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高速发展，现已成为影视文化产业的一大亮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学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电影学术论文范文一：动画电影创作论文

一、虚拟美学与类型研究

近年来动画电影异常繁荣，除了3D动画，传统的手绘、粘土等动画也纷纷出现，给电影观众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视觉盛宴。但是当我们对全球的主要动画产地进行对比会发现，这是是一场2D与3D、传统与创新的斗争。如今看来，除了日本、印度这样仍保持传统动画的市场外，3D动画已经成了进入世界电影市场的通行证。首先，如今的动画电影已经形成了虚拟美学的审美形态。虚拟美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电影观众的审美趋向，这在我们比较《勇敢传说》和《僵尸新娘》时有很明显的体现。观众觉得三维制作的《勇敢传说》可以将人物的情感惟妙惟肖的表现出来，而人偶制作的《僵尸新娘》却看不到人物的情绪变化。由此可见，三维动画不仅是在立体感还是思想性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视觉表现，其创作的虚拟美学是其他动画形式无法企及的。其次，三维动画不能再是仅仅的视觉炫耀。虽然如今的动画电影市场日益喧嚣，但是三维动画也并不是保证票房的万能条件，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还需要独特的核心创意和具有代表性的角色形象。全新外延的独创性思维是一部优秀电影脱颖而出的关键，例如《千与千寻》对成长女孩的创意设置。独特的卡通形象则是一部商业动画电影的票房保障，有些卡通形象可以衍生出游戏、图书等周边产业来保证收益。例如我国最新的动画电影《喜洋洋与灰太狼》，其卡通形象深入人心，仅仅是自身形象产生的商业价值就是一笔客观的收益。

二、导演创作与语言创新

动画表现是基于视觉暂留现象，而且最初的动画电影也仅仅是通过图像的集成表现的，当时没有有声的语言，因此，动画里视觉语言的表现是决定该部动画电影表达效果好坏的关键。动画的创作融合了绘画的艺术美和漫画的通俗特性，区别一般的电影创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画电影的视觉语言也在不断的突破和发展。例如，二维和三维技术相结合，聚集二者的优势和特色创作出的动画电影使人们在是视觉上更有所享受，动画电影《Krapooyo》即采用3MAX和Flash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创作的，使得整部影片制作出来的效果惟妙惟肖。另外，多层制作技术的应用也使得动画电影的创作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同的制作技术应用于不同的阶段，整部影片演绎下来运用了几十种的应用程式，最后的表达效果可见一斑。视觉语言是动画表现的主要媒介，动画视觉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科学与艺术融合的产物，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站在拇指大的小人的视角，展示了我们眼中所见的世界的另一角度的美，从阿莉埃蒂的角度看，一切我们认为很小的东西，通过电影的展示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视觉感受，不仅是这一部电影，宫崎骏的动画电影都借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他独有的审美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令人身心愉悦。除此之外，动画电影制作还采用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和颠覆传统观看方式等形式进行着创新。然而，动画电影的语言创新之路还很长远，需要电影制作者不断的开拓，从而在设计制作中赋予动画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动画的艺术表现力很是强大，动画电影发展的起步时期，制约它向前的发展是技术问题，如今动画制作运用的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制约动画发展的却是导演的主观创作，导演及其创作团队对动画电影的制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创作中应该传递真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动画制作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三、结束语

任何一种产业都是从无到有，然后慢慢地逐渐发展起来的，动画电影也不例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画电影的创作的形态也会不断突破，迎来一个又一个高峰。中国动画电影落后于其他国家，强化技术自主开发才是中国动画电影行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突破是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关键任务。

电影学术论文范文二：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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