即与它自己的显现处在等同关系中，它才不再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在相遇物，而成为仅仅等同于其显现的为自身同一物。换言之，自在相遇物才被掩盖而成为单纯的显现物，并且也才能进一步成为各种关系物。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只有首先成为自身同一物，即与自身处于等同关系中，才能进一步进入与其他自身同一物的各种关系中，从而成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对象。从根本上说，各门科学，首先是以数学为基础和榜样的各种具体科学——我们权且称之为“数理科学”，实际上都是以自身同一物及其关系为对象。因为任何事物只有当它作为自身同一物被构造出来，它才能进一步得到逻辑的和 经验的规定。如果一事物是否是它自身都没有得到确定，那么，对它的一切其他规定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无法断定对它的规定是否就是对它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科学都是以自身同一物为前提 ，或者更确切说，一切科学都是建立在构造自身同一物的意识活动之上。正因为如此，康德把量、质、关系这类据以构造自身同一物的范畴意识与时-空形式一起当作一切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要素。

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看出哲学与数理科学的区别。如果说数理科学是以自身同一物为前提，并且也只以自身同一物及其关系为对象，因而永远停留在自身同一物与关系物领域，那么，哲学虽则从自身同一物出发，但是它并不以自身同一物为对象，而恰恰是要摆脱、离开自身同一物，去追寻自身同一物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因此，哲学并不停留在自身同一物领域。从思想-意志的方向而言，数理科学是从自身同一物出发进入经验-关系世界，而哲学则是从自身同一物出发摆脱一切关系物而返回本源处所。这恰好是两个相反的努力方向。

这并非说，哲学与科学是无关的两极。不管是从历史事实还是 理论 基础来看，科学从来就不可能离开哲学。虽然哲学家可以不理睬科学家，科学家也可以不理会哲学家，甚至嘲笑哲学家(这通常是那些无知和浅薄的科学家对哲学或宗教惯有的态度)，但是，科学历来就运行在哲学所提供的基础上。这除了是说，科学迄今仍运行在古希腊哲学所确立起来的思想方式和基本观念之内，更重要的是指，构成一切科学之基础与起点的自身同一物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解答。科学是否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取决于哲学是否解决了“自身同一物是如何给出来的”这一问题。如果离开哲学的反思而任科学自行其事，那么科学不仅将忘却自己的基础，而且本质上将越来越远离本源。其结果不仅将使科学走向自我瓦解，而且将把人类带向片面化——因为远离本源也就意味着关闭了其他可能性，而把科学打开的可能性当作唯一的可能性。

实际上，自身同一物构成了哲学与数理科学之间最直接的 联系点。哲学对自身同一物之所以可能的追问和回答为科学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科学由此获得了强有力的论证和推动。不过，正如自身同一物只是科学的基础，而不是科学的核心一样，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和回答则只是哲学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哲学的归宿。因为哲学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恰恰是出于对自身同一物的怀疑和不满足。对自身同一物的怀疑并不是要放弃它或否定它，而是要追问它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根据。如果没有或不能找到这种根据，那么，人们对关于它如此这般的断定就是可疑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终止对一物之为这一物的判断。确立自身同一物的根据，也就是确立了一个世界的真实性和可判定性。对于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对事物的一切科学陈述(判断)获得了可靠的标准物，也即以“A是A”形式表达出来的第一定义物;而对哲学来说，则意味着它所追寻和迈向的本源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本源，也即是一个有根有据、可在概念中被确立起来的自身同一物的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而不会是一个梦幻世界的梦幻本源。

自身同一物作为一切数理科学的基础恰恰是科学所不关心的，但是，对自身同一物的追问却是哲学的一个起始步骤。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开始于科学终止的地方。这使哲学与科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要借助于概念体系来完成自己的任务：科学是在由概念构造出来的自身同一物基础上提供出一套与经验相关的概念体系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而哲学则必须演绎出一套先于经验的概念体系，否则，它就无法说明自身同一物是如何可能的。不过，哲学借助于先验概念体系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自身同一物的可能性问题，或者说，并不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是如何可能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现如何确实可靠地退出这个世界而迈向这个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哲学完成的严格的概念演绎体系既要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奠定基础，从而为一切科学奠定基础，而且同时要打开一条由这个世界通向其本源的道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由自身同一物构成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显现的、可由概念完全把握的在场者，那么，这个世界从中显现出来的本源则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在场者，它同时是一个不显现的、不可由概念加以把握的不在场者，一个隐蔽者。

所以，哲学一方面要借助于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它通过概念体系所要寻求的恰恰是非概念的隐蔽者。这意味着，哲学从其出发的地方到其归宿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哲学并不能通过概念体系的演绎直接通达所追寻的本源，因为本源永远在概念之外，否则它就不会是真正的本源。对于哲学来说，概念的严密演绎是一条把人们引到离本源尽可能近的地方的可靠道路，以便人们能够从这个最近的地方跨越过去，进入与本源的共在而终止一切概念。因此，与科学不同，如果说科学 研究 是通过概念知识体系来展现一个关系世界而深入这个世界，那么，哲学进行概念演绎则是为了摆脱这个关系世界而迈向非概念物。哲学的概念演绎活动是一种摆脱关系世界的活动：不仅要脱离一切经验的关系，而且要脱离构成这一切经验关系之基础的自身同一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概念演绎是这样一种解放活动：把人从关系世界中解放出来，使之朝向绝对者，向绝对者敞开自己。

把人从关系世界解放出来，也就是让他从关系中退身出来而回到不受制于关系的自由-自在的存在，而这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在自己位置上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存在;在人的这种自在地向他者敞开自己的存在中，他者也在自己的位置上来与我们相遇，并且也才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相遇。人只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因而也就是只有在自由中，才能跨越概念物与非概念物之间的鸿沟，才能与作为自在的他者的本源相遇。

因此，哲学确立起来的概念体系必须是一个自由体系，也即一个摆脱关系世界而向自在的他者敞开自己的体系。简单说，自由体系就是一个向绝对他者敞开自己的体系。开放体系与封闭体系之别就是哲学与科学之别。作为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封闭于概念物，或者说以概念物为界限，而不寻求概念物以外的东西;对于科学来说，不存在概念物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科学看来，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在概念中被把握。因此，科学不承认概念之外而不可被概念所规定的存在物;一切都可在概念中被陈述。所以，每个科学体系都试图充当一个“大全”，至少是某个方面的大全。因为它把自己的陈述当作是关于一切可能事物的陈述，而忘却了自己的陈述永远只是关于关系物的知识，而完全不可触及自在物。因此，科学体系的变化通常不是一个体系融合另一个体系，而是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所突破而被取而代之。因此，科学知识体系的变化通常是革命性的，总是体现为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科学是一种建构体系的活动，科学史是一个建构体系的历史。相比之下，作为自由-开放的体系，哲学体系的变化并不是通过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来体现，而是通过创造出足以更进一步摆脱关系世界而迈向绝对本源的新概念来完成。由于这新概念能够进一步摆脱关系世界，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打开一个更开阔的视野(Horizont)，使整个体系能够更开放地朝向本源。在这里，体系的变化更多体现为对原有体系的融合，而不是取代和放弃。这也是为什么今人虽有今人的哲学，但是却不能放弃古代哲学的原因。哲学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改变了体系的视野而构成哲学的一个环节。与科学相比，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一种创造概念的活动，通过创造概念建立向绝对者开放的自由体系。如果说科学体系中的概念是从经验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因而科学是通过建构概念来建构体系，那么，哲学体系里的概念则是自由理性从对自己的自由反思中开显出来的。这种从自由反思中开显出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概念的活动。创造就是从自由中开显与给出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通过创造概念来演绎自由体系。 三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为什么 哲学 概念是从理性的反思中开显出来的。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再指出，哲学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怀疑与不满足。这种怀疑引导了哲学去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它显现的这样，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如果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是它显现的这样，那么它为什么会显现为这样，而不显现为别样?这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根据 问题 。但是，这个世界之所以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是也只能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本身，或者说，是也只能是我们的理性使这个世界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因为这个世界只能在我们的理性意识中向我们显现，并因而是“这个世界”。因此，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在根本上就是对理性本身的追问，因而也就是对理性本身的反思。通过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理性以反思的方式返回自身。

正如前面所说，自身同一物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而自身同一物又是在理性的先验概念(诸如量、质、关系)中被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这个世界”首先是建立在量、质、关系这些由理性提供出来的概念之上。但是，这些概念却是在对“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反思中才被理性本身所觉悟而开显出来。因此，如果说哲学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怀疑，因而开始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那么，也就是说，哲学开始于对理性本身的反思，并且在这种反思中开显-创造出理性自身的概念。

不过，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因而也就是理性的反思活动，并不停止于“这个世界”的直接根据上，也即不会止于使自身同一物成为可能的那些概念上。这些概念虽然出自自由的理性本身，但是，作为这个世界的直接根据却是远离这个世界的本源。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只会止于“这个世界”的再无根据的本源。离“这个世界”的本源越近，也就离“这个世界”越远。所以，追问“这个世界”之根据这种反思活动实质上也是离开、摆脱“这个世界”的活动。这种离开或摆脱就是一种解放。

那么，为什么哲学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只会止于“这个世界”的本源呢?因为只有本源才是再无根据可寻的唯一者，它是一个无根无据的深渊，却又是给出一切的唯一来源。那么，理性在追问根据的反思活动中如何回到这个本源呢?在追问根据的活动中，理性首先是从从自身中找到“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也即诸如量、质、关系这类先验概念。但是，理性在自身的反思中同时发现：自身并不仅仅是这些概念，并且自身也有其来源——对“自身有来源”这一点的觉悟也就是理性的源头意识，人们通常称之为时间- 历史 性意识。由于发现自身并不仅仅是如此这般的概念，因此，理性会进一步追寻自身，这种追寻自身也就是试图回到自身;同时由于觉识到自身是有来源的，因此，理性会不懈地去追寻那个源头。对这个源头的追寻也就是对“这个世界”之本源的追寻，因为既然它是理性的源头，当然也就是理性构成其根据的“这个世界”的源头。但是，既然理性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本源，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理性只有回到自身，也即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在地存在，理性才能与本源共在。所以，理性追寻本源与追寻自自是同一回事;或者更确切说，理性是通过追寻自身、返回自身而回到本源。

问题是如何返回自身?自身也就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己，而不是在关系中的角色。角色也是一种自己，一种关系中的自己，它总是受制于关系项和关系因缘。关系项和关系因缘的变化，这种作为角色的自己或者丧失，或者发生变换。只有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自己才成为真正的自己。而所谓“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自性物的天然位置，或者说，是被造物从“深渊”被抛出的位置。自性物总是守于天道之中，是为天然之物，正如被造物总守于“深渊”之旁，是为在整体之中的存在者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上面说，理性(作为一种被造物)回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作为本源的深渊共在。就事物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是不可替代的、独一的而言，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就是它的绝对存在，不会因任何关系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就事物(作为被造物)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不依附于任何其他事物(被造物)而言，它的这种存在是独立的、无关系的存在——它与其本源或造物主的关系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它或者是被从无中创造出来，或者是被从深渊中抛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本源的关系也就是与无的关系，因而是一种自由的、不对称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担保自性物(被造物)获得自己的位置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具有单向度效应的关系(任何存在物都不可能对“无”有任何效应，但它们却都是从无中来)，因而是一种无双向效应关系的关系。而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是也总是具有双向效应的关系。所以，我们称在自己位置上的存在者与其本源的关系为无关系的关系。

就自身是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己，因而是一种独立的、无关系的存在而言，回到自身也就是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由-自在的存在。这意味着，理性必须通过退出一切关系才能回到自身而与本源共在。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理性如何才能退出一切关系?这里我们倒是要先问：理性是如何进入关系而忘却(掩盖)自身的?通过概念，确切说是通过具有构造、组建功能的概念来把事物置放入各种关系中，并因而使自己进入各种关系。事物间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理性(人)与事物的各种关系，都是建立在这种具有构造-组建功能的概念基础之上，首先则是建立在使自身同一物成为可能的那些先验概念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理性必须退出一切构造性的概念才能退出一切关系而回到自身。哲学作为理性以反思的方式返回自身的活动，它与理性的其他返回活动(比如信仰)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不是通过直接拒斥概念或切断概念的方式退出概念，恰恰是通过概念来摆脱概念。当然，哲学不可能通过构造性概念来退出这类概念本身，而是通过创造出另一类概念来摆脱构造性概念。

相对于构造性概念，这另一类概念并不具有构造功能，不能象构造性概念那样通过构造出某种关系而构造出可被我们抓住-把握的事物，因而也就是说，这类概念并不能使……成为可被限定的对象。比如“自由因”这样的概念，它并不能给出一个可被我们把握、限定的对象。但是，这种概念却能够把一切可被限定的事物，因而把一切具有限定功能的构造性概念引向整体或完整。任何可被限定的事物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任何构造性概念都不是对整体的把握。原因概念可以构造出各种具体的因果关系，但是，它给出的任何因果关系都是有限的，而不是完整的;只有自由因这样的概念才能把所有的因果关系引向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从而使构成这个完整链条中的每一个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是可靠的和牢固的。在一个没有自由因的、不完整的因果链条中，任何因果关系的可靠性都无法得到保障。就此而言，自由因恰恰构成了一切因果关系的可靠性的前提。因此，这类概念虽然不具有构造功能，但是它们却具有把构造性概念引向完整或整体，从而使构造性概念获得可靠性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另类概念称为引导性概念。如果说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的那些概念是最基本的构造性概念，那么，对于理性存在者来说，引导性概念则是“这个世界”通向其本源的最后根据，然而也是最遥远的根据。问题是，理性究竟从什么地方获得引导性概念?

正如理性通过哲学的反思发现，理性是从自身中给出那些先验的构造性概念并使之成为“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直接根据一样，理性也是通过哲学这种反思活动而从自身中给出引导性概念，以便把一切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引向完整与整体。因为只有对理性来说，才有对整体/Ganze或完整/Vollst?ndigk Eit的诉求。对整体或完整的诉求是理性内在固有的一种能力。因有这种诉求，理性才会不满足于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因为构造性概念的使用永远只是触及部分，而无法给出整体，永远只是一种限定，而不可能达到完整。面对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理性必定要在反思中给出把这种使用引向整体或完整的引导性概念。对于具有整体性或完整性诉求的理性来说，给出引导性概念是它的一种必然而自由的演绎活动：因为只要是理性存在者，它就必定要求给出引导性概念，以使构造性概念的使用走向完整，所以，从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必定要给出引导性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给出是必然的;但是，理性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从自身给出引导性概念，而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这种给出又是自由的。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面对自己的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理性必定要给出引导性概念，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理性是从构造性概念中演算出引导性概念。不是构造性概念使引导性概念成为可能，而是引导性概念使构造性概念的使用的可靠性成为可能。从概念的逻辑演算角度看，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永远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从构造性概念及其运用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演算出引导性概念，比如从因果概念及其确立起来的任何因果关系都不能演算出自由因。这里，只有借助于理性追求整体与完整的跨越(超越)能力，才能给出(也才有必要给出)引导性概念，并使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成为“合理的”。所以，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演绎并不是概念的逻辑演算，而是一种概念的跳跃活动。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自由演绎：理性从自身中给出概念并使之通向整体。

从理性本身角度看，理性是内在地具有引导性概念才会去运用其构造性概念;只是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理性才以构造性概念为线索去回溯自己所止息的引导性概念。理性之所以会止于引导性概念，正是因为这种概念完成和满足了理性对完整性和整体性的诉求。这并不是说，引导性概念使理性把握-抓住了整体，整体是不可能被我们的理性抓住的。理性所能达到的只是在反思中借助于引导性概念觉悟整体而向整体敞开自己。理性从构造性概念到引导性概念，再到向整体存在者敞开自己，存在两个自由的跨越。理性借助于哲学的自由演绎可以完成第一个跨越，但并不必定能完成第二个跨越，而只是为这第二个跨越提供最充分的准备。这就如我们前面说过，哲学是一种借助于概念演绎进行追本溯源的方式，但是，本源并不是概念所能把握的，因而哲学的概念演绎所能做到的只是把人们带到离本源尽可能近的地方，以便人们跨越过去而与本源共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彻底的哲学都会导向宗教(信仰)，但并不必然使个人皈依宗教。只是由于哲学的宗教导向必定有助于人们走向宗教信仰，或者有助于坚定、巩固其宗教信仰。

理性以构造性概念为线索回到引导性概念，实际上是理性以反思的方式从自身中给出概念，也就是以哲学方式自由地创造概念。这种自由创造概念的活动一方面是严格的演绎，因为引导性概念与构造性概念必须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即前者能够把后者的使用引向完整或整体，并因而构成后者使用的可靠性的前提;另一方面是一种摆脱-解放，因为理性通过哲学创造概念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到与本源的共在，而本源不可能被任何概念所限定，因此，哲学创造概念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摆脱概念，也即摆脱组建各种关系的构造性概念。引导性概念要把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引向完整或整体，必须从构造性概念的具体运用中跳跃出来，因而也就是必须从各种关系中摆脱出来，因为任何构造性概念的使用都只能涉及部分，它的构造活动都是对整体的零碎抢夺，给出的永远只是整体的碎片。但是，引导性概念既然构成了构造性概念使用的可靠性的前提，又如何能摆脱构造性概念的使用及其确立起来的关系呢?

作为理性自身给出来的最高概念，引导性概念把构造性概念所能给出来的一切现实的、具体的关系都作为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因为它包含着一切关系于自身，因此，一切构成它之部分的具体关系才是在一个完整关系中的关系，因而才是可靠的;同时，由于它只是把一切关系作为可能性包含于自身，因此，它不是任何具体而现实的关系，也即说它是对构造性概念所能给出的一切现实关系的否定，因而是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摆脱。正因为引导性概念是对一切现实关系的摆脱，它才能使理性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在-自由的存在。

四

上面我们讨论了哲学作为人这种理性存在者追寻本源的一种方式是如何通过创造概念和摆脱概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哲学与数理 科学 而言，“自身同一物”成了它们的分界线：哲学通过创造概念来摆脱以“自身同一物”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而(数理)科学则是通过构造概念进入“这个世界”。如果说哲学的目的是从“这个世界”摆脱出来，回到自在-自由的自身，以便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么，科学的目的恰恰是要进入和把握“这个世界”，它是也只能是从“这个世界”的维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停留在概念之内。

而就哲学与宗教信仰而言，“概念”成了它们之间的分界线。虽然哲学和宗教都要回到本源和守护本源，但是，哲学是通过在反思中的概念演绎来摆脱“这个世界”而走向本源，也就是说，哲学是在追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根据而走向再无根据的本源。因此，哲学需要完成从概念存在者到非概念存在者的跳跃，如果它要完成自己的使命的话。因为一切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的事物一定是可被概念所把握-概观的存在者，因而总在概念中，而再无根据的事物则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被概念所把握-概观，因而它不会仅仅是概念存在者。但是，宗教信仰则与概念演绎无关，因而与反思无关，因为任何概念演绎都是在反思中进行的。宗教对本源的觉悟和守护不借助于对“这个世界”的根据的追问，而是通过对一系列法则、仪式的直接践行来进行。而这些法则、仪式则来自既定的启示或习俗。不管人们是从某种历史事件或者 自然 天象，还是从神秘体验中确立起这些法则、仪式，人们都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是直接来自某种不可被把握-抓住的他者的指示。因此，对这些法则、仪式的遵循和践行就能保障人们回到隐蔽的启示-指示者身旁而与他共在，从而获得某种力量。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以“自身同一物”为基础的领域，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世界，因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哲学与宗教的分界线。虽然哲学和宗教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看待、理解“这个世界”，但是，它们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路径却完全相反：哲学是从反思“这个世界”之根据而返回“另一个世界”，而宗教则是直接进入“另一个世界”，再到“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是从下到上，而宗教则是从上到下。如果说前者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那么后者则可以被视为一种救渡。而从历史效应的角度言，它们都展现为对“这个世界”的改善和提升。历史是一个解放过程，也是一个救赎的过程。

不过，从最根本上说，反思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分水岭。哲学是出于怀疑的反思而去追寻“这个世界”的根据和本源。正如我们前面指出过，所谓反思也就是对有所意识的意识活动的意识或思考、追问。“这个世界”是在我们有所意识的意识活动中开显为这样而不是别样的，因此，对“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之根据的追问必定就是一种反思活动。这种反思活动在根本上说来既是从理性自身中去追寻和开显“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而不是别样的最后根据，也是理性向自在-自由的自身返回。理性只有从关系世界中返回自在-自由的自身，才能向绝对的他者或本源敞开自己而与之共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以反思的方式，因而也就是以从理性自身中追寻“这个世界”之根据的方式去追寻本源。因此，对于哲学来说，一切法则，不管这些法则来自什么地方，只要它们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行动的法则，它们就都可以从能够返回自在-自由的自身而与本源共在的理性中找到根据，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被觉悟、意识为理性的法则。就此而言，哲学的反思活动就是从理性自身中寻求一切法则之根据的活动。因此，理性通过哲学给出的法则是自觉的法则。

而宗教信仰给出的一切法则则是直接的法则，也即说是非反思的法则。因为宗教不是靠理性的反思，而是靠理性的纯粹直觉达到本源(绝对的他者)而与之共在。所谓理性的纯粹直觉，也就是理性的直接的纯粹意识。正如理性是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开显“这个世界”一样，理性也是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觉悟最高本源而与之共在。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在意识之中，那么本源则不仅仅在纯粹意识之中，它同时隐蔽在纯粹意识之外。因此，反思——对有所意识的意识即对开显活动的意识——永远不可能触及本源。理性在直接的纯粹意识的觉悟中，既意识到最高本源的存在，又意识到这个最高本源并不能象“这个世界”那样在意识中给予我们，它永远比“这个世界”“大”，比我们的意识“多”。因此，它与“这个世界”，与我们这些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1]。理性在直接的纯粹意识中觉悟到本源而与之共在，也就是觉悟到这种不对称关系而守护这种关系。由于在这种不对称关系中，本源是一个隐藏自己而高于我们的绝对他者，因此，理性直觉在这种关系中确立起来的一切法则、仪式都可以被视为来自那绝对他者对理性的启示，因而都是神圣的和绝对的。

就理性是在其纯粹的意识中觉悟本源及其绝对性、神圣性而言，哲学通过反思活动回到理性本身，既是回到自由的自在，也是回到神圣者之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追问纯粹意识和第一原则的纯粹哲学既是一条自由的道路，也是一条神圣的道路。

实际上，宗教信仰寻求哲学的理解，并非信仰离不开理解，而只是表明信仰需要理解。这种需要只不过是寻求对理性在那种不对称关系中给出的那些法则、仪式的反思，以便使两个同是由理性确立起来的领域——本源与“这个世界”——在理性范围里相互协调，而不致相互矛盾，从而使神圣的更神圣，合理的更合理。

欧洲哲学与宗教论文篇二

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摘要：通过梳理哲学史，试图从认识论、本体论、人的存在方式三个层次说明了哲学与宗教互融互通的可能性。这三个层次层层推进，并且围绕一个中心构成一个整体，那就是人的精神本性以及对它的体认。而这正是宗教的核心认识价值所在。

关键词：存在;精神本性;生存时间

引言

中国经历了近现代社会的磨难，艰难地走到今天，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这些成就多半是物质层面的)，但遭遇的精神危机也前所未有。在我们社会中，可以看到，处于低层的人，炫富与仇富心理并存，热情与冷漠瞬息而变。对于中上层阶级，阳奉阴违的事又很普遍，一面宣誓公正廉洁，一面又大肆挥霍敛财;一面立志高洁，一面又作风不正。而信息时代，人的思考是贫弱的，我们常常忘情于飞速更新的新闻，而没有能力与时间究其永驻的本质。寻问原因，我们简单地归结为：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信仰的时代。至于追问为什么会缺乏，信仰该如何重塑则又一时语塞。

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中国人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中国人将科学技术与宗教信仰、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并非简单地对峙，对科学技术的价值迷信几乎成了一边倒的趋势。在人文科学界，也受此思潮的影响，加之唯物论的引入，理性思维、实证主义被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高举的理性是唯物是瞻，而不是人心中的理性。人心中的理性应该是对未知领域的相信与不断探求，对人之为人的尊严的证明与思考。

希腊系、中国系、日本系这三个主要哲学体系的发展脉络都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宗教传统与哲学是同源而生的(主要是从词源上来看)，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这事关在我们这样一个怀疑的时代重塑信仰。

一、笛卡尔“知识之树”揭示的认识论问题

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曾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整个哲学就像一棵树：树根就是形而上学，树干就是物理学，而从树干长出来的许多树枝，就是一切其他科学……”①，在这里笛卡尔显然是在强调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但是，他无意中却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将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等与人之间作横向对比就不难看出：人的认知层面与实践层面是相互连接的，他们统一为一个整体(树)，有区分有同一，那他们到底是怎样连接的呢?如果从这个问题深思下去，我们不难想到，康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他的哲学深处，他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就是试图在做这种诠释。康德的说法是很有信服力的，理性主义在以后的哲学中占据了主流。

许为勤在《布伦塔诺价值哲学》中，曾论证了西方哲学史除了有理性主义这一条显的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隐的线索，那就是心灵主义路向。这一条线索在本体论哲学时期还若隐若现，但到了认识论时期却反而销声匿迹了。但笔者认为，其实这一蛰伏是为了更有力的起跳，那就是――认识不断开拓自己的层面而导致的一个必然趋势：理性的拓宽就是对理性的边界的探寻，或者说对非理智的触碰与沟通。这构成了认识论跌宕起伏的论争史。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②这是人的尊严的一次重塑。但是人之经验领域作为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得到尊重，那人就不成其为人。虽然理性的单向度夸大与科学史的轨迹如影随形，但是从哲学史看，理性之夸大却有违认识论的初衷。而且它会带来严重后果，“人类理智通过以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己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了它自身的无限性。”③，它的野心很快变大了，它忘记了自己被凸显出来的目的乃是为了认识人的更加丰富的本性。

单纯理性经过了约两个世纪的孕育、发展，在世界大战的前夜已经风雨如晦。卡西尔不无感慨地说，空幻的思辨又坠入了实证派的泥潭!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关隘上，人们已经开始反思理性、反思启蒙。如果理性并不完全是内心的光明，那我们是否又要反其道而行之，纯粹依赖感性经验呢?舍勒说：“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这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④经验材料极大丰富，但却使得人的自我认识越加的混乱不清。

尼采说：“科学问题是不可能在科学基础上被认识的”⑤，为了寻找认识的可取之径，就有必要重提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所确立的基本方法――内省的方法了，卡西尔认为，只有“我们自身存在的自明性是坚不可摧、无限可击的”⑥。但人的内省并不表示要重走单纯理性的老路，我们自身除了理智还有什么，明显胡塞尔写《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的“科学”已经大不同于康德之“科学”了。那这种可以配享科学之名，而又有关自明性的学问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一种单纯的艺术形而上学并不值得信赖，形而上学必须回到他自身的命运之中，即回到认识论中。由布伦塔诺表象论开启的现象学就应和着这样的命运，他所带出的现象学、他所开启的认识次第、意志、情感分析并不止于一种单纯的生存论思考，而是试图寻找“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又继承了柏拉图时代所未完成的问题。

“布伦塔诺正是从经验和逻辑两个维度展开对康德的批评并进而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那就是通过生命经验的内观体验达到价值的源泉――自明性，并在自明性中实践形而上学的生命意义，即经验层面的自明性情感与逻辑层面的自明性判断。”⑦

有趣的是，作为这次西方现代哲学内省最重要的成果――布伦塔诺哲学与宗教认识论走在了一条路上。许为勤在《布伦塔诺哲学与大乘佛教原理》中，详细比较了布伦塔诺认识论与佛教认识论，不论从认识方法，还是认识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布伦塔诺引入意向性概念转变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观，“没有听，除非某物被听;没有信，除非某物被信;没有希望，除非某物被渴望……”⑧。它将外界事物与内心觉受沟通起来，也只有保持在这种对外的敞开才能坚守住内心，才能唤起内心的存在性。据比较，“就大乘佛教原理而言，与意向性概念相对应的是唯识这个概念”⑨。佛家也讲作意，强调人的主观的识的重要性。布伦塔诺将心理现象分为三类，唯识也讲心有八识，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尤其是认识自明性的方法――内直观，与佛家的“因三项”无比的神似。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认识论史就是宗教核心价值逐渐显现的历史，虽然有时候它是在一种决裂的姿态中显现的。那么哲学与宗教强调要不断加深自我认识的目的是什么呢?

二、 变之不变：追问本源

不断追问我们自身其直接效应就是达到一种身心状态：布伦塔诺认为是寻找到了价值的源泉――自明性，海德格尔认为是回到了澄明无蔽之境，佛学认为是抵达了明明了了的心境。而达到这种身心状态的目的则是与源出本源(至善)身心相接。

古希腊最初的本体论哲学家们就一直在试图寻找不变的本质――所谓“始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立在一个基石上面，我们才能进一步思考我们的存在方式，这基石不仅是万物生命所系，而且是万物秩序的源头。这块基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字，康德叫做“物自体”，黑格尔叫做“绝对精神”，海德格尔则认为，以往的人都是误读，它的真正名字是“存在”(being)。存在植根于大地，效力于语言，而且存在长久以来被遮蔽。哲学史越往后发展，人们就越坚信这个最终本源就在我们自身身上，或者说，“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⑩。内在性是始基的基本特征。

不仅如此，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也将我们引向无限，帕斯卡尔说，“因此就让我们认识我们自身的界限吧;我们既是某种东西，但又不是一切。”B11。也可以这样说，只有认识到有限性才为走向无限提供可能，海德格尔穷尽一生都在思考此在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他已经有意识的从有限走向无限了。

相比之下，基督教也一直在寻找那个最终的存在――上帝，无论是中世纪的学者，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具挑战的哲学家，都对之深信不疑。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章《论上帝及其存在》中，就曾以充足理由律来推论人心中的上帝观念乃至上帝本身。这也是全书的中心所在，上帝观念乃至观念背后上帝本身的存在是其他观念乃至外物存在的前提。可以这样说，笛卡尔的怀疑是建立在信仰中的怀疑，他的怀疑是为信仰服务的。“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宗教并没有消除掉这种最早的神话学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给他们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B12。几乎可以这样说，上帝是存在的另外一个现行。在追问人之最终根基的问题上，哲学与宗教真正走向了同一条路。

无论存在、还是上帝都是我们心中的存在与上帝。笛卡尔强调，实存的上帝深深植根于生活之中，但只能信仰，而不能被认识。能认识的只能是心中的上帝。外化了的存在和上帝都是很危险的。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人正因为这些外化物而受到奴役：“存在却显示生存的转移，即植根于主体的首要的真实的生存被转移到外化的客体的深层面的幻想中”B13，“上帝与人之间靠着人的意识来维系”，“客体化的上帝异化人并统治人，但这样的上帝却经由人意识的有限性造出，是人意识的有限性的反映”B14。由此可见，观念下降为客体将使得人的“主体人格”丧失，从而丧失自由。

对于终极存在，那有限的人又该保持怎样的追问方式呢?别尔嘉耶夫说，“上帝是大神秘。人在超越时朝向他，同他交会”B15。他的意思是，人只有在一种精神生活中去体认，才能够追问存在。而这也是人在宗教生活中所体现的生存状态。

三、 不变之变：进入生存时间

人是精神的动物，精神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笛卡尔说：“因为一切用以认识和领会……本性的理由都更加容易、更加明显地证明我的精神的本性”B16，思想本身成了一个最为确定的存在，进一步，笛卡尔借用蜡块的例子说明了人本身具有本质直观的能力，本质直观并不仅表现为一种手段。精神是人的本性，而本质显现则是精神之本性。

那么如何去培养这种本质直观呢?哲学的训练就是在培养这样一种能力，尼采说：“哲学……就是在冰雪之间和高山之巅自由自在的生活”B17，海德格尔也说：“它完全自由自在的，完全并真正地立足于自由的神秘基础之上。”B18哲学就是通过生活的极限体验去认识精神的学问，只有我们以体验去逼近，被遮蔽的存在才能向我们敞开。

海德格尔同时也承认，除了思想家，本真诗人也能够体验常人所不能见的本质，因为“在诗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与所有单纯科学思维对立的精神的本质优越性。”B19早于海德格尔，布伦塔诺就曾追问过这个“独特优越性”，那是生命的本然所发出来的光明――自明性。只有体验过生命无常、心念寂灭等巅峰体验的人才能够看到这道光明，诗人正是用突破语言极限的方式，去关照生命的每一刹那，于是，一滴露珠、一片落叶都变得惊心动魄了。体验过这种惊心动魄的人会变得异常的安宁与祥和，从此，每一个精神的样态在他那里都富有意义。

西方这一派的哲学可被称为证物自体的哲学，与这一派哲学理路相似，东方也有一套类似的方法。东方哲学中，神之概念“表征为一种无限的力量”B20，“存在”在道学中叫做“道”，在佛学中叫“阿赖耶”。而张尚德先生认为，东方“印证物自体的基本方法是定慧”B21，东方各家中，老庄哲学讲“致虚静”“心斋”、“坐忘”，佛学讲禅定，这些都是对无限力量的体认方式。这种虚静的状态并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通过体外的静定去体验内心中的惊涛骇浪，“一路空、空到底”，不断否定自身以达到澄明之境。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讲的“时间”，海德格尔的时间是一种生存时间，有别于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它通过对生命之流每一刹那的关照而对存在抱有体验式的把握。它可能没有永恒性，但每个人都可以进到加入了永恒性而又属于自己的瞬间。

由此可见，人之本真存在乃是存在于这种精神活动之中，也只有处于这种精神实践活动之中，才能与那个具有内在性特征的存在相契合。哲学与宗教同样致力于对这种存在方式的思索。

结语

综上可见，哲学与宗教在对人精神性的研究、对终极实在的追寻以及对存在的把握方式等三个方面都是相融相通的，这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宗教的认识价值。 从近代认识论对思想危机的解决进程，我们更加容易看出：哲学虽然绕了一个大圈，但最后在基本哲学方法(内省)与基本哲学目的(认识人的精神)上都与宗教殊途同归，这不是两大思想系统偶然的际遇，而是必然的相逢。这是历史在绕过了百年充盈自己的皮囊之后，需要重新开始对精神价值确认。

如果考察西学东渐史，二十世纪中国对科学的选择、对宗教的扼杀，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被迫。而对精神科学的忽视也带来了一系列恶果，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精神贫乏的解放和泯灭人性的斗争，当我们面对一封封公开的文革道歉信，我们才真正看到天空的暗昧不清和人性中那一束耀眼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