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和全球化是一种伴生的关系，主要由于资本主义非理性和非道德性所滋生的反全球化，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冷战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给人以资本主义似乎还有强大生命力的假象。但反全球化的繁荣，特别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兴起，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的边缘。

1.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次危机

全球化本身就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鼓励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或者是“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在本地发生的事情，受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影响，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球各个单元实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加深的过程。

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就在于它不仅是全球化的起点，也是当前全球化得以前进和深化的载体。正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上全球化对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推动，资本主义才具有了战胜旧的和僵化了的生产关系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资本主义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

在全球化势如破竹发展的过程中，反全球化相伴而生。如同全球化概念的宽泛和模糊一样，反全球化也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当前，反全球化主要是指对全球化的批评，对全球化的担心，对全球化所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的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等的不满等。由于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使全球化背负了本该由资本主义所背负的原罪。全球化本无罪，有罪的只是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疯狂的逐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罪恶。因此，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球化，反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非理性扩张，反的是不合理的资本全球体系。从这方面说，一切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行为，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行为，不管是发生于全球的结构层面，还是发生于国家或个人层面，也不管是发生于什么时期，都应属于反全球化的范畴。

反全球化在全球化的形成时期(16-19世纪末)，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就已产生了。正如当初的全球化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样，最早的反全球化也没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但这并不影响反全球化的存在及其重大意义。最早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最早反对资本全球扩张的各种运动。不管是野蛮民族对资本主义殖民化的顽固抵抗，还是封建反动政权对资产阶级的压制，还是农民对圈地运动地反抗和早期工人捣毁资本家的机器，都属于早期反全球化的范畴，尽管不同的形式，其进步意义并不相同。

在全球化形成的早期，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与扩张的阶段。在国内，资本家利用如圈地运动进行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利用剩余价值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进行剥削。在国际上，资产阶级利用贩卖黑奴、利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血腥掠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而资本的全球扩张，势必在个人、国家和全球体系三个层面遭到强烈抵制和激烈反抗。

“当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相联系时，资本主义就有了战胜一切以往社会制度的能力”。由于早期的资本全球扩张对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适应，早期的全球化就具有了高度的历史进步性，尽管这种历史进步性是以牺牲平等、理性和人性为代价的。

因而，早期的反全球化运动，不管其在道德上具有多么重大的合理性，都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反历史性，也就避免不了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但反全球化运动自身所具有的使社会更为公正、理性和道德的作用却仍然在这一时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在国内，即使是反动的封建阶级，在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也会打着同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旗帜。因此，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分析的各种社会主义那样，尽管拥有不同的立场，但它们都含有对资本主义不公正和不理性的反击和抗争。这些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工人阶级运动的蓬勃兴起，是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政治经济地位改善，以及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具有相对理性色彩的根本原因。到19世纪末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改善，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普选权在这些国家基本确立。在国际，各种野蛮的前资本主义民族，在资本主义带来的先进文明的被动熏陶下，也开始以民族主义的旗帜，掀起了新的抵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运动，而宗主国也不得不在这种进步面前做出适当的让步，以应对殖民地国家越来越猛烈的斗争浪潮，在各个殖民地国家的反恐斗争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些现象。

资本主义全球化挟科技革命和廉价商品的威力，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到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基本形成，资本主义全球化告一段落。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的时期，也正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发生深刻危机之时。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掠夺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这一根本矛盾，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通过不断的全球殖民化，把前资本主义国家融入全球市场来缓和这一矛盾，这也是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殖民体系得以建立的体系性原因。却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到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初具规模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这些矛盾也到了非用战争手段不能解决的地步。纳粹的法西斯体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自身矛盾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矛盾不断激化情况下的一种畸形变体。也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列宁才提出了“帝国主义也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旧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也就是旧的全球化模式终于不能维持下去了。

资本的掠夺性对于旧全球化模式灭亡起到了重大作用，也是旧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灭亡的真正动力。由于资本的掠夺性，与资本的权力相联系的不平等已经扩展到了全球各个角落——阶级、国家、种族、性别，这些都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源泉。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和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抗，造成了旧式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不断激化，使得旧式全球化避免不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反全球化运动也是旧式资本全球化的掘墓人。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也可看作一种反资本全球扩张的反全球化运动。因为“社会主义传统代表着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相互依附、社会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剥削”。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但试图以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试图通过隔离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立独立的与资本主义平行的世界市场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反全球化运动。在旧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灭亡，新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产生的过程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一直被看作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大敌。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半真半假的反全球化，是早期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弱势民族，为了避免殖民主义国家在贪婪成性的资本驱动下，在全球扩张过程中对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暴力侵蚀，而产生的一种本能抵制。但另一方面，本国的新生资本却在不断想方设法在本国甚至全球拓展势力，从西方借用来的民族主义只小过是用来掩护民族资本拓展的最好借口而已。因此，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真正彻底的反全球化，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力量之一，而在于其顽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完全隔绝的计划经济。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挑战。社会主义作为新生力量和一种新的全球替代模式在诞生初期就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在1928-1940年期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5%。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40年工业的比重从1913年的42%提高到8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1913年的35%提高到61%。1940年，苏联工业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10%，超过英德法日等国，居世界第二位，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正是因此，资本主义才会对它怀有深入骨髓的仇恨——不但在二战前不断对苏联实施封锁，并不断试图把纳粹的祸水引向苏联，还在二战刚结束就拉下了对社会主义封锁的“铁幕”，但仍然阻止不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扩展。社会主义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由苏联一国拓展到了十多个国家。

2.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体系蕴藏的第二次危机

垂死的资本主义并代表着等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下，不断汲取着社会主义的长处。有人说罗斯福的“新政”拯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凯恩斯模式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实际上这些不过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结果。而且，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使得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统制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资本主义依靠殖民化在全球拓展势力的努力也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在国内推行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制度，通过凯恩斯主义，以及在国际上推行新殖民主义实现了脱胎换骨。1950～1970年代，多数资本主义大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4%，失业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更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更达一半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70%，显示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而与此同时，苏联模式下社会主义的弊端却逐渐显现，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入了死胡同。东德柏林墙的竖起，既是东西方隔绝的表现，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西方竞争中走向失败的表现。

借助于生产关系一定程度的变革，借助于资本竞争性对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新资本全球化得以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新的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似乎也成了另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到1990年代初，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90%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更重要的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78年中国放弃“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可能还不至于使资本主义大国感到多大的喜悦，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却让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高兴地欢呼“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意味着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心腹大患的左派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和“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在新生的资本主义模式面前彻底失败。

其他各式反全球化，不管是小国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如火如荼形式下的无力抵抗，还是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国家”的与世隔绝，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愤世嫉俗的“恐怖主义”，都已被西方主导的主流国际意识所边缘化。剩下的主流只是西方左、中、右翼共同参与的大杂烩式的西方的反全球化，还是一种“小骂大帮忙”式的、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中国学者所说：“在西方，反全球化或对全球化心存疑虑的人，无论在表面上说什么，潜意识里都是为了维护西方人优越的生活条件。”

新的全球化仍然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其主要内容，尽管其载体由旧殖民主义者的枪炮变成了新殖民主义者的跨国公司。为了西方政治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普及以及经济利益的维护，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的强势，打着自由市场自然拓展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切可能的剥削机会。实际上，现在的全球化不过是“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那种既是国际的，也是跨国的原始使命，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都服从唯一的价值规律”。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神话之下，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的公平贸易、战略贸易，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主权弱化的谎言和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等华丽词藻掩盖的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颐指气使和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践踏。

当代全球化尽管实现了对旧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由于当代全球化依然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疯狂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不可避免的给人类带来种种危害。关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模式弊端的描述，如同全球化的描述一样浩若烟海。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公司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公正的加剧，国家道德的沦丧，环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泛滥等。总的来说，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创造与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能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不可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乌托邦主义者对无国界的新全球化的憧憬。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矛盾将贯穿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始终，无论在体系结构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仍会有新的高潮出现。

实际上，主要由被剥夺者和被掠夺者推动的各式各样的反全球化从没有停止过全球各个层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抵抗。如世界体系论者所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个世界体系为维持民族一国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调节已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已经用尽了它所能使用的所有手段。“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多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一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指述的正确方向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的调节已接近极限。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减慢某些使其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是，其死亡的阴影却总在地平线的某处出现，而各个层面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者。

在反全球化的结构或体系层面，愤世嫉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型的反全球化虽然表面看来毫无希望，但其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却引人深思。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各主要国家都试图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全球文化”仍然只是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厢情愿。

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抵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统制的呼吁，也在反全球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呼吁甚至在那些希望弘扬自身民族主义和族裔认同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吸引力，而对那些不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可抗拒，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用来发泄与革命的失败相伴随的沮丧感”。

在国家层面，虽然自绝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政策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摒弃，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神话也很少有人相信。区域主义、地方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发展路线也和全球化的发展一样引人注目。在当前全球化的大势下，国家决策者考虑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建构和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而是如何在此大势之下趋利避害，保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

东亚的经济奇迹让民族主义式的反全球化力量找到了希望。亚洲模式和亚洲价值观不仅成为亚洲国家的热门话题，也成了世界上不想走西方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争相模仿的对象，给西方所宣扬的普世的现代化模式兜头浇了冷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虚假性。

在个人层面，西方国内的反全球化运动尽管主要是为了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并最终可能导致西方各种利己主义政策的出台，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进一步巩固，但环保运动等还是有助于全球化向着理性方向发展的。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包括环保、劳工和反盲目的自由贸易等，也可以推动全球化向更公正、理性、多元和符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总之，反全球化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将会使全球化更加富于人性、更加充满理性，也会使这个世界更具公正性和多样性。反全球化实践在各个层次的依然话跃表明：“为了弱者和边缘者利益而抵制富有者权势的、平等主义的政治冲动依然有力，并且已卷土重来。”仅就限制和抵制全球化而言，它们同民族国家一道，促进和维持全球体系基本性质的延续。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终结期，遍及全球的反全球化运动就是这个危机的主要症候，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一个催化剂。

3.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反全球化模式变革意义

70年代末期后，新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一切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感到绝望的力量的希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的斯大林式通过隔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联系，建立与资本主义平行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努力。因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只有在一个世界的前提下，才能认定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而不是继续顶礼膜拜‘谁战胜谁’的历史趋势。”邓小平一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消除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障碍。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

随着中国成为现有世界体系的一员，中国开始“有机会以‘改良’代替‘革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并谋求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它带来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变革模式的改变，却可能成为推动全球体系实现更具理性、公正的根本性力量。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身上真正体现了马克思所说“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超越，也即“扬弃”。

中国模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成功之处的借鉴。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论断让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尽管加上了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定语。就如当年资本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借鉴一样，市场经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学习”。

同时，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拥有比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得多的动员力，可以动员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这就是常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就展现出了比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更强大适应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以世所罕见的接近年均10%的速度飞速发展，超越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大国。而2008年汶川地震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的超强动员能力，让包括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都羡慕不已。“中国模式”开始成为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热议的话题。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在国内的“科学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的“和谐世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式全球化的全面超越，成为最有可能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全球化模式，代表着新的反全球化的希望。当代中国式社会主义在国内的“科学发展”，“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通过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推动民主和法制，并培育良好的人与人关系。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是承认自然的应有价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可持续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并以此推动国内“和谐社会”的建构。实际上是试图以“和谐社会”的建构，消除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不平等，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国内纬度的超越。

而国际范围的“和谐世界”理想，则是试图以和平发展的方式，通过“睦邻、安邻和富邻”，实现对旧有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和平”的结构变革。这个蓝图，变革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民族的、区域的不平等，进而消除由此产生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甚至国家间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战争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毒瘤”。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中国模式”讨论的兴起，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体系变革生命力的表现。沃勒斯坦说：“占人类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进程中起到重大作用。”这个预言实际上用于中国式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替代上可能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