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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语文议论文阅读(一)

①科举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教一体化，其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终也是一种文化秩序。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知识阶级即‘哲人’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

②科举制度并没有实现“理想国”，但却实践了前现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科举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国，文人立命，社会长治久安，个人功名利禄，尽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是帝制中国社会结构的中枢。就社会政治而言，自上而下，面向整个社会的科举，为皇权统治下的官僚体系提供人才，保证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巩固了封建皇权;自下而上，科举又是一个制度化的流动晋升的渠道，社会基层的优秀分子，由此可以进入社会精英统治阶层，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活动。社会晋升机制，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科举构成帝制中国的内在结构性动力，它沟通了官民阶层，数世白身者，一登龙虎榜，就可能出将入相，而官宦子弟，不解经书，无缘科场，则可能沦为平民。

③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它包含着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的意义：思想层面上的儒家经学化，使得它从一种普通的学说变成了圣典;制度层面上，儒家知识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最直接有力地保证了儒家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科举制使儒家彻底制度化、制度保证真理的权力化、思想保证制度的真理化,它使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围绕科场中心流动，创造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文明。

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传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科举，而不是西方历史范畴中的封建或东方专制主义。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作过公正评价。首先，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不断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其次，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最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⑤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

高一语文议论文阅读(二)

琴，其实并无古今之分，仅有中外之别。现在所谓“古琴”的说法，是为了和西方的各种琴类乐器相区分罢了，而古琴在中国绵延千万年的古代历史与传统文化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几经浮沉，甚至一度成了鲜有人知的“奢侈艺术”。

古琴初制，历众说纷纭，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古人将其历史远溯上古三皇时期，故今之制式曰伏羲、曰神农、曰虞舜，皆是沿以始创之功。至仲尼时，琴学也已完备，其艺也大昌。至于秦汉，琴在人们生活中更为普及，司马相知一介寒儒尚有名琴“绿绮”一张，以此琴借语文君，是为千年名曲《凤求凰》。各类曲艺中有《琴挑》一折，专述相如风流逸事。至东汉，蔡伯喈博学多艺，妙于琴音，作《游春 》、《 渌水 》、《 幽思 》、《 坐愁 》、《秋思》诸曲，为著名的“蔡氏五弄”。另作琴学专论《琴操》一篇，广传后世，是为琴学理论之滥觞。隋唐以，琴学更兴，不仅琴家辈出，斫琴圣手亦繁盛一时。较有名者，如雷、郭、张、沈四家，蜀中九雷更是独步古今，现存唐琴“九霄环佩”即出自雷氏一门，盛唐遗音借此琴传响至今。明代士人间，无论是否善于操弹，皆悬琴一张于壁，如《长物志》所言“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一般认为，此时的古琴俨然成为文人的象征。因琴学影响广泛，琴谱传刻也是一时风尚。到了清代晚期琴学逐渐式徽，随着西洋乐器及其音乐理论的进入，对于国故民乐影响甚大。

古琴的传承与教授，不同于西方乐器的记谱，而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记谱方式——减字谱。减字谱代表的是古琴的指法，可以算得上是一段时间内行为动作的文字，是一段时间内行为动作的截取，用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体系，是将时空运动符号化、凝固在一个文字体系之中。减字谱是中国古人伟大的创造发明之一，它并未准确地记录音符，而将动作记录，故而按弦时间的长短以及种种吟揉的动作使得古琴艺术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风貌，即流派的形成。

古琴在出现伊始是作为礼乐中乐器使用，但随着之后的不停演进逐渐成为文人的象征，成为文人必备的四艺之首，代表了一种自在风流。我们常常可以在古代的绘画作品中看到携琴访友或者童仆抱琴的形象。正如前文所说，古琴之于文人，不在于是否真的会弹，而在于一种形象的标榜，一种身份的标志。这和文房四宝、茶、鹤、梅、剑等等一同组成文人生活之必备元素。正如明代文彭一方“琴罢倚松玩鹤”的印文，最能反映古琴在古代文人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琴作为一种乐器已经不仅仅表达了文人的意趣，还带有了一点对于古代世界追慕的情愫。

高一语文议论文阅读(三)

考察民俗节日中秋节的内核，团圆、平等、诗意都成为其重要内涵，而团圆又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说到当时的中秋节，家家户户“安排家宴，团圆子女”。明代田汝城也说：中秋日，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同时代刘侗则云：“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这些记载都揭示出中秋团圆的主题。中华民族一向有追求和谐圆满的人生理想，而中秋节的形成正满足了人民的这一愿望。

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普遍趋势，人口流动频繁，很多人长期离家在外，漂泊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我们更应注重节庆的社会调节功能。由于现在的国定节期只有一天，纯粹意义上的回家团圆很难做到，因而注重中秋团圆内涵中的“家园感”就显得特别重要。李白诗云：“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生漂泊本属无奈，但“家园感”却能让人们融入此时此地的群体之中，获得一种归属感。因此，如乡镇街道乃至文化馆以及社区业委会等民间组织，都可以做一些民间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建设工作，以消除邻里之间的隔阂，建立温馨的社区文化和宜居环境。

贯穿中秋文化的另一核心内涵，则是平等的观念。宋人金盈之《醉翁谈录》记载当时京师赏月：“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这就完全摆脱了古代祭月礼的贵族性和某些节目的小众特点，成为全民平等欢乐的节日。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与人平等、阶层与阶层平等成为社会的普世价值，但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集团之间依然有着诸多壁垒需要消除。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学校社区都可以举办相关活动。但所有的行为举措，都应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群体的参与。只有群体参与其中，才能产生平等的氛围。所以文艺活动的方式可采取参与者自主互动，无需预设表演者和观众，人人都是表演者，形式则宜多样化。

还值得一提的是，诗情画意也是中秋的内涵。中国的传统节日，贯穿着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体现着自然和生命的节律，代表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活理想，所以向来不乏诗情画意，其中尤以中秋为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词句，既代表着古人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又寄托着他们对人生的美好期待。而“但愿团圆三十秋，不计东西与南北”等，则通过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抒发，起到心灵抚慰的效果。诚如林语堂所言，“诗教给中国人一种旷达的人生观，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的态度和艺术的忍受性”。因此，在中秋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当下的人们理应放下手中的工作，放松身心，试着体验诗意栖居的美好。

当今全社会都在讨论中华文化的复兴问题，文化重建就是其中一题。从中秋等具有生命力且又历史悠久的节日入手进行文化建设，应该是一条见效较快的途径。

高一语文议论文阅读(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在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来历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士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未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