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它是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由于有了《蒲安臣条约》，美国而不是当时世界最强国英国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第一批中国幼童乘船前往美国，从此掀开了中国公派留美学习历史的第一页。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历史原因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历史原因探讨全文如下：

1868 年，蒲安臣作为清政府外交代表，与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的特殊之处在于，蒲安臣是已经离任的美国驻清朝公使，清朝政府大胆启用这位外国人担任清政府对外使团的领袖，是史无前例之举。另外，《蒲安臣条约》也成为在清政府晚期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条约。

《蒲安臣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两国公民可以自由移民，自由进行贸易往来。可以到彼此的政府公立学校留学，享受优惠待遇。中国政府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享有类似英俄两国驻美领事的特权。两国可以到对方国家设立学校。两国政府尊重各自侨民的宗教信仰，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不能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甚至迫害。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国内事务，中国政府有权建设自己的铁路和电报设施，并且可以寻求来自美国的工程指导，聘用美国工程师进行建设。

互惠互利、各取所需是两国交往的基本原则，而宏观的经济、政治背景以及与之联系的国家利益促成了该条约的签成。加之蒲安臣本人遵从的政治思想与条约的精神有相同之处，条约更是得以顺利签成。该条约对于移民、留学交流和宗教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之后，利用自身的资源发展经济，到了 19 世纪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引发了着名的南北战争，北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保障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来自本国国土的白人和南方解放了的黑人奴隶，除此之外，还包括不断涌入美国的国外移民。美国大陆地广人稀，工业化和机械化进程中，各个工业部门如果进一步扩张规模，必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美国在 19 世纪上半期对国外自由移民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国土广袤，地形复杂，河流众多，运输原材料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随着工业和农业发展，从工业革命直到 19 世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致力于修建运河、铁路和公路，连接各州，方便贸易往来和人力流动。

一旦新的积累财富的地区，比如修建铁路的地区和开采金矿的地区被发现，铁路修建商和土地投机者就会需要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劳动力除了来自本国外，还有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1864 年，国会通过《契约劳工法》，使外国的契约工人入境有了法律依据，推动了移民浪潮[1](P40).美国通过《蒲安臣条约》获得的好处之一是劳动力得到了补充。美国接受华工到美国工作，华工的输入填补了诸如开矿、修铁路等艰苦危险建设的劳动力空缺，满足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在上升过程中缺乏法律约束之时，华工在美国的工作环境艰苦恶劣，他们自然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受到了剥削和压迫;而且作为少数外来群体，更会受到美国白色人种排挤。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府刚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并发展国内经济，将国内政治和经济调整好，这种主观需要正好和当时美国工业发展势不可挡的客观趋势符合。与此同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美国联邦政府既要保证利益，避免冲突，互惠互利，争取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战后重建创造良好的国外环境和平稳的国内关系，又要为打开国外贸易市场、攫取更多利润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卡斯说：“真正的明智要求我们在努力使中国向世界贸易和交往的开放中，注意节制和谨慎。为了稳妥和成功，这种努力必须靠时间和伴随时间而逐渐发生的变化的作用，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并没有正当理由去诉诸战争。 ”

美国政府给它的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的训令中，虽然要求他在修约问题上“应以向中国建议为限，应切记，美国政府并没有和中国作战”,但却示明其“可与英、法在中国的行动作公平合作”[2](P124).当蒲安臣在中国任驻华公使时，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给他的训令中指出:“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出现的不仅是他们的外交代表，而且还有支持这些外交代表的陆海军力量。不幸的是，你并没有。就我的理解，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两国一致。”美国对各国发出照会，声称每个国家不能干涉其他国家在中国利益范围内或者租借地的任何口岸或者任何既得利益，在利益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其他国家的船舶不得收比本国高的港口税[3].

实质上美国承认了各国的在华势力范围，作为交换，各国也要投桃报李地尊重“其他国家的船舶”其实也意味着美国的船舶。美国正集中注意力在南美洲扩张利益，毕竟南美洲是美国的门户，美国需要调整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而美国暂时未对中国进行更多干涉。根据《蒲安臣条约》，两国公民可以到双方境内留学和传教。条约使美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得到了保障，同时也便于美国输出文化和本国的意识形态。在两种或者多种文化碰撞相交时，经济强大的一方往往占主导地位，影响着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其他文化。

美国经济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当属列强的地位，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试图把本国所信仰和尊崇的文化传播给相对弱势的国家。这种传播基于对本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路线的肯定和扩大，其意图是多方面的，不但有本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宗教传播的使命感，即让别的民族和国家了解接受跟从自己所认定的优越文化，还包含着一国政府主观切入别国思想文化系统的政治意图---在文化浸润中树立威望，从侧面间接形成政治利益的认同感和外交突破口。根据学者葛兰西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其强大的政治统治基础和军事力量作为依托，建立附属于它的教育机构、宗教团体来传播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确保其优越的统治地位[4].

美国人的先辈是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而到荒凉的北美大陆定居和开拓，之后历代美国人传承了清教徒的信念---信守教义，独立奋斗。他们认为自身应该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这种文明和精神为荣，将其视为自身物质发展和精神层次提高的动因，这种使命意识---把美国的宗教和文明积极推广到其他民族和文明的体系里---一直植根于美国政治和文化思想之中[1](P53).《蒲安臣条约》要求清政府要保护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地方传教的人身安全，从实质上分析是要求清政府镇压当时愈演愈烈的民间反洋教运动。总之，美国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和美国人个人的生活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其上的思想文化所影响，美国政府当然会重视宗教信仰的深远影响并力图将自己的主观信条发扬光大，服务于内政和外交，求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同。

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经济科技落后，在西方国家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采取“和戎”的政策，同西方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经济赔偿和开放港口等损害利益的手段换取暂时安全[2](P76).软弱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清政府在外交中处于不利地位。在敌强我弱难以抵抗的情况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委屈退让，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条约外交是统治者在艰难的环境中对中国权益的一种维护和争取[3](P8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续增条约》，满足西方各国的不合理要求，从此要展开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蚕食。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开放口岸设立通商大臣，处理对西方各国的通商事务。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洋务派在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之后，积极发展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装备中国防务，提高中国的经济水平。西方各国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扩大势力威胁到中国传统保守的封建农业经济和清政府的统治，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促使清政府反思国际惯例和国内的政治局面。清政府专门设立北京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同时翻译《万国公法》，以研究当时国外的外交政策，之后总理衙门曾经派斌椿作为政府使团考察欧洲各国的国情，意识到西方国家技术先进、装备精良，需要清政府学习[4].清政府从《蒲安臣条约》中牺牲的某些自身利益换取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有利于清政府统治和发展技术的承诺。与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比较起来《蒲安臣条约》相对公平，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承诺中国可以在美国派驻领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平等。

清政府以对美条约为契机，尽量不丧失国家权益。鸦片战争后，根据清政府同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不得不对外开放多个河岸海港，这意味着中国面临任人宰割、丧失国家自主权的命运。《蒲安臣条约》中，中国得以在美国的港口派驻领事，获得了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等的外交地位，这是清政府在外交关系中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平等待遇。美国还允诺指派工程师协助清政府建设铁路。这些有助于清政府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也算是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从形式上尊重清政府。

《蒲安臣条约》中，两国公民可以到对方国家留学，清政府据此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目的是利用所学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家实力。清政府试图以《万国公法》为依据，以条约文字为约束，遏制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侵略行径，保护中国的主权，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利益，并且走出国门，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变国内危机。清政府不得不遵守国际间惯例，派遣外交使团奔赴欧洲和美洲进行协商，《蒲安臣条约》应运而生。蒲安臣是美国人，卸任驻华公使之后，清政府委派这位洋人为代表出使各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开明举措。选用蒲安臣的原因之一在于，蒲安臣当过驻华公使，了解中西文化，可以帮助清政府更通畅无阻地对外交流，更明确地向另外一种有着不同经济基础的强大政权表达意愿。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清政府需要探索一种自己能够承受的外交方式，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实力。

它具体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无奈、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相互了解。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于 1868 年相继访问了美国、英国、瑞(典)、丹麦、荷兰以及俄国等西方国家。这次出使，是清政府为将开始的修约谈判作准备，希望西方各国在修约谈判时要求不要太苛刻。赫德在给美国驻华公使劳文罗斯的信中说，“不只是通过驻北京的外国使臣相联络，更希望能通过常驻的中国使臣为媒介，在每个国家的首都向其政府陈述意见。”可见，蒲安臣出使是清政府想进入国际社会的一次尝试，也是清政府遣使驻外的一个前奏[1](P18).

在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各种条约中，《蒲安臣条约》有外交对等性，体现了清政府挽救摇摇欲坠的外交权利的希望。不过，当时双方经济实力相差较大，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让西方各国有强大的谈判条件，通过条约来实现扩张势力攫取最大商业利润和政治利益的企图，而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抵制外来势力的行动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武装力量强大，才能过有足够的势力在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中扞卫自己的国家主权，求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