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心可以使你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这样你就能充分发挥你的应变水平，善于应付各种环境和场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田文昌法庭辩论技巧，欢迎阅读：

田文昌法庭辩论技巧

田文昌法庭辩论技巧：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赢得法庭辩论的重要因素

心理素质方面包含的因素很多，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信。记得有一次在政法大学讲座时，学生问我：“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说，“我不敢说我已经取得了成功，我只是在不断地争取成功，如果让我谈争取成功的感受，那么，我个人的感受是努力加自信。”我的回答不一定恰当，但我的体会确实如此。在生活中没有自信是不行的，在法庭上更是如此。有一个比喻不知道对不对?当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目中无人，这样我就能进人角色，不受干扰。相反，如果我总是想着台下的人比我强，谁会挑我的毛病，我就会心慌意乱。当我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我的感受还是目中无人。否则，我也会过于拘谨，放不开思路。当然，我所说的目中无人并不是看不见人，而是讲一种自信心。我说句话请大家不要介意，既然我现在在这里讲课，我就觉得我现在比你们强，至少在某个问题上如此。反之，如果我觉得你们都比我强，那我肯定就底气不足，就要慌张，就讲不好。诸位不要觉得我太狂妄了，不是这个意思，谦虚与自信并不矛盾。反过来，诸位要是上来讲，首先你也要建立自信心，你上来讲，我到下边去听，首先你要认为比我强，这样你才能有自信心，要不然你就讲不好。同样道理，在法庭上我也是这种感受，因为法庭也是一个舞台，也是一个课堂，至少我感觉是这样。当有很多时候，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自信心，包括我们的一些教授在内，常常由于缺乏自信而在法庭上失利。有些人的理论水平很高，但一旦有一点失误，就乱了阵角，就像计算机的程序被打乱了一样，死机了，这时候必败无疑。所以，自信心是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控制和扭转法庭气氛的重要心理支柱。有了这个支柱，天就塌不下来，出一点点的偏差并不可怕，而支柱一倒，必然天塌地陷。

自信心可以使你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这样你就能充分发挥你的应变水平，善于应付各种环境和场面。由于我国的司法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所以，有些案子该输的不一定输，该赢的不一定赢，特别是当这种迹象在法庭上显露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影响你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自信心会帮助你解脱困境。我曾经对学生讲，律师办案子，赢，要赢得光彩。输，要输得潇洒。就是说：赢，我不是乱赢的，我不是靠拉关系，走后门，搞不正当手段赢的;输，要输得潇洒，因为输的因素很多，不能都怪律师。也许当事人本身就没理，律师又不能光打有理的官司，没理的，我们要给他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最大限度地维护他合法权益的一面。所以，输了官司不等于一定是失败。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案外因素，本来有理的官司也会输，这就更不能怪罪于律师。所以，只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满自信不乱方寸，充分发挥了才智，尽到了责任，该说的都说到，该做的都做到，即使输了，也是虽败尤荣，照样潇洒。但是，作为律师，你不能在法庭上输得狼狈不堪，不能被人家驳得张口结舌，体无完肤;更不能强词夺理，胡搅蛮缠;那样就输得不够潇洒了。例如，在前面提到的那件告海关的行政诉讼案中，虽然我们二审败诉了，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我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田教授潇洒走麦城》，就是写这个案子。确实，这个案子办得很成功，而且法庭辩论也很精彩，直到现在，它被我视为精品。虽然二审输掉了，但我认为该赢，不该输。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这个案子，我认为输得很潇洒。相比之下，对方虽然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而且法庭表现也并不出色，那就并不能算是成功，也没有什么光彩。

田文昌法庭辩论技巧：律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这应当算是题外话，但我想也许并非多余，因为做律师不仅需要有水平、有技巧、更要有责任感和事业心。否则，你能力再强也做不成好的律师。今年四月份，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采访我的时候，要我谈谈好律师的标准，我说，一个好律师不仅要有水平，有能力，还要对当事人高度负责，更要有一份社会责任感。所以，律师不能光靠技巧吃饭，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律师无法取得委托人的信赖，时间长了，水平再高也没有用武之地。一个有责任感，有事业心的律师，就会对他所承办的案件高度负责，就不会轻易放弃他所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每一个律师都应当有自己的精品和杰作，有些案子，该做的你都做了，似乎是无可指责的，但不一定是完美的。如果再做一步，再做两步，就可能取得成功，那你就应当再做下去，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当我承办一个案子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典型的案子，如果没有做好，我就觉得我的一件作品没有完成，总是耿耿于怀，甚至当事人都觉得没有信心了，不想打了，我还念念不忘，不想放弃，因为作品没有完成，总是感到遗憾。只有把它做好了，或者我所有的努力都尽到了，我才能不后悔，不遗憾。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精品来，才能做出成绩来。所以我对学生说：“做律师怎么样才能做得最好，我也说不准。但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当你办一件案子办到了忘我的程度，忘记了功利，忘记了艰辛，忘记了风险，忘记了别人怎么说，忘记了各种其它因素，你就是为了办好这个案子而不遗余力地工作，就像是为了完成一个作品一样，一定要把它做到底的时候，那就会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那就是做律师做到家了。”这种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是有这种感觉。我认为，你既然当了一回律师，一辈子也好，几年也好，总之你在律师的舞台上走了一遭，你就应当有几个得意之作，哪怕是一个也好，也不枉做了一回律师，也是自己的一种欣慰和自豪。

这一次我又在河南碰到一个案子，也是当事人家属拿着报纸来找的。本来不想接，因为案子实在太多接不过来了，但发现太有典型性，只好接下来。被告是桐柏县县长，一审认定他受贿12万元，判14年。我阅卷之后，同被告在看守所里谈了整整一天，发现又是一个错案。这个县长是个难得的人才，有极强的事业心，忍辱负重，为了改变桐柏县的落后面貌，做了许多工作，并没有中饱私囊。而且这个人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字写得漂亮，文采也好。就这样一个能干实事的县长，被判了14年。这个案子难度很大，是河南省反腐败的典型，翻起来谈何容易?但是，一碰上这种事我就觉得难以超脱，就想把它打到底。一审开庭时，有一个很感人的场面，一审是在离他本县两百多里地的另外一个县开庭，开庭后，近千名农民围着囚车鼓掌、叫好，说我们不怕你受贿，我们就要你去我们县当县长。这个场面是非常奇怪的，想一想，在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切齿痛恨的情况下，为什么能够对这个县长这么拥护和信任?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深思吗?据说他的法庭陈述非常感人。确实，他拿了12万元的好处费是不假，但他并没有揣入个人腰包，而为了改变桐柏县的落后面貌，他身为县长却代替厂长、经理去跑项目，拿着这笔钱到处烧香磕头去了。并且，他拿这笔钱的数量、用途都向县委书记汇报了，县委书记同意了，并且直到今天，县委书记还证明这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认定他犯了受贿罪，怎么能说得过去呢?这个案子究竟能不能翻过来?我也没有把握，但我是下定决心了。大家知道，这种案子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但是律师应当有一份社会责任感。否则，正义如何伸张?法制如何健全?社会如何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典型、疑难的刑事案件也是很能锻炼人的。有些律师包括有些学者在内认为刑事案子最好办，说这种话的人是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刑事案。刑事案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办刑事案子付出的劳动最多，要求律师的素质也最强，是对律师基本功的一种锻炼。当然，在目前条件下，律师特别是专职律师单纯地只办刑事案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要考虑生存、发展，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是却没有理由鄙视和放弃刑事案件，这样对律师事业和律师自身的发展不利，将来也不能放弃刑事案件，而且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是维护人权最基本的一项内容。

我在许多场合讲过，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律师的苦衷太多了。这一点不仅我的体会很深，大家的体会都很深。但是大家必须看到，在这个阶段做律师又是最光荣、最有价值的。因为在中国法制建设刚刚开始走向深入的时候，作为一个律师，虽然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成倍的，我们所得到的是很少的，但是从历史的观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年来律师的工作在中国的法治发展史上必将留下功不可没的一页。所以说，在这种时候做律师尽管很艰难，但又要有一种很大的荣誉感和价值感。尽管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只要我们每个律师都尽心尽力去做了，在几年以后，十几年以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就一定会觉得有很多欣慰和自豪的。

田文昌法庭辩论技巧：赢得法庭辩论的理论基础和工作基础

前面我支离破碎地谈了一些辩论当中的技巧问题，既不全面，也不一定科学，仅供大家参考。现在我要谈的是，技工归技巧，它毕竟只是赢得法庭辩论的因素之一，而并不是赢得法庭辩论的基础。那么，赢得法庭辩论的基础是什么?首先，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你没有理论功底，你就要犯错误，你再有技巧也没用，只是哗众取宠，只是嘴上功夫。其次，要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就是说要充分地调查取证。你没有证据作基础，凭什么去辩论呢?有些律师连案卷都不看，被告也不见，大致了解一下情况后，就上法庭去辩论，效果如何他不管。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律师，卷宗不看，被告不见，什么时候见被告呢? 在开庭前几分钟把被告提来的时候同被告说几句话，就视为会见被告。出庭时连辩护词也没有，就是在法庭上跟人家耍聪明、斗嘴，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你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口才再好也没有用，即使你是个演讲天才，你也讲不出真正有深度的理论内容和法律依据来;你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取证，也讲不出事实依据来。所以，当你在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你再能讲也是毫无意义的。希望同行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法庭辩论是一种技巧，但在这个技巧的背后，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同时，还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工作经验为基础。要不然，你这种技巧是没法发挥出来的。前面我曾经讲过，在法庭辩论的某些关键问题上，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我刚才说的私生子不是假孩子的比喻，确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类似的情况我想大家都有可能遇到过。重要的是，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能否运用自如?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事先无法预料的，我当时没有想到，是逼出来的。但逼出来的前提是什么?是理论基础。如果没有理论基础，一旦说错了，那就了不得了，就会弄巧成拙陷入极大的被动。

现在我介绍几个在这方面可以引以为戒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例如，前面讲到的商禄案中，有一个非常荒唐的贪污情节：商禄率先搞承包，救活了一个企业，采用的方法是：他发动全厂职工缴纳承包风险股金，按风险金的比例承担风险和分红。风险金数额分成几个等级，工人最少，只有几百块钱，他个人最高，要缴1万元。当时，他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就在大会上表态，他用全部家当作抵押，如果不够，再用四个子女的家当作抵押。由于经营有方，第一年年底就盈利了。厂里成立了一个班子，研究分红的问题，关于如何给商禄分红还专门做了研究，后来决定，虽然商禄的风险金没有缴足，还是应当按照全额计算比例分红，因为他已经用财产作了抵押，如果亏损了，他同样也是要全额承担风险的。就是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却被指控为贪污，说他贪污了那笔分红款，理由就是他没有缴足风险金。在法庭辩论时，我一再指出公诉人在此问题上混淆了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因为，首先这笔分红款的取得是公开的，经过认真研究的，不存在私自侵吞或占有的问题。其次这笔款的取得是合理的，符合风险与利益对等的原则。退一步讲，即使这笔款不该得，充其量也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根本不存在贪污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但公诉人却纠缠不休，不依不饶。后来，他很自信地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打个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把鸡抱到一个地方去下蛋，人家的鸡都抱去了，你的鸡还没抱去呢，你就去找人家收鸡蛋，这不是贪污是什么?”这个比喻恰恰使他自己栽进去了。大家想一想，这种行为怎么会构成贪污呢?这种时候我当然不会放过反击的机会。我当即指出：“关于分红款的问题，我本来打算从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界限上作以进一步的分析，现在看来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公诉人刚刚讲过的‘鸡生蛋’的故事已经非常生动、非常准确地证明了自己的错误。很显然，‘鸡生蛋’的故事反映的内容恰恰是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可见，公诉人在分红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支配下形成的，由此看来，公诉人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理论功底的重要性。理论功底深的人，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如果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犯这种错误就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