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作清歌吹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苏轼写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使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热的酷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词人由忧郁苦闷、郁郁寡欢、烦躁不安变得超然旷达、淡定安详。今天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来看苏轼笔下的女性美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在苏轼的笔下，存在有大量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柔奴就是其中之一。作品《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充分展示了柔奴这一形象的容貌美、才艺美、品行美，体现了苏轼作品中女性美的特点，表现了他进步的女性观。

关键词：柔奴 容貌美 才艺美 品行美

论文正文：

浅谈从《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 来看苏轼笔下的女性美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尽管审美会因人因时而异，但一些普遍的共同的美还是存在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冈为欣赏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不仅有共同美的存在，而且荧感也有共同性。所谓“美有同嗜然”，人人会心，古今同品。比如苏轼在《定风波》中刻画的人物柔奴就代表了古今、人人都认同的美。不仅在宋人看来是美的，在今天看来也是美的。柔奴这一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电使得作品具有了较高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

美和丑总是相对而言的。有的人外表很丑，但心灵很美，在文学作品中有外表丑陋内心美好的形象，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外表奇丑，而心地却十分善良这是化“丑”为美。在文学形象中也不乏外表美而心灵丑者，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外表美丽，内心狠毒，我们只能把她作为文学形象来欣赏，而不应向她的人品来学习。她还不能算作理想的美。如果单纯说一个女子的容貌美，似乎不足为奇。外表美是一种外在的美，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美，心灵的美，而柔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有美丽的容颜还有美好的心灵，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完美统一。下面我们就赏析一下柔奴体现的女性美之所在：

一、容貌美

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同然可以通过善的行为改变其形象，但不可甭认，一个人的外表美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相互不是很了解的前提下.第一印象占了很大的比重，影响到人的视觉，为什么青年人看起来比老年人要好，是因为年轻人的外貌年轻，肤色好，而老年人则饱经沧桑，面部多是皱纹，但老年人有丰富经验和远高于年轻人的智慧在苏轼笔下的歌妓舞女大多是美女，柔奴是其中之一。

苏轼《定风波》(氏羡人问琢玉郎)的原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这罩不仅谈到作者写作的背景，还谈到了柔奴美丽的容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王巩字定国，从苏轼学为文，因收受苏诗而受牵连，被贬宾州监盐酒税。宾州即岭南地区，条件颇为艰苦。去时，王巩携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北归，与苏轼一起饮酒，王巩出柔奴劝酒。苏轼遂作此词助兴，也可见柔奴的人格、苏轼的胸襟。

在宋代，有大量歌妓、舞女存在，这与统治者的倡导有关，官员司以妻妾成群，拥有歌女、舞女，供他们寻欢作乐。在这些女子中，不乏才貌双全者。有的还与主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终身与主人相随、相伴，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王巩携柔奴到岭南，则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在现代社会，有官员带歌女出游的话，完全是一种被人唾弃的行为，而在宋代，则截然不同，时代背景小同，对事情的理解也就相异了，歌女与主人相依为命、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可贵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而在词人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外表灵巧秀美，而且才艺双全、具有令人赞赏的人品美，这是他们形象的一个普遍特点。词人在原序中提到“眉目娟丽”，是在赞美柔奴天生丽质、美貌绝顶、无与伦比。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这是词的第一句，作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柔奴之美，而是采用了虚拟的手法。“琢玉郎”，本指雕琢玉器的工匠，这里借指王巩这位善于相思的多情种子。“点酥娘”本于梅尧臣之诗，有“女子能点酥为诗”，这里借以夸赞柔奴的聪明才艺。“点酥”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裱花工艺艺。‘分付”，即交付。这一整句是说羡慕你这位多情男子，老天交付给你一位心灵手巧的“点酥娘”来了。苏轼并没有对柔奴的容貌和身段作具体的摹写，而是采取了以虚驭实的手法，把一个上天交付给的冰清玉沽的美人摆在读者面前，给了读者充分想象的自由空间。

如果说这首词，只是在原序中偶尔提到对柔奴的直接外貌描写，还不足以说明苏词笔下女性美的一个显着特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苏词的其他词中加以印证。如：“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捕写一位侍女不着胭脂、淡妆素雅的自然之美。“眉长”、“眼细”、“淡妆”、“绾髻”无不显示出侍女的本色美，不加妆饰，她的美丽是原生态的、清新自然的，无任何人_[做作。而在《诉衷情》(琵琶女)巾的“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是从正面描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鬓发俏丽，展示了琵琶女的外形美，结尾以月亮作衬托，更显出琵琶女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其他如“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赞美了舞伎的头发、衣着的和谐美，“寒玉细凝脂”是赞美妻子的容貌清秀。

苏轼笔下“塑造的女性清新自然而不艳丽妖娆，容貌秀丽而不妩媚，体现的是女性的本色美”，不同于温庭筠、柳永笔下的人工修饰之美。这跟作家不把女性当做观赏的对象，而是尊重女性，把女性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不无相关吧。

二、才艺美

“白作清歌吹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写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使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热的酷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词人由忧郁苦闷、郁郁寡欢、烦躁不安变得超然旷达、淡定安详。这是写柔奴的歌声产生的艺术效果，肯定了柔奴技艺的精湛。“皓齿”，即洁白的牙齿，是写柔奴的容貌美，当然作家本意并不仅于此，而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来展示柔奴的歌声之美。风起雪飞是视觉效果，而炎海变清凉，则是触觉的效果在起作用，使读者由视觉的感知转向了触觉的变化，以此来展示柔奴的歌声轻柔、舒爽，使人产生怡情悦性的审美享受。这有些夸张的意味，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思。而“言为心声”，歌声正是歌女柔奴内心世界的表达，是因为她的心情旷达，能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使然。反过来，这对于支撑、坚定王巩的生活和人生信念起到了关键作刚。

尽管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可以有忧国语，热中人能作冰雪文。言之格凋，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是用于分析文学作品风格的，但是将这种观点运用于此，并无不可。柔奴自作的歌曲，相当于自己所写的东西。那么柔奴的歌声有其特殊的风格，是她性格、人品的展示。只有高尚的、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这正说明柔奴的歌曲创作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诗品出于人品”，能写出这样好的歌曲来正源于她高尚的品行和真挚的情感。

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多才多艺。如“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减字木兰花·庆姬》)来比拟衬托庆姬歌喉的响亮程度，能“遏住行云”，使飞鸟不停地展翅飞翔。也有善舞者，如“霜庭按舞月娟娟”

(《浣溪沙》[学画牙儿正妙年])写月夜庭院击节跳舞的小歌女的动人舞姿，“翠袖倚风萦柳絮”(《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写歌伎的翠袖在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巾摇曳。她们有的还通晓乐器。如《鹧鸪天·佳人》中，“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长笛吹《新水》”(《菩萨蛮》[娟卷缺月西南落])是歌妓作别时吹笛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菩萨蛮》)则显示了笙妓高超的吹笙技术。

总的来说，在苏轼的词中，这些女性形象不仅精通各种乐器，如琵琶、胡琴、笛笙，能演奏美妙动听的音乐，而且歌喉清丽、舞姿婆娑，尽管她们是歌妓舞女，地位卑下，但在苏轼的笔下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把她们当做艺术家来看待并加以歌颂。他融入其中，同情、理解她们的遭遇和不幸，并与她们产生了强烈共鸣，共同享受艺术带来的审美愉悦。

三、品行美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是写柔奴的北归。先勾勒出了她的神态容貌，“万里归来年愈少”，岭南的艰苦生活她甘之如饴，心情舒畅，归来后，更加容光焕发，更显年轻。“年愈少”未免有些夸张，但却是苏轼对柔奴不畏艰难困苦、历险若夷的由衷赞美。“微笑”，写出了柔奴在北归后对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一种超越、一种解脱，表现了豁达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艰苦岁月没有把她击垮，反而更历练了她的性格，使她更加倔强坚强。“岭梅”，指大庾岭上的梅花，有较强的生命力，“笑时犹带岭梅香”，写柔奴与主人南迁而归，不但见不到颓唐之态，反而更加精神焕发，堪与岭梅相媲美。这也说明了柔奴的坚强意志，像岭梅斗霜傲雪。这一切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人先以否定句开头，事出有因，尽管苏轼当时还没到过岭南，但迁谪于此的文人对荒蛮的岭南早有叙述，故苏轼略有所知，所以对岭南的好坏提出疑问，“却道”，陡转而下，使得答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显铿锵有力、警策隽永。一般的官员都害怕到岭南，所以苏轼对王巩和柔奴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也显示了柔奴的达观、聪敏的品性。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类随遇而安、表达旷达性格的话语在白居易诗中多见。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之四，“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在《初出城留别》中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种桃杏》中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意即能使内心平静的地方就可以当做故乡。在白居易看来，在身、心二者中，心安是身安的前提，只有心安才能达到身安，也才能达到身心安泰的最高境界。他追求的是一种身心自然合一的生命境界。

苏轼的词显然是受了白居易诗的影响，又加进了王巩和柔奴的烙印，有他们的个性色彩。这种随遇而安、不随外物而改变的乐观心态，对他们克服岭南的艰难险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故乡是人心，人心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故乡本是指具体的地方的，故乡不可动，而人心则是主观的，人心是可动的，作家到处漂泊，曾慨叹“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四海为家，把人心当做故乡也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概念，人到了哪里，人心也就到了哪里，故乡也就到了哪里。凡能使人安心的地方都是故乡。

原先的故乡可能是繁华的，而现在的所在地是荒凉的。人心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好坏而改变，这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抱怨，而是虽身处逆境、困境，仍能泰然处之。“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含有深刻人生哲理的妙悟，柔奴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乐观旷达，与家主‘共进退，同患难’的‘忠爱’之情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苏轼对王巩和柔奴的赞美，受到他们的感染，在晚年被贬岭南时，在艰难困苦中，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有助于他乐观、坚强地生活下去，并成就了一番文学业绩。苏轼的精神是和王巩主奴一脉相承的，所以他把它引入词中，加以赞赏。

苏轼笔下的女性的品行美也可以从其他作品看到，比如《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借咏梅来表达对朝云的怀念之情，歌颂朝云梅花般高贵的品质，正是她在苏轼落难时不离不弃，相依相伴，使得苏轼终身难忘。在《醉落魄》(苍颜华发)中，苏轼塑造了一位重感情，有人情味的女性形象。“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这位歌妓情意恳切，疏肝利胆，是可贵的知己。在苏轼《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中，“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听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写出了女子的气韵高雅、情深意重。

在苏词的笔下，存在有大量鲜活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论她们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如何，在苏轼的心目中，她们都情高志远，才艺双全，是美好的化身，是苏轼最尊敬的人。尤其是那些才貌双全，品行高尚的女子，更是苏轼歌颂赞美的对象。在宋代，女性的地位低下，苏轼进步的女性观对促进男女平等、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物质日益繁盛的现代社会，有了柔奴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精神，无疑对于人们克服浮躁心态，安心本职工作，拥有稳定情感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都具有现实意义。也期待新时代下，新的女性学习柔奴精神，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