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物都是用自身的力量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杰出代表，法治人物的行动也必将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法制建设当中，并将不断地完善和创新。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法治人物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法治人物事迹材料1——王大伟

追逃英雄，生死一线。11次因公负伤，累积抓获暴力逃犯582名，侦破刑事案件千余起，总是徘徊在生死一线。为家境困顿的罪犯家属募捐建房，网友赞他“施雷霆手段、怀菩萨心肠”。尖峰时刻，英雄不畏前方是否凶险，留下的只有冲锋的背影。

王大伟，男，39岁，现任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岫岩县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从警17年一直从事刑警中最危险的追逃工作，亲手抓获持枪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逃犯582名，曾11次负伤，破刑事案件千余起、缴获枪支4支，子弹231发，为战友提供研判线索抓逃3200人，他热心助人，大爱无疆，他把所有立功奖金3万元分给治安积极分子、苦难群众和战友，共救助遇险群众42人，为62户困难居民解决生活困难，先后有 20多名失学、留守、问题少年得到他的帮助，跟踪帮教劳改释放人员30多人，他接触一个人，认识一家人，交下一村人，满意一方人，可以说在岫岩城乡的任何一个社区街道乡镇村屯，都有王大伟熟识的热心群众，特别是那些被他帮助过的群众，为了感谢他反哺公安，参加其组建的王大伟警民合成作战团队，积极投身于全民防控的大网，预警犯罪，最大限度减少犯罪发生。

17年来，王大伟同志曾荣获：全国二级英雄模范、全国公安爱民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清网英雄、辽宁好人、辽宁省人民满意公务员、辽宁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最美鞍山人、鞍山十大忠诚卫士、鞍山十大杰出青年、鞍山老百姓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等50多项荣誉，曾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7次。曾两次走入人民大会堂，做事迹报告，受三任部长接见，四次受到公安部表彰，10月28日，王大伟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中纪委副书记、原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曾经批示“王大伟很优秀，建议对其事迹宣传利用”。

法治人物事迹材料2——巫昌祯

她既是法学教育家，也是法律援助律师。

她既是妇女权益的保护者，更是一位立法反家庭暴力的推动者。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一生与法同行。

86岁的巫昌祯，是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毕业生，一生中亲历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她孜孜不倦进行学术研究，在调研中目睹了家庭暴力的危害，她积极奔走，努力呼吁，让更多的人转变观念，向家庭暴力说不。为推动反家暴立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当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同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8月24日，这部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自1995年“家庭暴力”的概念引入中国后，反家暴立法已走过二十年。与其他多年致力于此的学者、民间人士一样，耄耋之年的巫昌祯对这部等待了多年即将出台的法律充满期待。因为，家家和睦，是她一生的心愿。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特邀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婚姻法学会名誉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婚姻法学泰斗、著名法学教育家、法学活动家、著名法律援助律师、妇女权益的保护者……

这一连串儿的“头衔”让记者觉得采访巫昌祯老师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刚刚表明了意愿，电话另一头的巫老师立即爽快地答应了，这着实给了记者一个大大的惊喜。

初秋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敲开了北京明光北里巫昌祯老师的家门。

巫老师微笑着把记者迎进门，沏茶，落座，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时而思索，时而给记者展示资料，时而讲一些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谈吐、轻快的步伐，让人感叹，很难相信面前的她已经年过八旬。

三尺讲台 不离不弃

1929年11月17日，巫昌祯出生于江苏省句容县。“昌言能拜，祯祥自来”，她的名字出自《康熙字典》。

1948年9月，巫昌祯从江苏南京北上，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她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合并后新成立的人民大学继续学习法律。1954年，巫昌祯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成为人民大学第一批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告别学生时代，巫昌祯走上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开始了她为之奉献一生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谈到教学和研究的风格，巫昌祯最强调的就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在课堂上她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用丰富的生活阅历、生动的案件实例深入浅出地为学生阐述枯燥深奥的法条法理。

1955年，在主要由全国人大立法部门的领导和政法院校的学者构成的民法典起草小组里，25岁的巫昌祯是年龄最小的成员。在上海、广东、武汉等地，她亲历了一年多时间立法调研工作。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法庭”的调研活动，巫昌祯又获得了一次实践机会，到黑龙江省尚志县蹲点。

这两次机会，对于刚刚走出校门年轻的巫昌祯来说，是宝贵而恰逢其时的。“在实践中，我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案例和第一手资料，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和发扬了这种作风，也形成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课风格。”

同中国的法治一样，那个年代，巫昌祯的教学生涯也经历了起起伏伏。

1958年，民法教研室被撤销，巫昌祯改教毛泽东著作和古汉语等课程，不久“文革”开始，学校停课。70年代初，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劳动，一年后就地解散。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重建，提前退休的巫昌祯又满怀激情地重新登上了讲台。

在五十余年的执教生涯中，巫昌祯讲授过苏维埃民法、中国民法、司法文书、古汉语、现代文学，上世纪80年代后主讲婚姻法、继承法、家庭社会学等课程。几十年间，屡屡有离开讲台，另谋发展的大好机会，但每次都被她委婉地回绝。

“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有许多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我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追求没有动摇。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也热爱我所有的学生。”

巫昌祯2003年就已离休，但她却是“伏枥仍存万里心”。除了作为特聘博导继续指导博士生外，还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办讲座、参加学术会议，她既为中组部组织的老干部培训班授业，又在居委会讲课。立法、学术和各种公益活动中都能找到她活跃的身影。

亲历两次婚姻法的修改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婚姻法经过了一个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婚姻法的废旧立新阶段,1980年婚姻法的巩固发展阶段,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不断完善阶段。”

1950年出台的婚姻法被巫昌祯昵称为“新中国法律的头生子”。当时，还在读书的巫昌祯就参与了婚姻法的学习和宣传工作。“一直到现在，整整60多年了。”谈起与婚姻法的结缘，巫昌祯十分感慨。

“开始时，我教授的是民法，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参与民法典的起草。”

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政法大学派巫昌祯参加。而此时民法通则的起草也向她发出了邀请。“因为与婚姻法有约在先，只好对民法通则说了对不起。”这次参与立法的经历，成了巫昌祯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此后，她把研究和教学的重心转移深入到了婚姻法，成就了“中国婚姻法泰斗”的一段佳话。

1978年年底，巫昌祯参加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单位联合成立的婚姻法修改小组。在修法过程中，巫昌祯力主将计划生育原则写入婚姻法。她还提出，夫妻之间感情破裂就可以离婚，这应当是法院主要考量的因素。这一主张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离婚“理由论”产生了较大的冲突。

“当时，对于法定婚龄的意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男女18周岁就可以结婚;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规定男女都是25岁，以彰显中国特色;第三种意见是将婚龄规定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

“考虑到我国人口数量的因素，婚龄太低不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太高又与实际生活情况不符。因此，可以适当地提高婚龄，但必须要符合实际，而不能过分激进。”她建议，将婚龄规定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是较为合适的

“虽然法律可以调整一部分生活关系，但是生活毕竟不是一块可以随便搓揉的泥团，必须要考虑到生活的特殊性，也要考虑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温和稳健的法律更容易被人接受，长远来看也更容易被贯彻实施，立法的目的也更易实现。”

1980年婚姻法最终肯定了巫昌祯的这些主张，首次规定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适当提高了结婚年龄，明确夫妻在计划生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补充和健全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离婚制度，第一次明确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即准予离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我国婚姻家庭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早恋、试婚、婚外恋增多，离婚率逐年上升，家庭暴力增加，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婚姻法显现出较大的局限性、滞后性，修改、完善1980年婚姻法势在必行。

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民政部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成立了婚姻法修改领导小组，在小组主持下成立了专家组，具体负责起草工作。巫昌祯参加了民政部的专家组，后又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小组的专家。

修改稿第一稿出来后，巫昌祯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广东进行执法检查。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她指出，“包二奶”、养情妇现象数量上日益增多，形式上从隐蔽走向公开，主体不断扩大，由农民发展到商人又扩展到官员，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特别是引发腐败和恶性刑事案件，有不少官商勾结和杀人灭口案都是由“包二奶”、养情妇引起的。

为了遏制这些丑恶现象，巫昌祯力主将“夫妻相互忠实”、“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损害赔偿制度”等内容写进婚姻法修正案。

2001年4月，婚姻法修正案通过。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增加了一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面对“空洞的规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责问，巫昌祯说：“每一部法律的通则部分都是一种宣言性的，它本身不解决具体问题，是一种导向。”

“合同法有这样的规定，订合同的时候，不能违背社会公德，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行为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是法律的宣言性，这本身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不能否认它是法律问题。如果不忠实到一定程度，重婚了，同居了，法律能不管吗，那以后好多人就可以随便重婚了，社会就失去控制了，所以这个互相忠实，它在道德上是一种倡导，在法律上是一种宣言。”

牵挂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

“我把一半的时间和心血给了学生和书，另一半给了社会和妇女。”

上个世纪80年代，巫昌祯组织成立了北京市第八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律师事务所，成员中有女检察官、女律师、女大学教师，还有一些民主党派、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专门为妇女服务。律师事务所承办了许多法律援助案件，曾有“天下第一家”的美名。

作为法律专家，巫昌祯参与了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她特别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国家之所以提出要保护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就是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

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巫昌祯非常高兴。她说：“在现实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其中多数又都是妇女。所以，设立了损害赔偿制度，不但符合公平原则，而且贯彻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

上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全国人大制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规划。巫昌祯任起草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巫昌祯以及她的同事们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调研的广度和深度甚至超过了50年代的民法典起草。寒来暑往，3载磨砺，这部法律于1992年提前问世。此外，她还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起草、修订工作。

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巫昌祯对中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关心丝毫没有减弱。

对于婚姻家庭法这个她为之奋斗一生的领域，巫昌祯告诉记者，我国还需尽快建立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亲属制度，应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明确规定，应加快防治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步伐。

巫昌祯还曾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据统计，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将近两亿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这三类人处境堪忧。”

巫昌祯认为，一方面应提倡农民近距离打工，另一方面，在农村以村政府为基础，联合当地学校、妇联建立服务站，为老人、儿童、妇女服务。这个办法已在有的地方进行了试点，应该推广。

巫昌祯还特别关心老年人的再婚问题。有调查显示，丧偶或离婚的老人里，有66%希望再婚，可真正再婚的只有6%。“老人婚姻经常受到子女的干涉，社会的干涉。对青年来说，我觉得应该理解老人，帮他找对象，帮他找老伴，这是可取的。”

目前，我国民法典的起草正在进行。从2003年开始，巫昌祯就参与了编撰工作。“我国婚姻法学习前苏联，从民法典中独立出来已经50多年了，现在要回归民法，因为婚姻法毕竟是民事法律，民法里边有些原则还可适用于它，所以最后考虑再三还是回归民法，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工作。”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新的形势必然牵动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因此，在新婚姻法颁布之后，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和研究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探索解决的途径。”

“对于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把婚姻家庭的法律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使婚姻法由‘粗放型变为细密型’，具体思路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制度建设。”

“我相信，我国未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法律的条文将更加完整、制度将更加完备，成为民法的组成部分。”

去年，巫昌祯被聘为“十年法治人物”评选委员会委员。在谈到法制心愿时，她说她的法制心愿是“人人相爱、家家和睦”。

作为婚姻生活法律领域的建设者、见证者和宣传者，在巫昌祯半个多世纪的法律人生中，“人人相爱、家家和睦”，始终是她追求的人生境界和社会愿景。

法治人物事迹材料3——马兰

律师服务不是少数有钱人的‘奢侈品’，而应该成为百姓可以享用的‘必需品’。”马兰一直这么坚定地认为。春节期间，马兰利用难得的假期接受了方圆律政杂志采访。为了这一坚定的信仰，她将自己的足迹深深地留在了高原，留在了边疆，留在了贫困山区的村村寨寨。

偶然开启法援之门

2016年4月的一天，马兰在网上看到一则招收援助律师的新闻。当得知全国还有两百多个县没有一名律师时，她心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埋在心中已久的志愿者梦被唤醒了。”马兰笑着说。

2016年7月21日，马兰与其他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法援律师们一起踏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毅然加入了司法部、团中央联合组织发起的“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这个队伍。这一次她告别家人，背起行囊，踏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志愿者之旅，服务期限一年，目的地是甘肃省山丹县，属于传统的塞北大漠地区。这12个人当中，只有她一名女性。她的这一决定，根源于自己由来已久的朴素夙愿——做点公益或做几次志愿者。她认为，“动上万次伟大的善念，不如一个渺小的善举。”

马兰的到来，填补了这里没有法律援助律师的空白。在当地群众看来，马兰就是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救星”。这种尊崇多少让马兰有点不适，但她也深刻感受到了当地人们对法律服务尤其是法律援助的巨大需求和强烈渴望。到甘肃山丹后不久，她接手了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六名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将一名不满14周岁的初一学生活活打死，并焚尸掩埋。马兰为其中一名叫小强的14岁被告人辩护。“翻看卷宗材料，心情像过山车。”她没想到六名年轻被告人的手段是如此残忍。看到被害人被烧得黑黢黢的尸体无力向上张着的样子，柔弱又无助，马兰心疼不已。

第一次去看守所会见小强，马兰发现小强有着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庞，怎么也无法将他和“故意伤害”、“暴力犯罪”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小强的一席话，更是让马兰难以释怀。“马阿姨，我知道您是北京来的志愿律师，您回去后，能不能转告我的父母，让他们花上大价钱请您，让您好好给我辩辩吗?”马兰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捅了一下，顿时生疼。为了不让小强看见自己眼角渗出的泪水，她赶紧走出门外，假装抬头看天。那一刻，马兰意识到，在律师资源缺乏的西部，一名律师对被告人意味着什么。正是那一刻，马兰对自己来西部做志愿律师这一决定，感到由衷地欣慰和自豪。

马兰的办公和生活条件都非常简陋。她工作的山丹县法律援助中心，只有一台电脑，属于大家共用。由于办公经费紧张，甚至连装卷宗材料的文件袋都没有。山丹县司法局很难给她提供像样的住处，几经周折，才把她安排到当地检察院的单身宿舍楼。这是一座废弃的办公楼，平时大部分时间全楼都只有马兰一个人。马兰住在一间外面用玻璃封死的房间，里面密不透风，即使白天进去，也是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山丹的冬天异常寒冷，北风凛冽，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冰冷刺骨。一到周末，全县城经常停电停水，她只好买来矿泉水解渴;周末没有地方吃饭的时候，只好靠饼子和拉面打发。

对马兰而言，外部的困难都不算什么，在山丹的这一年时间，就像喝了一壶陈年老酒，滋味绵长。

乐在法援之路

甘肃山丹一年志愿服务期快要结束时，马兰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了西藏，理由很简单：“甘肃都这么缺律师，西藏一定更缺。”

2016年7月，马兰来到了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法律援助中心。在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青藏高原，考验她的，不止是高寒缺氧的气候，还有服务地没有法律援助中心的尴尬。马兰并没有心灰意冷，找办公室、挂牌、工作，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展开并开始走上正轨。

马兰对前来求援的藏族同胞总是视同亲人，见他们舍不得在外吃饭，马兰总把自己的饭菜、干粮食品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一些老人，一遍又一遍前来重复地跟马兰诉说案情。虽然马兰已经听了很多遍，可每次听，马兰都像第一次听到一样颇具耐心。她知道这些老人担心的不只是怕她没听清，还从心里把马兰当成了自己的“救星”。

西藏一年志愿服务期过去一大半时，拉萨城关区司法局局长孟祥斌专程来到马兰的办公室，请求她留下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援中心，我不忍心看到你走后再次关门。”局长情真意切的话语，顿时，让马兰脑海里浮现出了多少次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场景，一切似乎让马兰别无选择，留下来一干又是一年。

马兰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西藏一干就是两年。要不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领导考虑到我的身体，强行将我调整到云南，我还不愿意离开呢。西藏是个神奇的地方。两年的志愿经历，让我对西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我常常想，藏族为什么那么笃信宗教?因为那里的大自然太过神奇，与之相比，人类又显得太过渺小。”

西藏两年的志愿经历，让马兰对幸福有了更为深刻的领会。“物质生活可以平淡，精神生活一定要丰满。”

马兰继续奔走在法援之路上：2016年7月，云南西盟;2016年7月，贵州省黔西南州。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岳宣义说马兰从山丹花变成格桑花，又从格桑花变成山茶花，而现在的她则从山茶花变成杜鹃花。岳宣义甚至即兴为马兰赋诗：正义公平梦欲圆，抛家舍业赴边关。民心大厦砖一块，绽放三花看马兰。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每当吟诵起电影《马兰花》中的歌谣时，眼前不由浮现出那朵美丽而神奇的马兰花，而马兰就是这样一朵能够帮助善良、勤劳、勇敢的人们实现愿望、给大家带来幸福的花。

谈到五年来奔走在法律援助志愿者工作第一线，她说自己终于理解了“助人为乐”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五年的法律援助志愿者的工作经历，让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责任、付出和爱，还有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悟在法援之外

一个优秀的人永远是充实的，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也是自得其乐的，这是对在山丹的马兰的最好写照。马兰把自己当作一个陀螺，不断鞭策它保持旋转和站立，保持奋进的状态。

在五年的法律援助工作过程中，难免有孤独的时刻，马兰经常写日记跟自己对话。在甘肃和西藏的两年，她写下了870多篇日记，记录下了所办的案件与心路历程。“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跟自己对话如此之多。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而那些放弃的收入，又算得了什么?”在马兰看来，法律援助不仅仅是办案、普法那么简单，而是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去塑造人、改变人。

几年的法律援助工作经历，让马兰深知，事故发生后再帮助受援人维权，总让人感觉不那么酣畅淋漓和彻底。如何避免发生事故，如何将事后帮助变为事先预防，是马兰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为此，马兰一到黔西南，就主动联系学校，给同学们上法制课，还多次到州委宣传部、州司法局等多家单位联合创办的大型广播节目《金州法制时空》，做客节目现场，进行法制宣传，截至2016年底，马兰已经做了十期节目的嘉宾。有一次马兰打车，没说几句话，司机就说：“我认识您。”马兰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位司机听过马兰做客的《金州法治时空》节目。司机的一句“您讲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刻骨铭心”，更是让马兰欣慰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责任和压力。

马兰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除了在法律服务专业上的技能提升外，她还要求自己在心理辅导方面也多多学习，“因为我经常面对的都是弱势群体，比如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因为一次事故瘫在了床上，女朋友也离他而去，他甚至都想到了自杀，我能做的除了法律援助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疏导。”

“马律师，您越来越像是人民的律师了。”这是采访之前中国法援基金会的一位朋友见到马兰时的调侃，马兰笑着回应：“你是说我变土了吗?”在着装方面，马兰越来越接地气，因为她明白朴实的着装才能真正地在心理上让大家觉得没有距离。“细节很重要。”她补充道。

“人生得失，绝不只是计算器加减乘除得出的简单算术，更是精神的富有和高贵。我是个普通律师，一辈子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能在有生之年，深入基层，深入百姓，能够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百姓做点事，我感到心里很充实。”马兰在日志里这么写道。谈到未来，马兰说，如果可以，她想一直奔走在法律援助最前线。

如果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在此扎根工作?”可以相信，因为她长年累月工作和奔走在那块土地上，所以马兰也完全可以毫不虚伪地这样回答：“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论如何，因为专业技能和竭诚服务而被需要、被认同、被感激，是一个人很高层次的人生需求和自我实现。从第一次接触到村民渴望的眼神和他们淳朴的生活状态时起，马兰觉得自己没有白来，“到哪儿就应该将自己的光发到哪儿。”

“这一切经历，在喧嚣的大都市是永远难以体验、难以拥有的。我才发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难忘的经历，像电影胶片一样在马兰头脑里回放着，她重新思考着律师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