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发布时间:2017-06-06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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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结构错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表现为供给老化和供给抑制,必须通过在供给侧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供给侧改革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供给侧改革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供给学派财政政策

供给学派财政政策(supply-side economics fiscal policy)主张降低累进所得税率,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实现预算平衡的一种财政政策观点。同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相对立。

降低累进所得税率的观点

供给学派断言,在经济增长的自然动力被窒息的地方用财政支出刺激需求的增长,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累进的高所得税率则是窒息经济增长和抑制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而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见供给学派税收思想)。

改革福利制度的观点

供给学派认为,在财政支出方面对经济增长起窒息作用的是社会福利开支。他们认为所得转移──福利、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等等,对个人进取心的消极影响和高累进所得税率相同。这是由于救济金的水平并不比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净所得低多少,在发放救济、津贴前对申请人作家庭调查以后所公开课征的实际税率,使领救济金变成一些人赚取另一些人个人所得的行为。因此这种制度鼓励的是那些不想干活的人,而挫伤的则是积极进取的人。他们认为,美国现行的福利制度在许多场合使靠福利为生的人获得超过许多辛勤工作者净所得水平的救济金。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将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工人们知道失业救济金将帮助自己渡过失业期后情愿找季节性工作,而雇主则愿意在淡季辞退工人,因为工人可以领到失业补助。供给学派抨击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是过时的凯恩斯观点的体现。它只关心维持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和储蓄,只要能消费就行。当人们靠领取失业救济比靠辛勤工作能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时,这种制度就是完全荒谬的。

实现预算平衡观点

供给学派反对赤字财政政策。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增加只能剥夺私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本,并且造成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或者当政府所发生的亏空是用增加货币发行量去弥补时,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说税收和政府开支等量增加,那么私营企业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又会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他们虽然反对赤字财政,却不赞成把平衡预算作为实行减税的前提条件。他们把主张先有财政盈余再实行减税的人称为“传统的预算平衡论者”加以抨击。他们认为,对付大手大脚花钱的自由主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减税置于优先地位。供给学派还反对赤字财政造成通货膨胀的见解。他们指出,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不适当地增加货币供应量,那么不管预算是否平衡也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财政部向公众出售自己的全部债券以弥补赤字,那只不过是把等量的私人储蓄吸收过来并且提高利息率。把私人投资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肯定不是一种合适的做法,但它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超额增加货币数量,就不会有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

稳健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

2016年,我国经济缓中趋稳,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积极信号,但整体下行压力与局部风险隐忧仍然存在。与此同时,从英国“脱欧”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再到特朗普入主白宫,国际金融市场上风云变幻。为应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2016年,我国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在总体稳健的基调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保持政策灵活适度,注重稳定市场预期。从近一年的情况来看,稳健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利率水平低位稳定运行,为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相比2015年的多次降息、降准,今年以来,央行更多动用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流动性、引导资金价格,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保持了政策的灵活适度。

今年以来,受外汇占款下降、地方债密集发行、财政税收等因素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波动有所加大。央行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适时预调微调,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在全国范围推广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建立了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多种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在以7天期逆回购为主、每日常态化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流动性季节性变化、市场需求等因素,于8月下旬和9月中旬先后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灵活搭配开展操作,保持银行体系适度流动性,优化市场资金供求期限结构,不仅满足了金融机构流动性期限搭配需求,提高了市场资金面的稳定性,而且缓解了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供求的扰动;此外,通过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融通行为,还优化了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

根据货币市场流动性总体情况,前三季度,央行累计开展SLF操作5473亿元,期末SLF余额为4亿元。此外,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结合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情况,央行开展每月MLF常态化操作,稳定市场预期。前三季度累计开展MLF操作32885亿元,期末余额为19063亿元,成为央行基础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

在提供MLF的同时,央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同时,MLF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对原有金融管理体制的补充,主要针对系统性风险,着力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目标是保障金融体系稳定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联盛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了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强化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的融合,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极其必要的。

2015年底,央行提出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MPA从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情况、定价行为、资产质量情况、跨境融资风险情况、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2016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央行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央行曾发布报告称,从上半年两次评估的结果来看,绝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稳健,符合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

同时,央行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今年1月份面向27家金融机构和注册在上海、天津、广东、福建4个自贸区的企业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基础上,自5月3日起,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扩大至全国范围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对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扩大有效外汇供给,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对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在境内代理行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今年以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初步建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增强,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全球接受程度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央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今年以来,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基本形成——配合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央行和相关部门着力培育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和贷款基础利率(LPR)等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同业存单和大额存单发行交易有序推进。去年6月份《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以来,同业存单和大额存单发行交易日益活跃,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不断扩大,对培育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已初显轮廓。有专家表示,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正处在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步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更加注重稳定短期利率、探索构建利率走廊,稳定市场预期,疏通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与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变化相匹配,发挥价格调节和引导作用。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供给侧的影响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积极

影响,如鼓励人们加班加点,积极经营,推迟退休,缩短待业期,从而提高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支出,特别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储蓄,而储蓄与收入刺激相结合,又可以鼓励投资。在这一点上,正好体现出它与凯恩斯学派认为减税的作用只在于增加总需求的不同着眼点。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必须按照激励储蓄和工作并给投资者以鼓舞的方向去设计,主张实行累进税和公司税的削减。它与主张对高收入阶层增税而仅仅对低收入阶层减税的自由主义者完全对立。供给学派认为,当高额累进税率阻止企业家积累财富时,社会遭受的损失远较税收为多,它丧失的是企业家发展自己事业时所具有的发明革新、敢冒风险和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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