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别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这样的经典台词正受到热捧。影片描述的3个年轻人一起创业、打造“新梦想”学校的故事，很自然地让人们想到“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并将之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我还有梦想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5月30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非常坦率。51岁的俞敏洪说，他未来办私立大学的梦想和“中国梦”连一起。他还坦率地提到中国教育、大学生创业、企业家创新、环境治理等各种问题，并希望这些问题能够“有解”。

办私立大学的梦想和“中国梦”连在一起

环球时报：在成为“中国最富有的老师”、“留学教父”前，您也有过“美国梦”，但当时几次被美国使馆拒签。现在，您成功之后，还有什么梦想？

俞敏洪：还有梦想啊!从大处讲，我希望国家和民族真的强盛。从小处说，我希望我做的事情更有意义，更有社会影响力。“中国最富有的老师”的说法是一个误解，说到底我不是因为做老师致富的，而是把新东方运作成一个商业化的教育集团而致富的。从老师转型企业家身份后，反而成就了我。其实人的角色是不断转化的，转型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你觉得这个角色对你有多大好处，对社会到底有多大好处。

我觉得，“美国梦”和“中国梦”有不同之处，“美国梦”更强调个人，“中国梦”更强调集体。但两者不矛盾，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美国梦”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再加上国家的强盛。“中国梦”也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加上国家的强盛。“中国梦”实现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个体的梦想加起来。如果没有大时代背景的话，个人想要实现梦想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时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新东方”梦想的，因为大形势不许可。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方是为百姓创造自我奋斗的大环境，未来还应进一步扩大这种个人通过奋斗而成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看个人的努力、机缘。我是赶巧了，学英语并赶上中国出国大潮来临，我抓住了这个大潮。我还有办一所私立大学的梦想，其实这也和“中国梦”连在一起。

环球时报：《中国合伙人》热映后，您多次表示“希望观众不要对号入座”。谈到合作创业，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俞敏洪：我不后悔创业。我牺牲做个二流学者，开拓一个中国的产业领域，还是很满足的。因为中国的培训领域在新东方上市之前，从来不被人认可。新东方上市后，教育培训成为国家讨论的话题，这也是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以人为本”思想最重要的一个体现。

环球时报：“创新”屡屡被中国企业家提到，但也有人抱怨缺少“创新”土壤，您认为，创新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俞敏洪：“创新”土壤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政策的规范。如果不花力气打击那些盗版、(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如果创新没给企业家带来应得的回报，那么，人们对创新的投入，资金和物力的投入就会大大减少，导致创新意识衰退。第二，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坦率地说，大部分情况下强调的是“标准答案”，不强调个人创新和奇思怪想。这也会压制创新精神。

大学生应工作几年后再创业

环球时报：大家都在谈“2013年大学生就业最难季”，结合您的亲身经历，怎么看大学生创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俞敏洪：大学生就业难，每年都会这么说。坦率地说，大学生创业只能增加失败的人数和对自己人生失去自信的比例。我觉得大学生创业，一定要创，创业对一个人一辈子来说，很重要，至少可以体会到独立干事情的感觉。但我不鼓励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和大学一毕业就创业，理由非常简单：缺乏对社会的了解，缺乏对公司结构的了解，缺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了解，这几个“缺乏”加在一起，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失败的可能性99%。我鼓励大学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工作、在要创业的领域工作3年、5年或8年后，再出去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有很大提升。我在北大工作近8年后才出来创业，能成功是因为对教学质量监控、教学内容设置有了很好的把握。

环球时报：您创业时邀请了大学时期的同学和朋友，还有人记得您当年坚持为宿舍打开水这样的细节，这些都为您创业积累了人脉。近几年，我们也屡屡看到发生在中国高校里的投毒、杀人等极端案例。您对现在的年轻人和在校大学生最想说的是什么？

俞敏洪：不完全是给宿舍打开水这样的事情，这些朋友回来帮助我搞新东方，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是，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大学四年没有骗过他们，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们说，跟着我干，还是很有把握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过于比较眼前的东西，而不善于思考未来一辈子的东西。特优秀的人不要老是张扬自己，自卑的或不太优秀的人，不要总是觉得憋屈，要从一辈子的角度考虑，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未来10年、20年或30年后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值得为眼前的事情计较。

政府领导的决心能解决教育不均衡问题

环球时报：政府一直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并进行改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都关注哪些问题？

俞敏洪：很多钱还是浪费掉了。我的大部分提案都有回应，但解决还需要一定时间。作为政协委员，我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是我们的教育还比较僵化，不太符合世界的发展潮流，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还会全力尽到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哪怕说说话，管用不管用不敢说，但至少会带来一定影响。第二是环境问题。人们生活在雾霾中是一种摧残。环境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关注的事情。政府领导也逃避不了雾霾，大家都逃避不了雾霾，生活在同样的空气中，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环球时报：中国一些高校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这体现出教育的不均衡，您认为，有办法解决吗？

俞敏洪：有解。政府领导有决心就有解。教育资源集中的现象为什么出现？因为乡长或村书记就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结果是这些幼儿园和学校能得到最好的资源。举例说，如果我是政府官员，孩子在某所小学读书，校长问我，某某区长，某某书记，能不能给我们学校拨点款？我一定拨。为什么？因为我孩子在那里，我不拨你对我的孩子不好怎么办。所以，教育资源就不断集中。我觉得，我不管你是什么当官的、当兵的，如果你孩子被划在这个学区，你就在这个学区的小学和初中上，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教育均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政策，政策已反复强调了教育均衡，最大障碍是执行，政府官员不执行。因为执行以后，对自己的子女就有损害。利益集团的保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

环球时报：您对“一对一辅导”这个行业怎么看？

俞敏洪：“一对一辅导”走的都是歪路。因为真正的“一对一辅导”应符合孩子的个性、学习习惯和效率。现在大部分老师对“一对一辅导”的心理研究缺乏了解。所以，我觉得“一对一辅导”现在在中国不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原因是家长管不住孩子，放到40人的教室，老师管不住孩子，家长最后不得不选“一对一辅导”，认为老师就能管了，一对一他才能专注。有的家长不怕花钱，有的也心疼这个钱，但没有办法。随着现在网络和移动互联的发展，中国孩子产生了一种“疾病”——我把它称为“互联网之下的注意力分散症”。现在的典型状态是，孩子基本上是“管不住”自己的一代人。这很麻烦，很危险。

美国缓过劲儿，中国要抓住机会

环球时报：您平时关心哪些国际问题，特别是涉我的国际新闻？

俞敏洪：我还是比较关注大国之间的动态。如美国人对中国有什么看法，持什么观点，中国人对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我倒不关心中国周边的小国能闹事，包括日本，我觉得它们也就是在美国支持下，稍微闹一闹而已。好就好在，现在大部分日本国民对钓鱼岛事件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觉得就是国内政客玩的，“你们也不可能真正打仗”。我也发现，中国百姓其实也没有极端的民族主义行为，我觉得这很好。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会排斥一切正确的东西，只觉得自己是对的，这很危险。

环球时报：金融危机蔓延好几年了，您觉得美国是否已缓过劲儿来？

俞敏洪：我觉得(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到底盘，美国的经济开始反弹。未来5年，美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中国应紧抓住这个时机，一是多收购美国的产品、美国的工厂、美国的实体;二是中国要抓住这个机会，跟美国一起“上升”，不能“下降”。中国只要再坚持10年，就能和美国持平了。这就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