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将人性与人的本质区分开来,认为人性仅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之为人的现实意义上的本质要经过个体的自主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种对人性的看法,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先秦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先秦哲学论文篇一

论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

[摘要]先秦儒家将人性与人的本质区分开来,认为人性仅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之为人的现实意义上的本质要经过个体的自主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种对人性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重视教育、重视学习成为普遍的民族心理。

[关键词]先秦儒家;教化哲学;人性论

儒家哲学堪称教化的哲学,在历史上儒家便是以“师”的面目出现的,又称“师儒”,孔子也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儒家孜孜追求于人格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和谐,并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对人进行仁、义、礼的教化得以实现,通过教化与学习,人便可以成为君子乃至圣人,即“圣人可学”。“圣人可学”这个命题在宋朝时被理学家所明确阐发,但“圣人可学”的理念早在先秦时期便得以奠立。孔子讲:“仁者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74、“为仁由己”[1]123;孟子认为:“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2]276;荀子更是明确提出:“圣人者,人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3]9。这些都是对“圣人可学”理念的表达。先秦儒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理念渊源于其对于人性的认识。先秦孔、孟、荀三位大儒尽管在具体的主张上有各自的要点,但是在“人性经过后天的习染可变可化”这一点上认识却是共同的。正是因为在先秦儒家心目中,人性经由后天的努力可以变化,所以教化才有可能和必要,这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

一、性相近,习相远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81孔子认为除“上知与下愚不移”以外,其他人的人性都相近,并且可以通过后天的习染来改变自身的能力和品格。

这就是《论语》所讲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200、“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1]200。孔子还采用现身说法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学以致其道”的道理。孔子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12可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人生经验的积累,人便可以逐渐了悟“道”的真谛。以《论语》为依据,发现孔子对人性与学习的关系以及通过学习达致人性美好的途径的认识,大致包括三个层面:

其一,学习是成就美好德性的必备条件,意义重大。孔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1]184可见,即使是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刚等美好的品性,倘若没有“好学”来配合,也极易流于偏颇。

其二,学习态度不同,学习的主动性不同可以导致学习效果的差异,导致人之境界的高下之分,即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1]177虽然从字面上看,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但是孔子却从来没有具体说明过到底哪些人是“生而知之”者,孔子自己也从不以生而知之者自居,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比一般人懂得多一些,从根本上在于自己爱好学

习、善于学习。他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53不仅孔子自己这样评价自己,孔子的弟子也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论语》记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203可见,在弟子心目中,孔子正是因为好学才得以常为人师,他以自身经历为弟子和世人做出了榜样。

其三,孔子为促进学习,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以及教学方法也作了探讨,为人的境界提升进一步指明了道路。在学习内容上,孔子不仅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178、“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63,而且将学习内容拓展到实践层面,指出“学”要在“行”中学,学与行不可分,“行”甚至比单纯的学习理论知识更重要。如孔子的弟子子夏讲:“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5。在学习方法上,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1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47、“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1]156、“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9。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主张。

总之,正是因为孔子认为大多数人的人性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改变,而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在人的手中,主要依赖于人后天的努力,所以孔子才自信地说:“为仁由己。”《论语》中孔子论人性虽然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是这一句话却意义非凡,它奠定了儒家在人性问题上重视后天习染的基调和框架。同时,孔子没有明言相近之性是善还是恶,这又为后继儒者的理论拓展留下了余地。

二、存心养性

孟子将人作为“类”来考察,将普通人与“圣人”作类比,即“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2]64,进而依据“凡同类者,举相似也”[2]261得出“我”与圣人同类、“我”与圣人一样都具有善性的结论。与圣人同类的这种人性之善在孟子视野中不仅人人都有,而且是天赋的,仁义礼智四端根植于心,即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80,“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259。孟子十分重视这四端,将之看作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即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2](191、“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2]80。

人虽然有天赋的善端,但是孟子认为这些善端只说明人有向善的可能,即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2]259如果想把潜隐的善端发展成现实的美德,还需要人悉心养护、将善端扩而充之,这样才能真正成为道德意义上的人,即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2]80如果不注意保养和扩充,那么尚处于萌芽状态、十分脆弱的善端就会失去,人便会迷失自己。孟子以“牛山之美”作比喻来说明如果不用心保养善端所造成的恶果,即“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2]263正因为孟子认为善端需要养护和扩充,所以他的性善论才既是理想的又是理性的。可见,在天赋善性之下的性善论依然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后天的教养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那么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保养和扩充善端呢?从《孟子》一书来看,大致有两条路径:第一种路径就是向自己的本心学习,反求诸己。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2](302这是孟子所主张的修身养性的主导路径,是孟子思想的特色。在这条路径上,孟子主要讲了四种方法:第一种是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2]301又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2]197。第二种方法就是寡欲,减少内心中与修养扩充善端相抵触的欲望,即谓“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2]339。第三种方法是“求放心”。孟子把良心的失去称作“放心”,把失去的良心找回来称做“求放心”。孟子认为普通人丢了鸡犬尚知道找,丢了自己的良心却不知道去找,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情。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267。第四种方法是“存夜气”。孟子所说的“夜气”就是指人在夜深人静、回顾白天的所作所为之时的良心发现。孟子

认为如果人们能将“夜气”一直存续下去,便可以成就善性,但是很多人在第二天清晨就把昨晚所发现的良心全忘记了,继续我行我素,即谓:“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2]263实际上,后三种方法都以第一种方法为旨归,都是第一种方法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的拓展。向本心学习、反求诸己,是孟子所主张的修身养性的主要路径,“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2]268。

第二条路径是向外学习,注意环境影响和后天教育。孟子在注重“内求”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外在影响。例如孟子举例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2]260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讲的也是后天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孟子还充分肯定了三代以来学校教育的意义,认为这是明人伦的重要手段。他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2]118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繁荣昌盛,最重要的不是城墙、兵甲、土地和财产,而是人民的教养,所谓“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2]162过去,在研究孟子思想的成果中,研究者往往只强调第一种向内学习的路径,而很少提及第二种路径,实际上第二种路径在孟子思想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占主导地位而已。

三、化性起伪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455“性”和“伪”是荀子人性论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在荀子眼中,“性”乃“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3]457,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等,都属于人性的范畴,这是从人的自然本能的角度来理解人性。荀子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3]455,他由此得出人性恶的结论。与“性”相对,荀子将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等后天的教化称之为“伪”,他认为通过师法之化、学习礼义之道,可以改变人性,使人的行为“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3]455,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化性起伪”。“性”与“伪”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话概括便是:“无性,则伪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3]379较之孟子,荀子强调的是人性的由恶至善的动态转化过程,因而更看重后天的习得。荀子将后天的习得称为“积”,一点一滴的累积“善”便可以成为圣人,即谓“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3]130

“积”首先来自于环境的熏陶浸染。荀子认为,后天环境的熏陶对人性重塑具有重要意义,人性会随着周围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3]130。荀子又以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这个道理,曰:“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3]4

“积”更重要的途径是来自于学习和教育。《荀子》开宗明义第一篇便是《劝学》。荀子认为“学”的意义非常重大,“学”可以增进人的智力、改变人的境域、提升人的境界,使“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3]295。在荀子看来,这是帮助人成为士、君子、乃至圣人的必备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即谓:“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3]112反之,人如果“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3]130。关于学习的内容,荀子认为一个总的宗旨就是:“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3]369具体而言应该诵经、读礼,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而且,荀子所说的学习内容很广泛,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更应把学到的知识付诸“行”,在“行”中学。因为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3]127学习离不开引导人学习的老师,“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3]2,因此荀子对“师法”也非常重视,他说:“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3]127“圣人可学”至于荀子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

总之,“生之所以然”、“不事而自然”的“本始材朴”之性,虽然生而具有、非人力所能为,但通过后天积善不息可以发生质的变化,由恶变善。即谓:“涂之人可以为禹……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以能仁义法正之具……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3]469这是荀子教化哲学的根基。

四、结语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的理论根基在于其人性论,人性上承天道,下启人伦,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由孔子肇其端,孟荀承继之。诸位大儒虽然论证的方式、方法,分析的角度、途径有所不同,如孟子选择的是心性自律完善,而荀子看重的是后天人文再造和外在规约的力量。但是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又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将人性与人的本质区分开来,都认为人性仅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之为人的现实意义上的本质要经过个体的自主努力才能得以实现,都认同“人性可完善”、“教化可以使人趋善”。这种对人性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教化的内

容,先秦儒家认为最核心的就是“仁”、“义”、“礼”,通过对“仁”、“义”、“礼”的体认,人便可以不断地提高自身境界,从物欲中超拔出来,成就以“君子”、“圣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

“化民成俗,基于学校;兴贤育德,责在师儒”,在儒家“圣人可学”的人性论思想的影响下,重视 教育、重视学习成为普遍的民族 心理。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周礼•天官》中即有“教职,以安邦国,以宁万民,以怀宾客”的提法,此后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对教育意义的肯定层出不穷。《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儒董仲舒曾曰:“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范文正公集》记载宋儒范仲淹曾说:“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松兹县学记》记载胡瑗曾讲:“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在学校”,等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高长山:荀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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