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并且更多的是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个案研究，并且较多地是从政治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分析研究上，尤其是国外汉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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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综述全文如下：

一、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角度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作为不同的两种思想和文化，必然离不开学界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段不同，学者们比较二者的视角和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详见下表：

时段 关系状态 研究内容 原因

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 侧重研究二者不同点，甚至是对立 主流意识形态(政治) 因国内外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为现实的政治运动提供支持、论证和行动指南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 侧重相同点的研究，甚至是二者的结合或融合 文化、学理层面(学术)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环境放松

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阶段分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讨论角度主要在对二者异同点的比较研究。他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二者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二者相同之处。[1]还有学者认为，这方面的讨论大致分为三大类：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

近年，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而融合说渐渐在学者间达成共识。[2]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讨论分为三大类：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论儒学之是非，表现在对儒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和取舍上;二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通，表现在哲学领域，尤其是辩证法、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相通，同时还有人论的一致性，道德理想的一致;三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汇通互补，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儒学现代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援儒入马三条路径来阐述。[3]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一)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的研究状况

近20余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与儒学不同点的研究不在少数。刘宏章认为二者有着非常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文化背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4]张允熠则认为，在思维形式上，儒学包含丰富的直觉论，缺少明晰的逻辑论说工具和系统严谨的结构体系，马克思主义则具备镇密和恢宏的理论体系;在思想进路上，儒学倡导中庸和协调，马克思主义坚持原则和斗争;儒学主张改良与和平，马克思主义重视革命和暴力;儒学轻视体力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5]除此之外，张建新、刘天旭、蒋庆、范广伟、郭沂等，都阐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与儒学不同点或相异之处的论述。

(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的研究状况

近年学术界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共同点进而进一步讨论二者可融合的趋势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三类：

1、只从二者的共同点、融合点去研究。

我国学界对于二者共同点的研究主要是在近20年中进行的，而海外这方面的研究则要更早一些。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经过深入细致比较，认为二者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人性论等方面存在许多类似和平行之处。[6]刘宏章根据张岱年先生的提示，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相通之处有七个方面：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大同的社会理想。

这七个方面又可归为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方面。[4]张允熠认为二者之间有“五个一致”，简单说来：其一，在宇宙观上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其二，在致思趋向上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三，在人的本质上都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其四，在历史观上都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第五，在社会学说都向往“大同世界”。[5]

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8]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9]也有相似。

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要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10]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

2、站在儒学的立场，认为儒学应合理吸收马克思主义以得到复兴和壮大。

这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应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从而使儒学再度复兴起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杜维明认为，儒学要得到大发展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主义对话。[11]汤一介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是“反本开新”，所谓的“本”，是指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所谓的“新”，是指融合吸收西方文化包括激进主义(汤一介用激进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他认为我国目前的文化正处在“由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阶段开始转向本土文化开始消化外来文化”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进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时期。”[12]钱逊认为：“融合中西，发展儒学和中华文化的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以发展儒学，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13]另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林毓生提出的“转化创造”，李泽厚提出的“创造转化”，张立文提出的“和合转生”等等，也都包含着传统文化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含义。

3、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吸收儒学，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强调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14]邵汉明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有两层含义，

一是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相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和制定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方针政策。

二是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发掘并弘扬民族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

在这方面，冯友兰、张岱年在20世纪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冯友兰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抽象继承”。张岱年指出：“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结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正确思想的综合。”[15]冯契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主张。中央党校许全兴、侯才，中国政法大学的李德顺，等都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四、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案研究，并且较多地是从政治领袖人物，比如毛泽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的分析研究上，尤其是国外汉学界。国外自由派学者把‘毛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否定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列宁，更主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国内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儒学关系的学者和著作有很多，香港学者金思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列主义为内容、以民族传统为形式相结合的一种意识形态。

[16]著作有许全兴的《毛泽东与孔夫子》，汪澎白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儒学》、李锐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卫平的《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儒学的关系》。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邓小平与儒学的关系，如裴传永主编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儒学》。

但是，纵观这些研究，都没有超越对于个案的研究。缺乏从某一具体角度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也有少数学者从人性论、民族精神、信仰等角度去研究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