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治学不宜“龙虾三吃”

发布时间:2016-11-11 21:47

现在新出的各类学者讲义书中,往往是精益结成者少、仓促而成者多,前沿成果者少、陈词滥调者多,修订完善者少、照搬照挪者多。

每逛书店,总能看到讲堂录、讲稿、名师讲义之类的书,华丽地躺在推荐位置。有些确为学者讲稿,有些附以现场答问记录,还有些把学生作业收录在内。甚至,有些把发表过的文章或个人网文掐头去尾,汇编成册并冠以讲义之名出版。这些“讲义书”大多有一道绚丽无比的腰封,上列各路“大咖”亮闪闪的头衔和推荐语,让人顿感真乃巨著。据出版界朋友说,这是学术书做成畅销书的不二法门。

或许因为畅销,有的老师上一年课,就能出一本书,效率之高,令人叹服。而仅这一成果,既做讲稿,又写论文,最后出版成讲堂录,可谓“龙虾三吃”。看似流行的出版现象背后,在一些学界前辈看来则有悖教研规律。教学、科研、著书,一鱼两吃都很为难,何况三吃。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想花一年时间对《蒙古源流》一书的错误加以校注,却有心无力,以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经验来看,教书和著书不可兼得。正如他无奈地感慨,“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教学本事远非你教他听,甚至我教我出书那般简单。

章太炎曾说,学问有“耳学”和“眼学”。前者大概是用耳朵听来的学问,后者则是自己看书得到的学问。就近代大学制度而论,“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这话并非针对当下讲义书热卖现象而发,却隔山打牛,一发而中。虽用眼睛读讲义书,但得到的大多是“耳学”,少了很多扎实厚重的硬知识。

当然,教和研并非对立的,本质上也是个互相促进的过程。讲义之书亦有不少精品,不过,其精之处,往往不在其是否来自课堂讲授内容的转化,而是授业者以何种心态、何种研究方式、何种内容来完成一部书。更不乏有学者在教学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此一来,讲义不是简单的课堂实录文字版,更是有诚意的学术结晶。以此来论,讲义书对于传播新知识、探究前沿问题大有裨益,毕竟多数人难常有亲炙名师硕儒的机会。

事实上,确实有不少经典著述来自于学者多年讲课之积累。但在坊间新出各类讲义书中,这样的佳作凤毛麟角,往往是精益结成者少之、仓促而成者多之,前沿成果者少之、陈词滥调者多之,修订完善者少之、照搬照挪者多之。媒体也好,出版商也罢,岂能作为某些粗糙讲义书的推广之手?否则,“龙虾三吃”无限泛滥,不仅会助长浮躁虚夸的学术风气,连讲义书原有的意义也会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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