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法文“叙事学”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有话好好说》的叙事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有话好好说》的叙事艺术全文如下：

[摘 要] 电影叙事学是电影编导与剧本创作中的一门实用性学科，是指电影创作者通过电影化的艺术手法，为叙述情节、塑造人物与彰显主题服务。张艺谋导演于1997年拍摄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改编自金牌编剧述平于199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导演张艺谋对原著小说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改编后的故事更符合剧本创作原则和电影化叙事方式，本文将具体分析电影《有话好好说》的电影技法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有话好好说》;《晚报新闻》

电影叙事学是电影编导与剧本创作中的一门实用性学科，是指电影创作者通过电影化的艺术手法为叙述情节、塑造人物与彰显主题服务。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是将电影叙事艺术成功运用的典范。

该片剧本改编自金牌编剧述平于199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改编后的剧本与原著内容相差较大。

在原著中，主人公与安红是中学同学，由于主人公家境窘迫，安红为了获得表扬，带有目的性地将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主人公。事隔多年，安红早已忘记此事，但主人公却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追求安红未果，更遭到安红男友的武力威胁和工友的多番嘲弄。最后，情场失意的主人公不堪忍受工友带有玩笑性质的嘲讽与挑衅，盛怒之下挥刀将其手掌 割下。

改编后的剧本讲述了北京青年赵小帅因追求夜总会老板刘德龙的女友安红，而遭刘殴打报复，并于慌乱中将路人张秋生的笔记本电脑摔坏。赵小帅立誓报仇，张秋生纠缠不休，由此引出一系列“索还电脑，息事宁人”的故事，彰显出“少安毋躁，好说好讲”的主题。

在遵循主题不变的情况下，张艺谋对原著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其中共有两处较大的改动。第一处是将“工友”这一角色转化为知识分子张秋生。主人公赵小帅是居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游手好闲、生活糟乱，如果在剧本中塑造一个与他有着同样背景的“工友”角色，只是通过“工友”讥讽赵小帅来制造矛盾冲突，人物塑造手法难免雷同，性格也流于平面，很难产生角色反差。而将“工友”转变为小知识分子张秋生，则可以通过他与赵小帅这一社会底层人物的身份差异性来制造矛盾冲突。正因为身份地位不同，所以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戏剧性冲突的产生也会变得自然而然了，这一角色的转变与重塑无疑带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接下来就从“戏剧性冲突”“视听语言”等角度具体分析该片的电影技法与叙事艺术。

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首次提出“麦格芬”① 的概念――如果影片的戏剧冲突或叙事线索围绕着某一物件展开，且该物件具有暗示人物性格、牵引情节发展或指示影片主旨的象征意义，则此物件被称为“麦格芬”。张艺谋在本片中就巧妙地运用了“麦格芬”这一概念。全片剧情围绕着张秋生的笔记本电脑展开，矛盾漩涡中的三个角色――赵小帅、张秋生和刘德龙，在“索还电脑”这一主线情节下，展开了“息事宁人”的行动，笔记本电脑也成为主要矛盾冲突的核心。“麦格芬”从原著中的“军大衣”变成了“笔记本电脑”，这是张艺谋对小说的第二大改动。笔记本电脑于90年代末期刚刚在内地出现，在当时尚属“奢侈品”，围绕这件被毁坏的“奢侈品”激发的冲突自然比围绕“军大衣”引起的矛盾更尖锐、更强烈，这一改动不仅是为了塑造人物与彰显主题服务，而且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

按照叙事顺序，可将影片中的矛盾分为三对：

一是赵小帅与安红之间――“狂热追求”与“冷漠拒绝”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影片后续矛盾产生的原因，虽然属于次要矛盾，但对主线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铺设作用。

二是张秋生与赵小帅之间――“索赔电脑”与“拒绝赔偿”的矛盾。此为主要矛盾，贯穿影片的情节主线。张秋生的“迂”与“善”，赵小帅的“痞”和“拗”，都在“赔与不赔”“该由谁来赔”的戏剧冲突下展露无遗。

三是赵小帅与刘德龙之间的矛盾――为报殴打之仇，要砍掉对方一只手。在影片前半段，赵、刘二人只有两次相遇，第一次是十字路口的打架斗殴，第二次是夜总会的持刀追逐，二人的仇恨越结越深，也为后续情节中“饭店协商、息事宁人”的必要性提供了逻辑依据，是贯穿全片的一条主要 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三对矛盾的解决方式，虽多次推脱责任，但最后赵小帅还是以“料理后事”为由将电脑赔偿给了张秋生，第二对矛盾解决。第三对矛盾刚刚进入解决阶段，此处导演又巧妙地植入了新的矛盾――“赵小帅不听劝告执意犯罪”与“张秋生不择手段竭力制止”的矛盾，影片由此进入高潮。但是，影片的第一对矛盾在起完铺设、引导作用之后，“安红”这一角色就消失不见了，后续情节中也没有一个合理、明确的交代，原著小说中安红这一角色塑造的完整性并没有被沿用到剧本中，这是影片最大的一处缺憾。

在原著小说中，作者述平在主线故事中穿插了多处取材自真实事件的新闻报道，其叙述方式也是正规、严谨的新闻体格式，这种纯文字的新闻体报道形式无法在影片中用字幕完全表述，既要遵循剧作原则，也要符合电影化叙事手法，同时又不能完全脱离新闻的纪实性与真实感，面对此种情况，选择手持摄影来讲述故事，无疑是最适合的方式。国内将手持摄影完全贯穿于整部电影中的例子可谓凤毛麟角，张艺谋无疑是执牛耳者。

影片剧本的台词风格较原著小说更加生活化、市民化。而这种“接地气”的对白无疑拓宽了演员的表演空间。姜文将赵小帅的“一根筋”“痞气”和“执拗”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李保田对张秋生那种小知识分子的“迂腐”“絮叨”和“胆小怕事”的性格作了精当的诠释。另外，影片在主要角色的心理走向方面作了令人信服的诠释。

精彩的剧作可以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成功的剧作蕴涵着发人深省的主题，但是要使得剧作经典不朽，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对主要角色心理走向的拿捏力度是否得当。这就要提到剧作中人物的心理变化问题。

剧作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可总结为四种――直线变化、曲线变化、折线变化和虚线变化。 直线变化是剧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心理变化，意即该角色发生了一次180°的心理转变(或性格转变)，使得这个人物在影片前后判若两人。这里强调的是该角色的心理变化有且只能有一次。如迈克尔?戴维斯导演的《火线保镖》，杀手史密斯从影片开始时犹豫是否要保护婴儿，到之后历经险阻下定决心抚养婴儿为止，角色的心理走向发生了180°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本平面化、符号化的杀手的性格变得立体。在《有话好好说》中，刘德龙一开始与赵小帅势不两立，后来愿意拿钱消灾，即发生了直线变化。

第二种变化叫折线变化，指的是该角色发生了心理转变后，又折回了原点，达到了人物性格在转变前后的呼应。最有名的例子当数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回家三部曲”之一的《海上钢琴师》。蒂姆?罗斯扮演的主人公1900是个传奇琴师，对乐曲的演绎已臻化境，莫里康尼的配乐直接参与叙事，作品仿似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但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却略显单薄。1900的性格发展太过简单，蒂姆?罗斯赋予了角色灵魂，但无法改变人物性格平面、单一的缺陷。导演对此采取了补救措施，让人物经历折线变化――主人公决定下船却又临阵改变主意。虽然在影片最后，1900的心理状态又回归原点，但这一折线的走向无疑丰富了角色的性格，使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琴师与世俗发生了仅有的一次擦肩而过。《有话好好说》中，赵小帅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追求安红而遭遇了刘德龙的武力威胁，从而决意报仇，一场音箱掉落的意外让积聚已久的情绪戛然而止，报仇的计划就这样荒唐地中断了，赵小帅带着疑惑与怅然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也完成了心理上的折线转变。

虚线变化，意思是看似角色发生了直线心理变化，其实影片结尾才揭示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并未发生改变。以法国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根据史蒂芬?金的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改编的同名电影为例，在片中，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之后，渐渐适应了铁窗生活，并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进取，很好地融入了集体之中。主人公看似发生了直线心理转变，但在影片结尾，典狱长撕开牢房墙壁上的海报，发现安迪挖掘了十几年的逃生洞穴，此时真相大白，安迪的心理状态并未发生转变，他在影片伊始对冤情的呐喊与控诉直到结尾仍然振聋发聩。简而言之，虚线变化与其他三种心理变化一样，都是为丰富人物性格服务的，只是在剧作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做是对观众的一种欺骗，而观众在享受着这种欺骗所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生发出对片中角色的心理共鸣。《有话好好说》中，赵小帅对安红穷追猛打，屡屡碰壁，仅有一次安红看似接受了他，直到最后安红的真实意图揭露时，观众才为这个角色打上了虚线变化的标签，原来安红对赵小帅的看法自始至终都未改变。

最后一种叫做曲线变化，即角色发生了多次心理转变，最后该角色的心理定位必须要与影片开始时不同。此类心理变化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例子是哈罗德?雷米思于1993年执导的《土拨鼠之日》。在片中，主人公面对不断重复经历的2月2日，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心态去面对――从开始的惊慌失措到游戏人间，再到后来的心灰意冷，最后是积极进取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四个性格发展阶段勾勒出主人公曲线心理变化的轨迹，这种心理变化比只转折一次的直线变化更有现实喻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更加立体。在《有话好好说》中，张秋生这一角色的曲线心理变化运用得最为成功。这一人物的心理在影片前后发生了多次转变，其发展轨迹可分为“还电脑前”和“还电脑后”。

“还电脑前”，张秋生不断周旋于刘德龙与赵小帅二人中间，目的就是索赔电脑，而到底该由谁来负责赔偿，是这一阶段戏剧性冲突的主要落脚点，也是这一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催化剂;但当得到电脑之后，他的初衷发生了改变，他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赵小帅犯罪，对其灌输“有话好好说”的观念，此时，前一阶段积聚的矛盾终于尘埃落定，戏剧性冲突调转矛头――从索赔电脑转变到阻止犯罪，人物的性格真实可信且更加立体;在影片结尾，张秋生在遭受胖师傅的虐待侮辱之后，忍无可忍，反戈相击，更不惜打翻电脑，只为挥刀砍人报仇，“有话好好说”的观念早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从一开始“一根筋”只为讨个公道索赔电脑，接着是息事宁人好言相劝，到最后借酒壮胆以暴易暴……这种极富戏剧张力的多次心理转变正遵循了“曲线转变”的仪轨。

风格化的灯光运用也暗合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影片最有特色的打光主要运用于结尾，共有两处，并且集中表现在赵小帅与张秋生身上。赵小帅将阻止自己报仇的张秋生捆绑在二楼杂物间，刚刚送走老板，门一关，一束绿光打在赵小帅脸上，一副复仇者、阴谋家的嘴脸跃然眼前，此为第一处;影片结尾，失去理智的张秋生在走廊里来回追逐要砍胖师傅，整个走廊都被幽暗的绿光笼罩，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张秋生此时的疯狂与失控，此为第二处。导演在这里用到的打光手法被称为“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起源于德国表现学派，涉及绘画、文学和戏剧等多种艺术领域，在电影中，它是以镜头、灯光、色彩或布景等视听语言手段来展现人物性格或渲染角色感情的一种表现手法，且多用于表现一些恐惧的场面或扭曲的心理。② 将“表现主义”这一概念上升为影视理论高度的影片为德国导演罗伯特?韦恩执导的《卡里加里博士》，该片也被称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成功地借鉴了这一艺术手法，通过灯光的巧妙运用，既营造了恐怖的环境，又彰显出人物扭曲的心理。

影片围绕着“赔偿与报仇”这一情节主线，以晃动的镜头暗合了主要人物躁动难安的心理特征，诠释出“有话好好说”的主题思想。张秋生等角色的心理转变使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在丰富了情节的同时，也为主题赋予了深层次的内涵。

注释：

① [美]詹尼佛?范茜秋：《电影化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青藤：《从〈卡里伽利博士的小屋〉到〈大都会〉：德国无声电影艺术(1895―1930)》，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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