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出声念读，广义上都可以称为诵读。对于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诵读方法很多，但朗读和吟诵是其中最基本的两类。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天，大规模经典作品诵读活动在全社会渐成热潮，这当然令人欣慰。很多有识之士深切认识到，经典诵读必须从基础抓起。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将诵读活动推广到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与经典诵读活动相呼应，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主战场，大多数老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能积极运用诵读法。“稚儿勤诵读，音节更琅琅”(孙枝蔚，《无酒》诗之一)，古人理想中的良好读书氛围正在幼儿和少年段的人群中复兴。

令人遗憾的是，大学却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这种氛围。朗朗书声陡然变得微弱，满校园除了听到些许诵读英语的声音外，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传统经典都快成“绝响”了。经典诵读的这种一头热、一头冷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承担经典特别是文学经典教学任务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理应恢复诵读法的基础地位。时不我待，适逢其时，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强化诵读法毋庸置疑。因为它不只是方法上的革新，更是引领大学校园乃至社会文化氛围的推手。

一

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绝少书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概括起来，无非是外部环境的制约，以及师生自身素质和认识上的问题所导致的。

从客观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当今浮躁实用的社会心态影响下，重要性与日俱降，边缘化速度之快正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本是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在一些学校的关联文科专业也有开设。该课程一般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两部分构成。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许多基础理论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突然变得很不吃香。它们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的开设。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普遍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课时的大幅压缩，这就不得不迫使授课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做出调整。一般情况下，教师在有限的时量内，会最大限度地保证文学史知识的系统传授，相应的文学作品部分的教学时间就要大幅减少。作品讲得不多，自然诵读法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久而久之，老师也就只知道讲课，而对诵读一事就选择性遗忘了。

从主观因素来看，诵读法运用不多跟师生的素质和认识有很大关系。现在不少古代文学教师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他们都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对旧式的诵读法已经相当陌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素质上的致命缺陷。不少老师自己朗读功底不行，由于缺乏自信，有意识地在课堂上忽略这种方法的运用。就吟诵而言，现在除了老一辈的霍松林、叶嘉莹、袁行霈、周有光等先生还深谙此道外，能继承者实属凤毛麟角，真担心过不了多久，吟诵又要变成真正的文化遗产。既然如此，吟诵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又怎么不成为绝响?在对教学方法的认知上，许多老师也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诵读属于摇头晃脑的旧式先生，这种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课堂了。他们甚至将诵读看成是死记硬背的代名词，干脆视之为封建糟粕加以抛弃。由于普遍地采用“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整个大学课堂都是出奇安静。有些古代文学老师还担心，叫学生诵读产生的声响未免会影响邻近的课堂，因而认为这种方法不合时宜。

从学生方面看来，很大一部分已经对文言形式陌生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在新式标点下读好一篇古文都觉得费劲，指望他们在情感上产生同情和共鸣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没有兴趣的状态下，要他们主动去诵读显然是不现实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诵读有种厌倦和反感，这是中学过于功利化教育的后遗症。为了高考，将诵读与分数目的直接挂起钩来，被动重复，死记硬背，物极必反，到大学以后必然产生对诵读的“仇恨”感。再加上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人类已经走进了图像时代。图画的直观性和音频的立体性，使很大一部分同学产生了依赖性和惰性。经典的诗文诵读在图像的包装下，已经包办一切了。学生若有兴趣，则只要带着耳朵享受一番就好，亲自开腔显得多余，而且没有自信。在功利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校园，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英文诵读，若偶然听到有人高声诵读古诗文，一定会惊诧莫名。整个氛围的丧失，乃是文学诵读无法展开的根本原因。学生的种种情绪，有意无意间影响到老师，一旦师生有所“共鸣”，古代文学课堂上诵读展开不充分、效果不理想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开口发声在古代文学课堂竟然成为奢侈，这在古人看来真是咄咄怪事。诵读法不但是过去启蒙教育的第一方法，而且在各级学校的教学中，它的基础地位从未曾动摇过。史载教育家胡瑗办学时的盛况：“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1]朗朗书声和着悦耳琴声，响彻课堂内外，像这样的动人场景，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

一篇优秀的古典诗文，人们常用“声情并茂”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是恰如其分的形象描述。诵读法的好处有很多，但我以为，其最显著者当在“因声而见情”和“传情发于声”上。“声”与“情”一而二，二而一，互为表里，彼此生发，其妙处非反复诵读不能体会。这种关系正如曾国藩在《处事金针·学问之道》中所描述的那样：“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可渐入佳境。”

一方面，诵读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久之便能披音入情，从而体会到不可言传的巨大愉悦感，这就是所谓的“因声而见情”。因声韵而产生押韵和平仄，这是中国古典诗文格律美的重要体现，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声音之美如同五色相映，其抑扬顿挫的转折变化正是情感的外在表现。循着声音一路探美，情怀随之次第展开，境界自然也别开生面，读者往往因为这文学的美景激动而陶醉。四声之说明确提出虽说是在南朝，但注意音韵美在《诗》、《骚》中就成为高度自觉。《离骚》鸿篇，若默读不足以体会其波澜壮阔的情怀。唯有高声诵读，其自信、激越、悲愤、悱恻、坚定、深沉、流连等百般滋味，万种情感才能娓娓展开，声促情涨，到高潮处已难辨读者和屈原之别。我每次在课堂诵读《离骚》，情感就要受到新的洗礼，心灵无不受到震撼。这也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2]这句话，与其说这话是赞美名士风度，不如说是倾倒于《离骚》的声韵之美。能在酒精的作用下，自由解放自己，旁若无人诵读美文，听着自己的声音，感受到君心我心原为一心，这才是真正的名士境界。

另一方面，诵读有利于还原文学场景，将古人之情传达于读者之心。古今人同心会意后发之于口，这份激荡的情感便有如平上去入四声调，拍打于心岸，带来审美的别样冲击波，这就是所谓的“传情发于声”。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论述“情”之所托时，都不是对应“文”，而是“音”或“声”。“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刘大櫆，《论文偶记》)由此可见，音声之重要性高于字句。因此古人进一步明确说：“诗有比兴不能尽者，故被之声歌，使抑扬以毕其意。”(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上)又云：“性情，诗之体;音节，诗之用。”(乔亿，《剑溪说诗》)这都直接说明了“声”和“情”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明乎此，我们在诵读之前，不妨先默读精思，用心捕捉和体会到作者的情感。识得其酸甜苦辣之后，在深得我心的状态下脱口而出，即能收声情一致之妙，这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诸如此类。……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3]叶先生的这段话，精辟地点出了情由声出的道理，对诵读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沟通作用作了特别的强调。

“声”与“情”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缺少了诵读这个环节，关系怎么能得到体现?因此，诵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揣摩和理解的过程，简单地认为诵读是死记硬背的一种手段，实在是过于肤浅。

三

要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强化诵读法的运用，必须改善客观环境和改变主观认识。从客观条件来看，改善古代文学的生存环境，提高该课程的尊严和地位，从而创造出一个诗意葱郁的氛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弦歌讽诵满校园之日，便是民族文化自信饱满之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憧憬。从主观改造来看，师生必须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对诵读教学法的认识，尽其所能创造出课堂改革的良好气氛。

在具体实施诵读教学法的时候，教师应该注意发挥好引导作用。不能单纯为诵读而诵读，而应当将诵读与其他教学任务结合起来，在适度压力下提高效率。在目前的情况下，追求审美和功利的统一，是诵读教学法的现实可行之路。

第一，诵读教学与注意培养相结合。集中注意力是高效率完成事情的重要条件，诵读亦是如此。明代薛碹说得好：“凡读书须虚心定气，缓声以诵之，则可以密察其意。若心杂气粗，急声以诵，真村学小儿读诵斗高声，又岂能识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文清公读书录》卷五)朱熹认为，读书必须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熹，《训学斋规》)因此，教师在实施诵读法的时候，千万告诫学生聚集精气神，细看文字响亮读，以不读错一字作为检验标准。注意力一旦成为习惯，便能心平气和，有如此好的心态作保障，阻碍诵读教学的其他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诵读教学与文意理解相结合。“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能生巧，温故知新，对文意理解的加深有时候是和诵读的频率成正比的。因此，教师不只是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要求学生诵读，更要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诵读和精思要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奥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正如黄子云《野鸿诗韵》云：“当于吟咏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惚恍之间，或得或丧，若有若亡，始也茫焉无所遇，终焉元珠垂曜，灼然毕现我目中矣。”达到知己境界，则作者之言仿佛出于我之口，作者之意仿佛凝于我之声，诵读境界至此，方为有得。

第三，诵读教学与写作训练相结合。“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诗句所揭示的道理广为人知。写作时语感非常重要，而语感的获得显然需要大量阅读的积累。诵读不只是能得到文意的语感，肖其神气，而且能获取文声的语感，合其音节。相对于默读，诵读在语感训练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有了很好的语感，就会产生模仿创作的冲动。正如曾国藩在《家训》中所言：“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若能臻于此境界，诵读教学法的效果就会有所增强。因此，教师要将诵读与学写古典诗文联系起来。提醒学生在创作时注意音感，完成作品后，在节奏、平仄、押韵等方面与诵读的原作比较。培养学生通过念诵来修改文章的习惯，使他们体认到“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3]

第四，诵读教学与考试测评相结合。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适当采用一些功利手段来促进教学是必要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经典作品来进行普通话训练，并将这视作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一步骤来实施。加强对诵读作品的考核，在数量和质量上提出要求。一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可要求学生背诵，并在试卷上明确考核内容。除书面考核后，平时课堂上也可随机抽查，期末甚至可以集中时段当面考查诵读情况，将其结果列入平时成绩。教师还可以采用激励机制，创造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各种诵读活动和比赛。比如鼓励学生将自己的诵读作品做成音频文件上传网络与同好分享，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经典诗文朗读大赛，邀请高水平专家为学生举办朗读、吟诵等讲座，并为他们与专家的交流搭好平台等。

世上之事看起来难，但只要努力去做，难事就会变得容易。相信通过全体古代文学教师和爱好者的共同奋斗，诵读之风一定会蔚起校园，广及社会。当诵读经典成为一种大众自觉时，人们随处可以听到吐珠纳玉之声。和着铿锵悦耳的声调，精神为之轩昂，境界为之高尚，人生因为这样的诗意而无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