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乔布斯之死，人们的评论已经够多了。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个人的去世很可能标志着美国企业家精神的终结，长期以来星光灿烂的美国企业家势必黯然失色于世界经济舞台。

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经受了科技巨变、经济危机、社会革命和世界大战等诸多重大冲击，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适应力。资本主义生命力与适应力的关键在于，有一个较好的自组织机制，把市场调节机制、经济激励机制、企业竞争机制有效地整合起来。而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建立在灵活的宏观政治民主框架中以及灵活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使资本主义具有丰富的弹性、极大的易变性，成功应对内在矛盾与外在挑战;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通过弯曲而不是断裂，得以继续生存;使资本主义能够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政府权力与市场之间、一人一票与“一元一票”之间保持平衡，进而实现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

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有着灵活的微观经济基础，包括不断的技术创新、丰富的劳动者技能以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如此，使资本主义保持很好的财富创造效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随着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的发展，技术创新、劳动者技能、企业家精神却都在不断衰弱。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基础遭到空前削弱，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愈发僵化，资本主义的活力不断降低。资本主义越是“自由”，其基础削弱、机制僵化、活力降低等问题就越是严重，美国正是这样的典型。

产业资本的枯萎

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润垄断化与集中化，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到金融领域。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然而，近30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精英教育日趋世俗化、市场化。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这些精英非但没有成为社会传统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企业并购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主力，将资本对社会民力的侵夺、对政府权力的腐蚀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缺乏人才储备，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是今日美国生产力日趋萎缩、科技创新日趋衰弱、经济引擎日趋乏力的重要原因。

大量且集中的熟练产业工人是一国最为宝贵的财富，是孕育杰出工程师的温床。当年英国、美国先后出现引领世界经济风骚的产业革命，依靠的就是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以及他们的优秀代表——工程师。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美国发明“通用制度”与标准化的伊莱·惠特尼。然而，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发展，使得美国企业一方面于本土越来越轻资产化、虚拟化，积极从事金融服务运营;另一方面在全球布局，将生产基地不断迁到海外，利用国际分工生产成本最低的产品，如此本土产业日趋空心化，导致美国的技术工人不断萎缩。工作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临时性越来越多，对于技术的积累、产业工人的成长越来越不利，熟练技工尤其是杰出工程师的培育环境越来越差。正因如此，多年来，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一直滞后于德国、日本等重视实体经济发展、执著于制造业的国家。

“创造性破坏”的代价

美国资本主义的活力与美国旺盛的企业家精神息息相关。从较早时期的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到现在的比尔·盖茨，演绎了一个个巨型企业创造无穷财富的佳话与神话，将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推到了世界的巅峰。但是，现代金融业与信息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不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可以赚大钱、赚快钱。当年的“罗斯福新政”重点遏制与打击的垄断行为，重新大行其道，甚至登峰造极。在金融化大潮的涌动下，企业家纷纷弃实务虚，成为金融家，直接以钱生钱，而且不惜一切手段捞钱。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充满活力与旺盛生命力，资本主义的自组织机制具有丰富弹性。如此，即便遭遇危机，生产力遭遇重大挫伤，但是在一定的周期内也能有效恢复。因此，乐观主义者据此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处于自我破坏的过程中，总是对自身进行再创造。这就是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但是，“创造性破坏”之所以能被不断延续，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上升阶段，以创造性为主，破坏性为辅，而且“破坏性”代价总是由殖民地、后进国家、或者“容易上当受骗的国家”承担。

二战后殖民地消失、20世纪后期后进国家奋起直追、技术落后国家在边干边学中幡然醒悟，这些都使发达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代价越来越难以向外转移，只能更多由本国大众、穷人承担。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里根革命”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空前，但是“创造性”的巨大收益集中于少数富人，破坏性的巨大代价则由本国大众穷人承担。如此，导致1%与99%的对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资本主义因为自组织机制日趋僵化、老化，已经失去敢于“自我破坏”的勇气，“太大而不能倒”这一观念就集中反映出了这种系统性的风险，这使资本主义越来越输不起，接受不了“破坏”的代价，“创造性破坏”越来越难以为继。这样，在西方国家诞生了一种实用主义管理哲学：“一个被拖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解决了的问题”。例如，以艾伦·格林斯潘为代表的最高管理者，为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而不断制造泡沫，让那些半死不活的“僵尸”银行得以存续，危险因素越积越多，最终引爆了美国金融危机。正是在实用主义的短视下，经济、社会、政治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重要载体——国家政府越来越不堪重负，大众越来越不愿承担重负，实用主义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好日子恐怕真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