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庄子的思想是从儒家的思想演变而来的。颇多学者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最主要的体现是在庄子对个体存在的看法方面。同孔子一样，庄子高度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对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高扬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在实质上是热烈地赞同的。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庄子在个体存在方面的思想所独有的一些特点，是与儒家思想所不同的。本文试就此作出一些分析。

儒家思想中对个体存在的思索，往往过于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即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定位关系，而并不太重视个体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而且儒家学者们在对于一个“人”的价值进行评判时，往往是以他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或功业成就为基准的。一个“人”如果不能赢得社会舆论的赞扬或者政治权力的认可，不取得家、家族的尊重，在儒家学者们看来便是没有实现“人”的价值。总结起来儒家对个体存在的看法便是：人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一定要依据社会的参照才能凸显。很显然，庄子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对现世的不满和担忧中，庄子提出了关于个体存在的另一种思路，即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注重“天道”，注重个体存在的自然和自由，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精神对生命的超越。在《庄子》一书中，论述最多的便是生命价值的实现。

战国时，思想家们在进行关于“人”的个体存在的思索时，首先注重的就是追求生命的永恒存在。毫无疑问，庄子也幻想有那种永恒的生命，就如《逍遥游》中所讲到的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一般“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但是庄子对个体存在的生命延续进行思索时，并不是极力追求生命本身的延续，而是寻找个体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庄子从生命的时间长短、死亡的痛苦和对于生死的理解三个方面来引导人们完成生命、超越生命。庄子很清楚生死是人们所最难以忘情的关隘，因而他在书中不断地用各种方式鼓励人们超越生死。生之长与死之迟是以时间来计算的，但是庄子在《齐物论》中却说“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2，用这种反常的话语打破人们固守的时间。庄子还使用“不知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和“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来鼓励人们忽视死的痛苦，超越生死的界限。对待这一问题，庄子更关心和注意的，是个人对生与死的理解是否能够超越生死。在《大宗师》中，子祀、子舆、子犁、子来曾经说，有谁能够“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为一体者，吾与之友矣”3，拥有这种能把生死都视作一体虚无的观念，就能够使人超越生死，去除心灵中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畏惧。所以当子舆患病时，虽然“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4，却仍能够做到“其心闲而无事”。当子来生病时，“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但他还能“诚然寐，遽然觉”，这样的人不再为生死而忧愁烦恼，便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快乐，在庄子看来精神的自由与快乐才是真正的至上的自由与快乐。

在《庄子》一书中还是用了许多身体残缺之人的故事来表达庄子对个体存在的思索。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特例，但是庄子在强调个人对生命的完成时，并没有忽略掉这些“畸人”，并且“畸人”的在完成生命时的成功更具有激励人心的意义。庄子认为这些“畸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为形体的残缺所困，注重精神上的“全德”，最终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与快乐。这些故事集中在《德充符》一篇中：只能“踵见仲尼”的叔山无趾，连孔子都为之折服;容貌丑陋的哀骀它，不仅有无数“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5的妇人崇拜他，连鲁哀公都“有意乎其为人也”;还有闉跂支离无脤和甕盎大瘿竟然使得卫灵公和齐桓公在视“全人”时，生出“全人”才是形体不正常的感觉。他们无限高尚的道德，吸引和感动了世上的所有人，不论男女、君主、师友都因他们而完全否定了以貌取人的观念。庄子通过他们来阐述道德完美和精神自由的标志不仅不在于形体，而且也不在于智慧、感情;同样地，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仅在于此，只要自然、自由地存在，让精神超越生命，最终都可以达到道德完美、精神自由的目标，实现生命的价值。

在庄子的眼中，上文提到的这些人都完美地做到了个人对生命的完成和精神对生命的超越，都成功地实现了个体存在的价值。

他们这种个体存在的价值在《天道》篇中，则被庄子称为“天乐”，这是个体存在最高贵的价值，因为这是他们在体会到了自然生命的流程之后而生出的达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如篇中所言：“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6庄子是主张人与天地一体的，在《齐物论》中，他就曾说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因而，虽然庄子极力强调在精神上淡化生死、健全残缺的界限，但这并不是要求人们被动地顺应生命的生死流转，而是要尽可能地依照天道自然来完整实现个体存在的生命。这是因为庄子认为生命是“天”赋予“人”的，人就应当使生命的流程体现自然，这便是《养生主》中所谓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8在庄子看来，一切都应当顺随其天所赋予的本来面貌，任何戕害生命的行为和举动都是违背天道自然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庄子在《大宗师》中所言“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9并且他还举出了古代真人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他们不以自己的知识去参与世俗争斗，不以自己的个性去违背世俗风尚，心中不存嗜欲，不存机心，完全顺乎天地四时，因而能够做到“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而且古之真人还精通“息以踵”的养生之术，“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他们不用心机损害道的真谛，不用人为的东西加诸自然，所以他们能够如文中所言“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具有神奇的生命力，他们是真正做到了“人与天地一也”的一批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庄子对个体存在的思索的中心则是个体存在于宇宙间的意义，这与儒家注重个体存在要在现世中实现社会价值不同，庄子并不看重人在现世中的社会价值。《应帝王》一篇中说，“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近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应，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10社会评价系统中普遍占据重要意义的“名”、“谋”、“事”、“知”，在庄子看来都是对个体存在的一种伤害。在《应帝王》中，著名的“混沌凿七窍”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的理性开发就是人的自然天性的丧失，人的欲望萌动，就是人的自然天性的沦丧，所谓“人之不能有天，性也。”11(《山木》)正是指这种被儒家思想称为根本的“人性”，而“人性”的产生恰恰就断送了“天性”。因而庄子要求“至人”不应当像儒者们所说的那样，心中存有种种对人性、是非利弊和道德伦理的判断，并以此来期待获得“他者”的认同和赞许。在庄子看来，心中存在是非利弊、道德伦理的标准的人都不能称为至人。而要想成为至人就要做到“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帝王》)，要做到像镜子一样，能够映照万物之形而又不存在万物之形，既不主动逢迎、又不有意逃避，应物而不累于物，知智而不系于智。而庄子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即是“人与天一也”12(《山木》)，天即自然，人亦自然，任何束缚人的理智和情感的行为都是对自然的戕害。在《至乐》篇中庄子讲了一个海鸟的寓言故事来说明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然和自由的，这就如同鸟需要生活在深林，鱼需要畅游在江湖一样。《至乐》篇中，有这样一只普通的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13接受了如此高规格的礼节款待的海鸟，最后的结局却是“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人也是如此，在那个充满为难困惑的社会中，人的天性被不断遮蔽和损害，失去了绝对的自由，而庄子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之禀受于天的，就是一个自然而自由的存在，而要实现这一存在的价值必须获得精神的自由。因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正在于精神的自由。这是庄子一再强调的。

如何才能得到精神的自由，庄子对此也有所阐释。

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写下的关于鲲鹏以及蜩与学鸠的著名寓言，从“小知”到“大知”，从“小年”到“大年”，从“有待”到“无待”，他要强调的是：要进入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而要进入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就必须做到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包括虚名、功业及自己的私心等，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精神超越世俗的一切乃至超越自我，“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比且恶乎待哉?”14功名是很多人所最梦寐以求的东西，希冀在社会中实现生命价值的人们当然是以它来衡量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是在《庄子》的《秋水》篇和《至乐》篇中，分别用了“处庙堂之死神鬼不如泥中曳尾之龟”与“梦中骷髅不愿返回人间”的两个故事，教导人们对于这些外在于生命的虚名应该表示鄙夷。庄子认为，人一旦有了“为己”的私心，就相当于有了种种牵挂和顾虑;有了“功业”之心，就不免在世俗社会中争斗和厮杀;有了“名誉”之心，就会被名所累，拘泥于名声，行为和思想都会受到束缚，为世俗的认可、赞同、称颂所牵累。而只有当人们抛开了这些虚假的东西，以“无己”、“无功”、“无名”的心态进入一无所有、广阔无边的自由境界时，人才能与“道”一样处在一种“无”的状态之中。只有处于这种绝对自由的境界中，才能感受到个体存在的自由和轻松，才能体验到个体存在的真实意义，这样个体存在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综上所述，庄子对于个体存在的思索简言论之便是：个体存在是天赋的、自然的、自由的;要实现个体存在的价值就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性”，抛弃“人性”;个体存在价值实现的标准是精神的绝对自由;并且要以一种“无”的状态进入这种精神的绝对自由。笔者认为，庄子的这一思索是有其实用意义的，它不仅引导着战国时期的人们回归到与自然一体的原初之思，还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庄子对个体存在本身的关注抚慰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正确认识被社会所束缚的自己，使他们从自我局限、自我否定的狭隘心境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庄子的观点极大地扩展了读者的思想视野，开阔了读者的心灵空间，使读者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内涵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一意义对于个人人生和学术研究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