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境下的公共领域与现代化

公共空间的结构与性质对社会变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结构与性质的公共领域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大致包含了大众传播媒介、公共知识分子、现代政党等要素。

这一理论源于西方，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是以“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即建立在产权明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与交往为存在土壤的，独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知识分子扎根其上，广泛而深刻地介入公共政治生活，为社会代言，而国家也借由他们保持对社会的监控与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市民社会逐渐从重商主义与专制主义之下获得解放。

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市民社会的勃兴，民族国家逐渐形成，早期的发展以君主专制与重商主义为特征，而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社会开始日益拒绝专制权力的介入。

传媒在这一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传媒自诞生起就以赢利为取向，以自立于国家之外的“第四等级”自居，通过信息“无差别传播”沟通社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虽然商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媒介伦理的缺失，但总的看来，西方传媒与国家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张力，在拒绝权力直接控制的同时，也维系了社会的独立与繁荣。

理论来自于特定历史环境，不能强行套用，即便是“西方社会”，具体到不同国家仍存在着诸多不同：拥有“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分封制度与古老法制传统的英国，专制王权对地方社会向来控制不强，15、16世纪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统治，“光荣革命”达成了新贵与专制王权的妥协，英国近代报刊也由此获得了制度上的生存空间。而法国则因其国内阶级成分复杂，社会矛盾尖锐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法国近代民族国家最终以共和国的形式出现，法国近代报刊的诞生较之其他国家更多战斗性，而普鲁士市民社会面临着诸侯割据与专制王权的双重压力，近代报刊多依附于专制王权，商业报纸则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脆弱的新闻自由直到二战时期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保障。

“消极社会”与“依附型公共领域”——中国的情况

公共领域沟通了国家与社会，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虽存在个别差异，但仍存在很多共性：

首先是制度基础，既法律对产权的保障，如《人权宣言》，美国宪法等都确认了这一原则。

其次是结构属性，私有产权与普遍的商品交换赋予市民社会经济权力的同时，也给予了公共领域独立于国家控制的资本，公共领域同国家的张力始终存在。

最后是发展路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市民社会壮大发展的过程也是公共领域不断扩张转型的过程，从革命报刊到政党报刊再到商业传媒，公共领域的转型也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

然而，中西方社会无论是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地方组织形态，与国家制度都存在巨大差异，倘若将西方社会概括为“积极型”，那么传统中国则是“消极型”。

从经济形态看，中国属于马恩经典作家定义的典型东方亚细亚社会（Asiaticsociety），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产权，即以法律形式表现的经济所有制关系，正如经典作家总结，缺乏私有财富，特别是缺乏土地私有权是亚细亚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王朝斗争和军事征服引起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本质变革，土地所有权和农事活动的组织仍旧掌握在实质上的地主即国家手里，自耕农依附于小块土地，贫雇农依附于地主，手工业者则往往与农民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了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西方语境里被寄予厚望的城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含义也完全不同，在西方，政治上独立的城市，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而在东方，城市是由国家“人为”创造出来并从属于农业和农村的，它只不过是强加在社会结构之上的“王侯领地”，从“利出一孔”到“重农抑商”，限制商业活动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有限的城市商业活动被严格限制，城市生活无法改变社会总体经济形态。

在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组织形态方面，传统的帝国政治体制精致而复杂，在国家层面，皇帝及其血缘亲属构成了“家庭权力核心”，这一权力核心与为之服务的帝国官僚体系一道，组成了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这一系统拒绝社会参与，警惕社会权力的制度化介入，相反总是试图将其控制力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在地方社会，族长、地主、士绅等地方精英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自治系统，在与官僚体系合作治理地方公共事务的同时，也通过所谓的“文化权力网络”控制地方。

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在这样一种“帝国集权政府——地方士绅精英——民间草根社会”三层社会结构里，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往往很难超越地方，输入更高层级的政治系统，封闭的地方治理结构与帝国集权官僚体系，共同构成了民间社会利益表达的体制性障碍，这一表达的体制性障碍与小农社会个体权益意识的天然缺乏相结合，加剧了普通民众国家认同感的淡薄与对乡村之外公共政治生活缺乏了解，社会既无法凝聚与表达自身利益，也没有顺畅的参与渠道遏制权力的扩张，推动政治健康发展，一旦国家权力肆意妄为到一定程度，则会触发社会的强势反弹，进而改朝换代，如此往复构成了一个“国家——社会”消极互动，社会循环停滞的怪圈。

“消极型”社会带来的是“依附性”公共领域：“结党营私”，“君子不党”，“党”在中国传统语境里只表示由个人利益与政治倾向而结成的小集团，既无直接的社会阶级基础，也没有合法存在的制度空间，以致连语意本身也略带贬义，“朋党之争”被认为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近代意义上代表特定阶级，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围绕国家政权展开争夺的政党并未出现，而知识分子与读书人，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刺激下，将进入并依附于官僚系统作为目标，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不可想象，只有如李贽、黄宗羲等被摒弃或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才能在历史上留下旷古之音，至于所谓“传媒公共领域”，其依附性和消极性也非常明显：

首先，官办媒体始终占据主流，有研究者认为，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是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基本属性。①从唐代《邸报》到宋代《进奏院状》再到明清官报，地方或中央官僚机构主办的报纸，作为唯一合法存在占据主流话语权，报纸既承载了官僚体系情报交流与社会控制的职能，自身也作为等级社会的一部分，将“士”以下的普通民众排斥于受众群体之外，这一传播理念上可追溯到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述，与“新闻即民主”相去甚远，实践中无法满足社会所需的信息流动。

其次，民间传媒在夹缝中畸形发展，无法为公众代言。市民小报以信息传播的高时效性与可读性受到民间社会的欢迎，但在历史上没有制度存在的空间，实践中屡遭打压，从北宋到明清至民国，“报案”不断，文字狱更是登峰造极，“其恶已极,其罪至大”是对民间报纸的官方评价，从《大明律》到《大清律例》，“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重压之下，存在已是胜利，为民代言只是奢望。

最后，媒介对技术革新不敏感，传播技术利用率低下，一部新闻传播史应当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当造纸术与印刷术在欧洲不断实现技术上的自我革新，掀起阵阵思想狂飙的时候，在他们的祖国，四书五经与皇历风水却成为新技术的归宿，传播技术本身既没有解放自己，也没能解放重压之下的媒体，从官文书到小册子，古代报纸甚至连形态都很少革新。

总而言之，私有产权与商业活动的缺失，宗法社会地方治理体系的封闭，帝国权力网络的腐败集权，加上重义轻利，漠视个体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变革自身的内在动力，市场是一种内生的力量，也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源动力，中国传统社会并非绝对静止，在特定历史条件如苛捐杂税、土地兼并、内外政策重大失误等因素的激化下，会发生剧烈的变动以至于改朝换代，但它无法推动自身朝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发展，而只能要么失败，要么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将农业文明及其上层建筑推向一个更为精致的层面，走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发展而非超越是中国“消极”社会的必然命运，所谓“公共领域”并不存在，正如晚清的近代化转型始于帝国主义的枪炮，近代报纸的缔造者同样不是中国人，而当时国家紧迫的内外环境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也使得中国近代报刊并没有遵循哈氏从“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成长路径，而是在康梁们的大笔之下，直接迈向政治公共领域，为政治斗争服务了。

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与中国公共领域的重建

传统社会无法产生足够内生力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但在外部力量的刺激下，转型的紧迫体现得越发明显，鸦片战争后帝国的统治阶层已经着手推动这一转型，但积重难返使得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帝国主义世界掠夺体系的形成却不容近代中国完成这一转型，帝国统治者在几次战争中就被彻底击溃，丧失了信心，被迫向买办化方向转化。

民国的建立并未从实质上改变这一状况，晚清以来，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始终面临两个障碍，一是无法彻底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二是无法整合地方、中央政权，本质上更像一个身处中央的地方政权，缺乏对地方的足够控制，而不得不与地方精英“共治”，并且因为不成功地加强地方控制的努力，地方精英还完成了从“保护性经纪人”到“掠夺性经纪人”，最后军阀化的转变，加剧了政权的腐败与民众的苦难，国家统一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更是无法落实。

即便如此，在政府直接控制的有限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仍在成长，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与民族报刊出现了，北方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上海民族化后的申、新二报以及新记《大公报》等。

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基本解决了两个难题：首先驱除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同时打破了数千年来地方精英统治地方的格局，以革命化的，对地方实现有效控制的基层政权取而代之。这几乎完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但遗憾的是，鉴于险恶的内外部环境与意识形态的苏联化，国家选择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城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农村集体公社的建立否定了私有产权，个人被“原子化”，纳入“单位”与“集体”，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使得经济畸形发展，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与传媒的国有化将公共领域再次纳入国家，这一系列举措虽然短时间内集中了资源，巩固了国家政权，但也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去除了结构障碍：高度集权传播体制的建立使得媒体功能被阉割，成为政治传声筒，现象真实让位于本质真实，新闻自由被批为资产阶级法权，国家治理甚至被一度认为通过“一报两刊”就可以完成，扭曲异化的媒体与失序的政治成为疯狂时代的特定图景。

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一方面，依靠权威政府推动转型是必然的选择，关键在于现代化的方向：保障产权、生产的现代化、培育成熟的民间社会、建设民主法制等等，从这个逻辑出发，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伟大且正确的，对于现代传媒的建设，给予更多的宽容是必然的逻辑，这一逻辑投射到现实层面，无论从宏观制度还是微观体制，还存在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这对公共权力的远见卓识与政治技巧是一项考验；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大门一旦开启，国家权力也并非可以完全控制，就传播技术而言，无论是网络还是手机，新媒体内在蕴涵的革命性技术因素，一旦与社会发展与表达的渴望结盟，将形成拒绝国家控制的防火墙，并且随着科技体系的跃进式与联网式发展，这一内在革命性技术因素的含量，会呈现数量级的增加，进而导致国家控制的成本上升，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的可能，这对执政者的智慧与社会的成熟将是共同的考验。

注 释：

①阳海洪、阳海燕：《泛组织传播：对“孔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考察》，《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

参考文献：

1.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方汉奇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