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学心得分享

发布时间:2017-06-22 18:08

导语:注意激励性语言的应用,使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弘扬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体现了历史教育“以人为本”的精神。本节课强调了师生互动,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了每一位学生的成长过程,注意了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转变,注意通过历史学习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顽强精神和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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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方式的转变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核心。因此在教学中我注重借助先进的教学工具CAI,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式的转变,采取了以导为主的方式,让学生自主学习,构建一种具有实质性的自主、互动式教学方式,以形成师生互动、学生合作关系。

2、在教学中注重学生身心特点,力求以新、奇、趣的史实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在CAI图片的选取中,选择具有代表性学生感兴趣的图片,从而调动学生求知的积极性。

3、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感到:如何在单位时间内让每个学生都有所获?教师如何创造设计合理的教学情境?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该进行充实拓展自己的知识,这是我在今生的教学中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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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采用讲、议、析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方法。因为学生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所以课堂气氛活跃,如讲述黄继光和邱少云战斗英雄的事迹及他们身上体现了哪些精神等问题,学生积极参与。

由此我也认识到教师应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善诱、善引、善导应是教师必备的技能,只有给学生足够的空间,相信学生,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的积极性才会调动起来,他们对学习才会越来越有兴趣,学生的潜力才能真正发掘出来。

【内容延伸】: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战争

一、朝鲜战争的爆发

朝鲜半岛的火药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雅尔塔体系逐步确立。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厉兵秣马,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划定就是美苏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

二战结束以后,前苏联对东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革命胜利以后,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新条约的签订,使得前苏联领导人要重新考虑在东亚的战略部署。而此时,美国也开始调整其在全球的战略部署。

前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最初政策目标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前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前苏联的目标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北方领导人金日成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最终实现统一。南方的李承晚此时也积极加紧备战,意图北进,一统江山。

朝鲜内战爆发与美国参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军队。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前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由李奇微、克拉克继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势如破竹,迅速向朝鲜半岛南部推进。两个月后,朝鲜人民军主力与固守朝鲜半岛东南一隅、以釜山为核心的环形防御阵地的美军形成僵持状态。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美第十军在海军、空军支援下,实施仁川登陆。

朝鲜人民军受到南北夹击,朝鲜战局由此急转直下。对于美军仁川登陆,斯大林曾严厉批评前苏联在朝鲜的军事顾问“不了解敌人在仁川登陆的重要战略意义”。相反,中国方面对此则早有预测,并多次提醒朝方加以注意。

1950年7月2日,周恩来通过前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等人对朝鲜半岛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转告前苏联政府,其中就提到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并提出应该在仁川地区构筑防御阵地。

7月中下旬和9月上旬,中国方面3次提醒朝鲜,要注意敌人从海上向仁川、汉城(现韩国首都首尔)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争取胜利。

同时,准备入朝作战的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等,也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7月26日,邓华在电报中说:“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延长,美军凭借其海军、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8月31日,邓华和洪学智、解方等人在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美军可能“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的判断。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也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并于9月8日将分析结果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美军正积极准备反攻,从各种迹象分析,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登陆。

尽管中国方面曾多次提醒美军实施仁川登陆的可能性,但没有引起朝方的足够重视。虽然朝鲜人民军对仁川、汉城地区进行了防御部署,但该地区多为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较弱,难以有效抵御美军的大规模登陆行动。

9月15日凌晨5时,美军舰炮和飞机对仁川港外的月尾岛实施猛烈炮击和轰炸。凭借武器与人数上的优势,在开战两个小时内便一举夺下仁川港的防守基地月尾岛。9月15日下午17时,特混舰队开始进行登陆支援炮火准备。炮火预备半小时后,担任登陆作战的主攻部队,美国第五陆战团主力和第一陆战团分别在仁川的船坞地区和城南泥沼地区开始登陆作战。他们使用梯子爬上陡岸,或用坦克登陆艇撞破堤岸上陆。当晚,大约1.8万美军登上了仁川港,并建立起滩头阵地。

9月16日,美军未遇到多大抵抗就攻占了仁川市。麦克阿瑟命令登陆部队分兵两路,一路直奔金浦机场和汉城,一路南下水原切断人民军的退路。同时命令在釜山的第八集团军出击,向北进攻,夹击人民军。

到18日晚,共有2.6万名“联合国军”人员、4500多部各种车辆和近1.5万吨的物资登岸。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部队向内陆迅速展开,切断了当时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

二、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与出兵参战

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参战

早在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九、第十九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

战争形势的发展,将北朝鲜逼近了死胡同。10月1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一周年的那一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将首相金日成的亲笔信送到北京。在信中,金日成恳请中国政府直接出兵,援助人民军作战。当天深夜,金日成又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出兵朝鲜的决策

10月1日夜晚的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驻地,也是彻夜难眠。毛泽东召集书记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还是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要管,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议论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出言谨慎,他列举了一些数字:美国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有些领导人也说到,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与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现实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及火力上的差距。

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议论一直到天明,毛泽东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

在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来到颐年堂开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出兵朝鲜。

彭德怀临危受命

出兵朝鲜事宜刚有些眉目,谁来挂帅又成为一个大问题。中央决策层最初考虑派粟裕,但粟裕病重,当时正在青岛休养,仍需休养很长一段时间。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来挂帅,可林彪也在养病期间。

一连几天,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反复讨论出兵和挂帅问题,争论仍然激烈。

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粟裕、林彪有病不能去,其他人选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于是常委们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并把入朝作战的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会议快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又提议, 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另外对美国人也要先礼后兵,向他们打个招呼。

10月4日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降落在古都西安。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接彭德怀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们急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德怀正在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建设的各种计划和图表,准备不久后即向中央汇报。

10月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个拍板的会议,在家的政治局委员悉数到齐。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轮到彭德怀发言时,他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他认为跟美国打,打烂了,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最多也就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就是了。

毛泽东则认为:“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三、决战朝鲜

五次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后,迅速捕捉战机,打响了第一次战役。由于此时“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准备松懈,于是集中部队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的“感恩节攻势”,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的时间是在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军队诱至预定战场,对其突然发起反击,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错误估计志愿军人数不足。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放弃平壤、元山,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为打破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企图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军进行的进攻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

第四次战役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进行反击准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此前,志愿军连续取得3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撤出汉城。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第五次战役,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志愿军由于第十九、第三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九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然后,中朝人民军队向北转移,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

谈判与较量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5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处于劣势。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遂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据此,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1951年7月26日,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美国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中朝方面就范。8月中旬至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8月18日至10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展开,依托野战工事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军局部进攻的作战。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中朝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停 战

经过近3年的搏杀,美国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此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同年9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标志着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四、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

组织和宣传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各行政区、省市先后成立分会或将原有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改组为抗美援朝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951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发出电文,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地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努力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此后,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更加普及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爱国募捐与慰问

1951年1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到5月30日,全国人民捐款1186亿余元,捐献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4月初到5月中旬,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分赴朝鲜各地,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及群众。

在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起来后,他们纷纷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忱,解决一部分财政上的困难,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普遍地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捐献武器运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运动。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捐献武器运动的指示。工人提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口号;农民开展了爱国丰产运动;学生、干部纷纷签订爱国公约。为了让志愿军在艰苦的环境中吃上熟食,东北地区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

为了使志愿军改善武器装备,全国人民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领导的“香玉剧社”,用半年时间义演170多场所得的收入捐献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全国各阶层人民也都积极响应,作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很大成果。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0亿元(旧币),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万吨。

五、解 读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牺牲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3年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英雄功臣。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巩固了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顶住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我国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我国的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三大运动的胜利完成,为我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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