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清王朝统治之下，每次对于外国殖民侵略，清政府或有所反抗，或者直接妥协，总之都是以失败，赔款，割地。之后在革命党人得不懈努力下，经过无数的跌宕起伏之后，终于在1949年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建立了如今繁荣昌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论文2000字篇一

《试论蔡和森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

摘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各自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探索中都做出了有益贡献。蔡和森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在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中，有其独到的见解，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蔡和森;近代中国国情;认识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社会特点的探索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分析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蔡和森文集(上下)[M]，人民出版社2013版。

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论文2000字篇二

《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再认识》

摘要：革命与改良既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主要手段。二者无高下优劣之别，亦非对立排斥的关系。如果说“五四”前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乃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的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五四”后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

关键字：革命，改良，国家出路

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历史作用与相互关系的认识，自20世纪初以来就是一个争执不休的话题。至今所形成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盛行的“灰色改良”说。在这种学说中，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改良则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阻碍和对抗革命的工具，因而是灰色、保守和反动的。该论断在强调革命正当性的既定目标下，否认了改良的进步意义，可称之为“以革命否定改良”论。二是李泽厚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共产革命的“历史沉淀”都是消极的，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该判断以改良代价小、进取易的优点否定了革命的正当性，故可称之为“以改良否定革命”论。三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完善的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其主要观点在金冲及先生的著述中清晰可见：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前者是常规化手段，后者是一种补充形式，亦即“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的渐进变革积累到相当程度，已同它不相适应的旧的社会秩序都不能改变、已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难于继续维持下去时，那种能够迅速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才会到来”，而“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再次证明了改良在实现社会进步上的独特优势，也事实上颠覆了“灰色改良”说的价值判断。“告别革命”论自提出后，相关讨论除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等少数有说服力的成果外，多数未进入学术对话的层面，故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已经显现，但如何将其融入历史教学，包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之中，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简言之，无论是出于进一步清理“灰色改良”说和加强与“告别革命”论学术对话的需要，还是基于深化历史教学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的目的，对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都是有必要的。

当史学研究逐步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和革命叙事范式，进入历史辩证思维和现代化视野后，对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特别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学界对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整体性反思，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理据，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学术研究无止境的基本要求，同时提醒我们：前人的研究，包括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相互推进的“新陈代谢”论，黎澍先生从经济必然性视角对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重估，所提供的主要是方法论和思想上的启迪，而非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标准答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或许会有新的启发与收获。

在西方力量的压制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治上，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皇权渐趋式微;经济上，传统自耕农经济受到冲击，现代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文化上，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发生冲突与对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现动摇;国际关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被打破，中国被强制拉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各阶层相继加入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列，这便为观察其目标诉求、行动特点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为应对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并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政治行动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目标是以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农民战争方式推翻现有统治秩序，并通过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被注入的种族革命要素，即推翻“胡虏”(满族统治)复兴“中国”(汉人政权)的社会动员和军事行动口号，上承明清之交的反清复明思想，下接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帜，从而使这场农民运动具有了近代民族革命的色彩。同时，运动初期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蓄妾、禁娼妓、禁吸鸦片等社会革命举措，特别是以《天朝田亩制度》这种革命纲领形式对农民建立“四有二无”理想社会的完整表达，将旧式农民起义推向历史高峰。但太平天国社会建设方案和指导思想的非科学性，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标志着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结束。《天朝田亩制度》中“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全部收获除留下“每人所食可接新谷”之口粮“余则归国库”的绝对平均主义，严格管制下百姓被“督之为农”的中世纪专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等规定所体现的世袭等级观念，违背了人类社会对私有产权的自然选择意志和近代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作为运动指导理论的拜上帝教，“以民间原有之思想，牵强附会于欧人所言之宗教”，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彩色;而太平天国整个行动中无所不在的神权主义，也背离了现代科学精神。旧式农民运动在旗帜选择和建设方案制定上的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太平天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另一重要成果，即运动后期推出的《资政新篇》，其中立国法“昭法律”，举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业，奖励科技发明、机器制造，兴办新闻馆、士民公会、医院等主张，反映了以洪仁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寻找国家出路的努力;经济方面一些设想在洋务运动中的实现，反映了这一努力方向的现实与正确性，预示着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时代的来临。概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治行动，拉开了学习西方、工业救国的序幕，也显示了古老的中国试图走出以农民战争方式实现王朝更替之历史循环的迹象。

在外来侵略与农民起义双重压力下开启的洋务运动，挽救统治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也决定了其改良主义的基本属性;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举办军用民用工业和发展近代教育方面，它具有改良维新的意义。洋务运动继承了林则徐从鸦片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主张，以及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因而可以说是清政府将思想先驱零散的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开端。同时，它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内在传承性，特别是在后两个阶段向制度变革方向的逐级推进，彰显了清政府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为特征和意志。进一步拉开历史观察的焦距，我们便不难发现，清政府这次探索国家出路的成果，并没有因甲午战败而终止：一方面，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到全面抗战时期仍在发挥作用;1878年左宗棠筹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直到20世纪末才完成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办学堂和派留学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等对西学的引介，在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同时，也正式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并为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但王朝自救的行动目标、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探索之初认识和观念上的局限，使洋务派自觉地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仅以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根本不足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易言之，重建帝国秩序这面旗帜方向上的逆时代潮流性，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国家出路与实现民族复兴。

变法的失败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几乎不变的规律，此亦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一带迅速高涨的主要原因。中西文明冲突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因而也是农民阶级探索国家出路的再尝试。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是所显示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对挽救民族危亡即避免中国滑入殖民地深渊发挥了作用。但“扶清灭洋”运动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即昧于大势而笼统排外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性;行动本身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宣告了以旧式农民运动方式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性终结。同时，义和团由于缺乏是非利害辨别能力，被封建势力所驾驭和利用的弱点，再次证明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易言之，农民阶级要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需要科学旗帜的指引和先进阶级的领导。

在探索国家出路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无疑具有彪炳史册的意义。它的贡献，并不限于通过颠覆帝制和创立民国将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推行阶段性高峰，还在于它以民有、民治、民享和民主、共和、法治、宪政这些原则，建构起“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确立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向”，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根本性变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它的失败即民主共和制的夭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搞糟了”，而是它的旗帜和道路选择出现了偏差。一方面，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狭隘性，限制了革命的进取，即“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骤然推入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制度变革道路上“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有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终不可久”;辛亥革命“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当时一大错也”。辛亥革命这方面的教训，成为中国人民接手马克思主义这面新旗帜，选择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方案，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新道路的逻辑起点。

国家出路探索在民国初期的再度反复，同样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上，这是社会大变革失败后旧势力全面进攻的结果，即“旧政权解体后紧接着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从割据势力的来源上看，这并非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起于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并在清政府军权下移和军队多体化的格局中，随着洋务运动和编练新军而发展壮大。他们在民国初期的割据与混战，“正是旧势力旧传统在新社会的变异与表演”，且“与共和制度、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恰恰证明：“辛亥革命是何等的必要”，“辛亥革命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

民初政局的动荡混乱，各种旧势力的日渐猖獗，民生的极度凋敝，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的卷土重来，使“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并将革命与改良的道路选择再次摆到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的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革命手段实现根本性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成为时代最强音，革命与战争也因此上升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体。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端，加速了人类思想界的大分化，即在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基础上，出现或发展了否定自由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极端化的民族国家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否定民族国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经过对各种新思想的试验与比较，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探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实践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方案，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所倡导的社会改良，与高歌猛进的共产革命相比，尽管色泽暗淡且并非社会变革的主体，但它仍属于探索国家出路的组成部分，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引领改革开放事业之口号与胡适思想的历史渊源，体现了实验主义的当代价值。梁漱溟从创造新文化和培养新政治习惯做起、拯救外力侵入下文化失调和社会几近崩溃之中国的主张，晏阳初“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落空”和“有了‘自力’才能做到‘更生’”的社会改造思想，对于当今的乡村治理乃至大众文化的重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历史地位的滑落，并不是因为他们只能解决枝节问题或空而无用，而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后革命主体性确立的结果。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中国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趋于激进，对于不能迅速改变现状和变革难以彻底的改良运动，国人渐渐失去了兴趣和关注。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定意义上即革命与改良交相辉映、相互推进的历史。“五四”前，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三次革命高潮”，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三次改良行动之间，此起彼伏、交替更迭的特征十分明显;而“五四”后，随着革命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改良渐渐被边缘化。如果说前一阶段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实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共产革命的胜利，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出路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人民共和国方案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