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德有品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关于普通党员讲道德有品行发言稿3篇以供大家参考。

普通党员讲道德有品行发言稿篇一

前些年，曾经有个小学生在写作文时说，自己的梦想是长大了当“贪官”，一度引起社会热议。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怀着“长大当贪官”梦想的孩子少了，但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对腐败怀着复杂心情的人依然不少——很多人说起“老虎”“苍蝇”往往咬牙切齿，但真碰上自己要办事，却依然习惯于托关系、走后门、送礼、塞红包。

对于这种“腐败亚文化”产生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

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权钱交易成了社会的“潜规则”，用红包打点、摆平一切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么腐败的土壤就难以根除，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就难以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从颁布中央八项规定做起，从文风、会风、吃喝风等方面入手，坚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狠抓落实，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转变，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获得了社会广泛赞誉。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社会风气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传统文化中，“千里为官只为财”“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败亚文化”已绵延数千年。人情社会里，所谓“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办事先送礼，平事先拿钱”“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情面看钱面” 等观念仍颇有市场。在有的学校，连小学生竞选班干部都知道要给同学老师送礼拉票。因此，要抵制“腐败亚文化”的侵蚀，彻底扭转社会风气，需要从每个人做起，特别是需要8700多万党员主动带头向“腐败亚文化”说不。

每名党员在入党宣誓时，都曾承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也就是说，入党就意味着党员要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因此，作为党员就不能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在遇到“腐败亚文化”对个人利益带来的挑战与考验时，应当主动抵制诱惑，不为人情关系所累，拒绝随波逐流、为虎作伥，为广大群众作出榜样。

眼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已在全体党员中启动，要求广大党员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在复杂的社会生态里，是做一匹易受浸染的白布，还是做一块能够净化水质的明矾，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选择;对于一名共产党员来说，要求就更高一筹。愿广大党员以“两学一做”为契机，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向“腐败亚文化”说不，驱散“腐败亚文化”的阴霾。

普通党员讲道德有品行发言稿篇二

共产党员怎样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做合格党员。第一，共产党员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品行。我们的道德品行既有来自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内容，也有共产党人自己的创造。第二，讲道德、有品行的时代意义。即在当下，为什么特别需要讲道德、有品行。第三，从宏观上看如何做到讲道德、有品行。当然，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不是仅仅听我们讲课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各位党员领导干部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行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精髓，又有共产党人的不断创新。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比如，《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的道，不仅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天下的运行之道，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治理的道，这个“道”不是“道德修养”的“道”;二是儒家君子个人应该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养。因此，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君子的身体，不是今天在这里遵守这个行为准则，明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这个行为准则;人多的时候做一套，没有人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因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所以君子特别害怕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体现。

从这点上我们能看出，中国儒家传统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讲：“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也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关键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要做对的事情。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难闻的气味，而喜欢漂亮的东西，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对于道来说，如果我们像追求天性一样去对待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外在负担的任务，就是不对的。不能像“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一样，而小人则不同，小人在一个人时喜欢干点坏事，但当他见了君子，他就怕别人看到他坏的地方，于是把坏的地方掩盖住，突出他自己的优点，而这优点可能是伪装的优点。《大学》中指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做坏事，外人不一定能够看出来，可是归根结底自己做了坏事是骗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在于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这样才能形于外。

中国儒家传统对道德的修养有一个特点与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个人只要不干坏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坏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国不一样，中国强调个人的行为规范不是依靠外在的东西去约束，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但同时，也不要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好像西方强调用制度来管人，中国只强调用道德来管人;西方强调不要让人干坏事，中国强调让大家都成为圣人，这样对立是不正确的。西方虽然更多地强调法治，但同样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种各样的道德要求等;而中国虽然更加重视道德，但同样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来约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的每一个人。中西方的区别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国更强调个人的道德，西方更强调外在的制度约束。因此，不要总是把中国和西方割裂起来去看。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一个特点。

儒家的很多理论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孟子曾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时候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曾国藩在总结一生的处世经验时写了著名的 “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慎独是根本，其他三条是枝叶。《曾国藩遗嘱》有句话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以看出，用一个词来归纳儒家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独，慎独是一个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套完善的价值体系，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同时要自我约束，时时刻刻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杨震却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现这种儒家传统。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官员，字伯起，东汉弘农郡人，曾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答谢杨震知遇推荐之恩，深夜以10斤黄金相送。杨震看到黄金很生气，他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把你举荐给朝廷，让你为官，是因为我知道你的品行，认为你可以担当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杨震自己，但王密却是“君不知故人”。随后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没有人知道，就收下黄金吧。杨震又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后非常羞愧地走了。杨震是在强调，你送我十斤黄金，两个人都是在做坏事，既然两人都知道这是在做坏事，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这就体现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要始终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来做事，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

但现在很多影视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杨震说这句话的含义。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现的是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还能做坏事呢;而现在影视剧中表达的含义却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没别人知道，就可以随意做坏事，包括行贿受贿等，这其实是讽刺。因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这句话关键是在强调有人知道这件事，我们不能再去做坏事，而不是说没人知道，我们可以随意做坏事。

那么，儒家为什么如此强调道德修养呢?因为它不仅是对于君子个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对儒家治国的重要性。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儒家治国之道的起点和基础，儒家的国家治理理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先要修身，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齐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让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够按照礼法运作，他才能去治理国家;最后，不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

为大臣，只有治理好国家，最终才能够平天下。这里的平天下不是平定天下的意思，而是一个使动动词，叫做“使天下平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就是使天下平和。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对治国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家起源有关系。国家从哪里来?国家从家里来。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国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对于西方来说，先有氏族，氏族还是血缘关系;后来氏族变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缘了;部落又变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最后成为国家。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先有家庭，家庭慢慢发展变成氏族，氏族通过分封制将子孙分封到全国各地，构建起了国家体制。这在《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周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如黄帝分封了自己的25个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国家，这些国家又都听他的。最典型的是西周，西周实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个诸侯，据统计，这些诸侯中有600多个都是姬姓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是通过这样的分封方式，把一个家庭的结构布散到了整个中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长江流域，形成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因此，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西周依靠宗法制来治理国家，宗法制说白了就是家法。虽然后来又发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国家的制度，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依靠皇帝个人的人生关系来治理国家。所以我们强调治家、治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要用个人的道德修养来治理整个国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也在于约束、规范个人权力，古代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古代，约束、规范皇帝、大臣的权力主要依靠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我国古代是君主专制，君权至高无上。从理论上讲，限制皇权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要受上天的制约;但实际上，皇权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国古代不像现在这样有选举、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来就是皇子，成为皇上之后在权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让他在内在上受到限制，这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古代，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教育，这种严格并不是简单宽泛的道德标准，而是已经严格到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吃饭、何时娶亲、何时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过这种严格的规范形成皇帝内在的严格的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以此来约束皇权。

总的来说，这种约束皇权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却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没有其他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

今天，共产党人也非常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体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刘少奇同样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人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周恩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养。他生前为自己的家人亲属定了“十不准”，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准”既是周恩来对亲属的要求，更是他自己严格自律的真实写照。

以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修养、党性修养与中国儒家传统道德修养的继承关系。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与古代传统道德还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等级制、宗法制。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说，要按照等级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种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则不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一个叫平等，我们追求的是平等，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现在绝对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中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来管理。儒家有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作为儒家君子，不需要给老百姓或是农夫行礼;但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道德修养上与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修养在内容上有对中国儒家传统的继承，但更多的则是我们有自己的内容，有从马克思主义这延伸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