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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类论文范文一：科学哲学经济学论文

一、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科学性的影响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哲学类论文范文二：哲学源流与园林艺术论文

一、佛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佛家对于的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分支—禅宗对于园林设计的影响。在古典园林设计中体现得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求得心灵平静的景观设计正是体现了这点。禅宗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人心的，明心自能见性。对于世间万物的一切要怎么去看待也是取决于人心。禅宗兴起于中唐时期，在人心和审美艺术中体现了很重要的作用。造园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把禅宗的思想融入进去，对园林艺术从画境到意境的转化和追求使得园林形成了象外有象，景外有景的感觉，使得有限的空间上升到了无限的精神境界。因而，古典园林中大多的园林里都有带有禅趣的小园林，以小见大，所谓壶中天地人的心灵使园林的空间也变得大了。尽管园林中的假山没有真山那么高昂，但是通过石头的通透，势态的崎岖以及林木的葱郁加上花草的铺地，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中国的园林艺术者们在微小的园林中收录了万千的意象，写尽了各种意趣，不需要有华楼丽阁，也不需要有广阔的土地，只需要引一湾清泉，置几条小径和亭台便可构成一幅丰富的画面[2]。随着佛家思想影响的愈加深刻，园林也越来越小化了。在这微小的世界中，一花一草亦能让人心静神宁。园林中为人们提供了寂静安详的场所，里面的花花草草，林林木木无不体现了人和自然交汇，描绘出超凡出世的语境，让人获得心灵平静的同时又能够接近于精神的境界。在这样的园林中，人的精神能够得到解放，同时又为主人依托佛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提供了场所.

二、道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园林的布局设计上，而道家思想对于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园林的设计手法上。中国的古典园林同现代园林不同，它没有整齐的行道树木，没有花坛也没有草坪，园中的树木和花卉完全依赖于自然原始植被的分布方式，自由散聚。古典园林的设计上是没有特定的布局的，而是显得较为自由，园林完全是一派峰回路转、水流花开的自然景象。而且，在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根据山水的总体风格呈现着高低起伏、参差错落的景象，使得园林的自然山水更具艺术情趣。中国古典园林自然式的设计手法同西方规则式的设计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因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指导思想。道家认为人应遵循自然，顺应自然，老子的道家思想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主张万物要归于本色，造作的人和社会都应该向着原始的形态发展才能实现万物的和谐。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中的核心思想，中国的古代艺术设计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印象，景观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能把人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在超越世俗的基础上来享受自然给予的美的享受。美是主观和客观、感情与理智的平衡物，这种审美的思想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髓，也就是世界万物都应该是被尊重的。道法自然建立了自然和道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哲学理论，当然也应该经过转换才能更好地应用到景观设计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其价值。这是因为，园林设计虽然是人的产物，但是设计中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如何体现事物的自然品质就要依赖于设计师们的表达方式。诸如山水和植物等都是园林中的自然物，但是在人工的雕琢之下，就能够体现出人为的特征。人造之物在道法自然的影响下能够体现出自然的精神。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山水、植物和建筑是园林设计的主要要素，对于景观设计的美学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要素的组合以及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所体现的意义，而不是在意其数量的多多少少。园林设计者们在对场所的熟悉下，考虑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把这些要素根据人的逻辑活动进行安排，以体现出园林合理的功能和恰当的布局，以实现道法自然的境界。这里以古典园林中石的手法在古典园林的的应用作为例子进行分析，以说明道法自然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体现。石头是静止的物体，也是没有生命的天然材料，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石头却被拟人化了，石头在园林中也被赋予了生命。山石在园林特定的空间中可以体现出丰富的情感，湖石假山就好像是从地上生长那样，无论放置在哪里都能够引起人工环境和自然空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讲，山石就是人和自然沟通的桥梁，能够使得园林从建筑空间向自然空间转变。无论是从抽象还是象征的意义上来讲，山石都完成了人地到天的过渡，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同样的，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流水、花草、树木等等在经过组合之下也能够达到道法自然的境界。古典园林的设计艺术不仅仅反映了其本身的功能也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这样一种体现自然变化和万物相符的道家思想引领着中国古典园林设计。

三、儒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除了道家和佛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在园林设计上也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的儒家学士大夫很多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多数这样的人都是在不得志时选择归隐。这种归隐仅仅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一种表面上的姿态，事实上，大多数学士大夫还是希望能够重获赏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主要体现在文人的园林中，很多文人园林往往是希望能寄托情感于物上，才建造了赋有儒家思想的园林。我们从一些园林中的题字就可以看出这点：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网师园，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这些文人借题寓意，一方面又对园林的景观有着特殊的要求，因为园林是寄托其情感的主要场所。正是因为文人们把自己的社会情感融入到了园林的建造之上，才会使得园林的设计也具有了儒家思想，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意义。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可谓是建立在儒家治世理论的基础上，但是对于园林的建造中，某个部分是很难界定哪些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只能说儒家思想是古典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最为根本的一个影响就是营造了一个世俗的气氛，真正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产生影响的哲学源流主要还是道家和佛家思想。

四、结论

无论是道家对于古典园林设计手法的影响，还是佛家对古典园林布局设计的影响，抑或是儒家思想对于古典园林设计的理论支撑，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不可忽视的。当今的园林设计同样可以引入这些哲学思想，同时结合现代理念，设计出既古典又符合现代审美的园林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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