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出的各类学者讲义书中，往往是精益结成者少、仓促而成者多，前沿成果者少、陈词滥调者多，修订完善者少、照搬照挪者多。

每逛书店，总能看到讲堂录、讲稿、名师讲义之类的书，华丽地躺在推荐位置。有些确为学者讲稿，有些附以现场答问记录，还有些把学生作业收录在内。甚至，有些把发表过的文章或个人网文掐头去尾，汇编成册并冠以讲义之名出版。这些“讲义书”大多有一道绚丽无比的腰封，上列各路“大咖”亮闪闪的头衔和推荐语，让人顿感真乃巨著。据出版界朋友说，这是学术书做成畅销书的不二法门。

或许因为畅销，有的老师上一年课，就能出一本书，效率之高，令人叹服。而仅这一成果，既做讲稿，又写论文，最后出版成讲堂录，可谓“龙虾三吃”。看似流行的出版现象背后，在一些学界前辈看来则有悖教研规律。教学、科研、著书，一鱼两吃都很为难，何况三吃。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想花一年时间对《蒙古源流》一书的错误加以校注，却有心无力，以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经验来看，教书和著书不可兼得。正如他无奈地感慨，“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教学本事远非你教他听，甚至我教我出书那般简单。

章太炎曾说，学问有“耳学”和“眼学”。前者大概是用耳朵听来的学问，后者则是自己看书得到的学问。就近代大学制度而论，“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这话并非针对当下讲义书热卖现象而发，却隔山打牛，一发而中。虽用眼睛读讲义书，但得到的大多是“耳学”，少了很多扎实厚重的硬知识。

当然，教和研并非对立的，本质上也是个互相促进的过程。讲义之书亦有不少精品，不过，其精之处，往往不在其是否来自课堂讲授内容的转化，而是授业者以何种心态、何种研究方式、何种内容来完成一部书。更不乏有学者在教学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此一来，讲义不是简单的课堂实录文字版，更是有诚意的学术结晶。以此来论，讲义书对于传播新知识、探究前沿问题大有裨益，毕竟多数人难常有亲炙名师硕儒的机会。

事实上，确实有不少经典著述来自于学者多年讲课之积累。但在坊间新出各类讲义书中，这样的佳作凤毛麟角，往往是精益结成者少之、仓促而成者多之，前沿成果者少之、陈词滥调者多之，修订完善者少之、照搬照挪者多之。媒体也好，出版商也罢，岂能作为某些粗糙讲义书的推广之手?否则，“龙虾三吃”无限泛滥，不仅会助长浮躁虚夸的学术风气，连讲义书原有的意义也会逐渐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