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规范学生在写论文写作，提高论文质量，论文格式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大博士毕业论文格式，仅供参考!

北大博士毕业论文格式

一、论文装订

论文一律用A4纸打印，不得小于或大于此规格，字迹清晰。

论文一律在左边装订成册。装订顺序为： (1)封面 (2)论文评定页

(3)目录 (4)论文提要 (5)论文正文 (6)参考文献 (7)个人声明

请使用统一提供的封面，不得使用封面的复印件，并将封面上的有关信息填写准确、完整、清晰。

论文提要单独使用一张A4纸。一般在300-600字。论文提要下有本文章的“关键词”。关键词一般3-5个。格式举例如下：

论文提要(黑体四号字)

中国经济发展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宋体小四号字)

关键词(黑体小四号字)：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收入分配(宋体小四号

字)

“个人声明”单独使用一张A4纸。 上面书写：

个人声明(黑体四号字)

在论文导师的指导下，本文确为本人独立完成，并愿意承担因违反学术规范而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宋体小四号字)

二、正文格式示例

论文标题(黑体小三号字)

一级标题使用黑体四号字，居中。注释使用宋体5号字。其它均使用宋体小四号字。

1，基本版式

正文内容以Word 文档、A4纸、宋体小四号字(论文标题、一级标题和注释除外)打印。

2，标题序号

(1)文章中标题序号按照“一”、“(一)”、“1”、“第一”顺序排列。根据文章的叙述层次，不需要全使用时，可以适当减少。

(2)“一”、“1”后面加“、”号，“(一)”后面不加任何标点，“第一”后面加“，”号。

3，图表

(1)论文中含有数学公式、表格、曲线图以及其它图表，请使用计算机制作相关内容，保证其中的符号、数字、文字、图线清晰、规范。

(2)表格序号用表1、表2等表示，表格标题置于表格上方。

(3)图序号用图1、图2等表示，图标题置于图上方。

4，当页脚注

(1) 脚注以 “①，②，③……”表示,仅在当页连续排序。

(2)脚注中有文献引用的，参照“参考文献”的体例编排。

(3)正文中脚注号的位置一般在标点符号之后，如“，①”、“。②”等，除非专门用来说明句子中的某个词，如“……凯恩斯主义①……”。 一篇论文一般至少应该有3个以上的脚注。

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黑体五号字)

1，中文文献(宋体5号字)

(1) 张三：《论市场》[J]，〈〈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

(2) 张三：〈〈论计划〉〉[M]，经济出版社，2001年。

(3) 李四：〈〈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M]，原载王五主编〈〈计划与市

场〉〉(论文集)，经济出版社，2001年。

(4) 张三：〈〈市场经济中的计划〉〉[N]，〈〈xx日报〉〉，1993年3月2

第2 / 6页

0日。

(5) 李四：〈〈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1994年。

2，英文文献

(1)John,D.,1956,“On Dema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9, Feb.,

PP15-25.

四、其它事项

1，注意用语的规范性。例如：

(1)“2006年”不要简写成“06年”。

(2)不要使用“今年”、“去年”等词。2006年12月31日

说“今年”和2007年1月1日说“今年”是不同的时间。

2， 注意资料引用的规范性。所有数据资料都应该说明来源(一般用

脚注的方式)。例如：某同学在2006年12月写论文时候，看到一篇资料，资料上说“截止到今年10月，……”，该同学引用该资料，在2007年3月提交的论文上也出现了“截止到今年10月……”。在2009年3月提交的论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资料：“今年5月，上海市住房交易量为……”，很难解释作者是怎么在2009年3月就能够知道2009年5月的数据。

3，论文中不宜引用政府官员的“语录”。不要出现“xxx副省长指出：…….。”

4，认真进行文字校对，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达到一定比例、图表不准确清晰将严重影响论文成绩。

5，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举例：[1]很多论文中出现“1949年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有很长的历史了，怎么会是1949年才建国的呢?[2]2009年的某些论文中，分析2020年的中国经济或其它问题，写到“未来20年内……”，不知道作者是如何计算的，按照一般的算法，2009年到2020年怎么也不用经历20年的时间。

6，本科论文一般不要按照“章”“节”的格式来写。

7，本科论文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请注意行文风格，不要写成散文、议论文、杂文等形式。

北大博士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存在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提供公共产品、削减竞争失效、弱化分配不公、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实现战略目标等合作剩余获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不完全的契约结构，也面临着“政府失灵”等的威胁。因此，国有经济的规模也应依具体条件受到限制。

关键词 国有经济;分工;契约;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1-0087-05

一、引言

理论界对于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与国有经济规模的争论从未停息，并且在近年再掀波澜。所有这些问题的缘起都在于未能就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达成共识，因此，本文意欲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此进行尝试性探索。国有经济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国有经济存在的逻辑是什么?

关于为什么要存在国有经济，宗寒(1999)、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陈宗胜(1997)、伍伯麟和席春迎(2000)、徐传谌(2002)、严汉平(2003)等学者对此问题曾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有经济存在的理由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保证社会公平、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这些作者的论述具有相当的真理成分和启发性，然而，他们的论述是零散的、不完整的，而且就他们的理论认识而言，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拓展与修正。

我们认为，对于国有经济存在逻辑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国有经济本质认识的基础上，而对国有经济本质的认识，又必须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去理解。经济学新近的一个重要认识是：人类历史本身是一个人类不断分工合作以获取契约合作剩余的过程。因此，国有经济本质可以从人类分工合作获取契约合作剩余和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中去找寻。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刻画一个逻辑机制。具体地，这一论证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通过对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在思想史上的回顾，说明人类历史本身是一部分工合作以促进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的历史;第二步，引入交易成本，说明外生交易成本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引致的内生交易成本构成了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获取的“绊脚石”;第三步，论证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二、专业化分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

专业化分工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和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色诺芬、柏拉图等都在其著述中阐述过关于专业化、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但充分认识到专业化分工在人类历史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并对分工进行系统经济分析的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观点，在斯密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看来，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合作行为。

斯密指出分工带来递增报酬的原因有三个方面：(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这正是熟能生巧带来的结果;(2)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力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马克思对分工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和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通过企业间动态过程分析，揭示了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交互作用如何导致了不可逆的报酬递增过程，并强调了动态累积的不稳定性质对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压力，认为这种不稳定性质来源于分工(资本积累)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匹配或矛盾。马克思对分工协作的精彩论述体现在其骑兵连的例子当中，“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阿伦·杨格对分工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发展斯密的思想，杨格从庞巴维克那里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但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格的迂回生产不取决于利率水平，而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杨格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近认知是，分工的发展创造和增进了内生比较利益，人们在此基础上从事专业化生产并交换产品分享分工经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劳动分工也不断演进，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随之增加。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实现。

从以上思想史的演进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分工合作带来合作剩余与经济增长，人类经济的发展史本身是一部人类的分工合作史。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不断分工合作并获取合作剩余的过程。

三、合作剩余获得中的交易成本障碍与契约组织形式

然而，通过专业化分工获取合作剩余的途径并非一路平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块绊脚石就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对于交易成本的系统性的研究起源于科斯的两篇文章，这一思想在随后的经济学历史中被不断拓展。

依照杨小凯等人的逻辑，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可以进一步地划分为外生交易成本(exogenoustransaction cost)和内生交易成本(endogenous trans-action cost)。内生交易成本是市场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的好处，每个人都希望分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惜

减少别人从分工中得到的好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使分工的好处不能被充分利用，或使资源配置产生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歪曲。外生交易成本则是指在交易 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那些费用，它不是由于决策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扭曲的结果。

显然，外生和内生的交易成本的存在威胁到了人们对契约合作剩余的诉求。为了防止交易成本的增加或者将交易成本降到最小，在人类进行合作交易的过程中，就需要一种契约来约束人们，防止交易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导致的帕累托扭曲。

按照契约理论的认识，契约是一组承诺的集合，这些承诺是当事人在签约时做出的，并且预期在未来(契约到期之日)能够兑现。契约核心的内容在于，它的条款是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者可以采取的行为做出规定(所以一定意义上契约理论也可理解为解决组织内决策权的配置问题)，并规定了参与契约各方基于可确证信息的最终结算方式。

契约理论又可以分为完全契约理论(completecontract theory)和不完全契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所谓完全契约是指这些承诺的集合完全包括了双方在未来预期的事件发生时所有的权利和义务。显然，在能够达成完全契约时，并不存在交易成本(内生)，帕累托最优可以实现，因此，完全契约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未来本质上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将来某种程度上是现在选择的结果，而现在的选择又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这使得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上有一种内禀的随机性。因此，从现实的角度看，大部分契约都是不完全的。

不完全契约是如何产生的呢?理论上讲，应当追究人性假设和交易成本，二者紧密相关。人性假设方面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1)有限理性。这一假设修正了完全理性，认为经济人虽然理性，但由于个人的知识、预见力、技术以及时间等约束条件，其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而仅仅能够做到有限的理性。(2)机会主义。即经济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可以想见，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任何期望达成的交易都能通过完备的契约加以保障。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那么，交易双方可以通过承诺、信任以及相互适应就能达到协调的目的。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之下，契约必然是不完全的。

具体地，契约可能不会提及某些情况下各方的责任，而对另一情况下的责任只能做出粗略的或模棱两可的规定，并且无时不在进行修改和重新协商之中。这是因为：(1)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周全而长久，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2)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契约双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3)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在出现纠纷时，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也很难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强制地加以执行。

综上所述，内生与外生的交易成本在人类分享契约合作剩余的进程中扮演了绊脚石的角色。然而，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分工合作却在不断演进，这又是为什么?事实上，以上所阐述的逻辑已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这就是人类会发展各种各样的契约结构以抑制交易成本。契约作为整体而存在，一个契约的作用必然要依赖于与其相关的契约，这些契约互相契合、彼此协调才能达到对人类行为的激励、保护作用。一个契约整体内单个契约的契合度和协调度的不同意味着契约结构的相异，而不同的契约结构又意味着不同的契约绩效。于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逻辑是，单个契约的绩效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的完善程度，而且依赖于契约结构的选择。而国有经济正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

四、作为合作剩余获得与节约交易

成本的“国有经济契约结构”

经典的经济学教义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市场机制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不仅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述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拓展。然而，现实经验却告诉我们，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市场失灵在一定范围内总是存在。市场失灵是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情形。

经济发展的一个要义是：在争取合作剩余的过程中防止交易成本(内生)的产生和扩展。根据前文所述逻辑，国有经济同其他经济形式一样，是一种合作剩余获得和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结构。合作剩余的获取与交易成本的节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国有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和不可或缺的一种契约结构，其存在是为了哪些合作剩余的获取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呢?作为与私有经济共同存在的一种经济形式，其通常被认为在那些私有或个体经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了争取合作剩余和限制交易成本的作用。具体地，按照既有理论的认识，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提供公共产品。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典论述中的市场机制不能完善运行，在公共产品领域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使得私人企业不愿生产或无法生产公共产品，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承担下来就可以实现合作剩余。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特征的或具有利益外溢性的产品被称为“准公共产品”，同样需要国有经济来提供，如输电、煤气、供水、教育、卫生等。从理论上讲，政府和私人都可以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但是私人提供相比公共提供不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来提供准公共产品以获取合作剩余也就顺理成章。

(2)克服竞争失效。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因素会削弱市场竞争性。如产品的差别、交易成本阻碍资源自由转移造成个别厂商垄断某一地区市场。此外，规模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非人为的进入壁垒(Barrier to Entry)，在电话、供电、供水等行业中，产品的单位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新进入该行业的企业由于生产规模较小，其成本必然高于已占领一定市场份额的大公司，从而在竞争中失利，因此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特别容易形成垄断。这为国有经济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3)抑制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对合作剩余的威胁。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是内生交易成本的一种重要来源。一般来说，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

公正。由于外生比较优势的不同，造成各地区、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贫富的两极分化极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这里，可能发生的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作为人与人利益争夺的方式，就是内生交易成本的一个表现。因此，利用国有经济适当限制贫富两极分化、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防止潜在的内生交易成本发生以使合作剩余顺利获取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应有之义。

(4)参与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市场机制有利于私人决策，然而经济主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不一致性与信息的有限性使得国民经济不可能如“看不见的手”中所描绘的那样运行，这便需要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国有经济特别是其微观典型形式国有企业，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上的调控。绝大多数国家为了实现扩大社会就业、缩小地区差距等宏观经济目标都建立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建立国有企业可以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而且政府也难以用其他的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国有经济更加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进入经济的萧条时期，通过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尤为重要。

(5)实现国家安全等战略目标。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控制力量之一，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保证国家安全，国家必须采取包括建立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种方式来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作为国有经济控制力量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可以掌握的应付突发事件和重大经济风险的重要力量。而且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主干力量。为建立和发展国家战略性产业和有力地支持高技术产业的成长，各国政府都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作为这些产业的基本力量和先行者，这些国有企业往往体现了国家战略产业核心技术水平和产业国际竞争力。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工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为国有经济刻画一个逻辑机制，认为国有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是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强调国有经济在公共产品提供、竞争失效领域、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实现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国有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结构，同样是不完全的，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必需通过公共代理实现，而代理人在不完全契约下的机会主义引发的道德风险和代理人的有限认知等同样威胁着国有经济合作剩余的获取。通常而言，这集中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如何在合作剩余获取与交易成本节约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中做出选择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