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长河，历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苦苦思索和试图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涉人类解放事业的“斯芬克斯之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邓小平运用卓越的智慧和磅礴的气魄为破解这个迷局指明了道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重新回顾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着重要启示。

一、实事求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525而且“只有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1]525-526正是确立了从现实生活出发加以考察的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区别于唯心主义，突显自身的独有价值。列宁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才使得马克思没有陷入空想主义。毛泽东则用“实事求是”的概念对这一原则进行中国化的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3]换言之，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认清事物生成的历史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为实践策略提出、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供保障。正是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才能制定出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指导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原则进行再次发展：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连接，认为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辅助，澄明了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认为实事求是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把其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同时对其加以科学阐释，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278突显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实践指导意义。正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才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独到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本框架，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其一，明确本质内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清晰的设想，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尝试，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这不仅使得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经久不休，更为重要的是使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缺少牢固的理论根基。作为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领导者之一，邓小平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秉承谨慎的态度，用否定的句式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彰显出内在活力之时，邓小平才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为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的调整奠定充足的理论基础;其二，确立历史方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虽然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基础性成果，但正是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没有清晰的认识，使得国家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遭遇重大波折。故而，在中国实现重大战略调整之际，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252正是明确了国家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才能平稳有序地向前推进;其三，明晰历史任务。在尝尽误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任务所造成的苦果之后，邓小平不仅明确指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还重点强调了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370把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连接起来，不仅突显了邓小平创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而且为国家整体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生成性思维：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运思模式

生成性思维是与既成性思维相对的思维模式，即把事物不是看做本质不变的存在，而是看做不断变动的事物，看作一种不断生成的过程。生成性思维模式能够把握不断变动的事物，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找到内在变化的规律，进而正确地把握变动的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的实践活动。而生成性思维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即在实践过程中既能保持目的、方向和立场等基本原则不动摇，并且能够实现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性。生成性思维模式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运思模式，其主要表现在宏观总体设想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等具体领域建设之中。

在宏观总体设想层面，邓小平一方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137以保证中国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把判断改革成败与否的标准概括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从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对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理论支撑。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性与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唯典籍”(照搬经典)和“唯模式”(照抄苏联模式)的机械化倾向，进而避免了重蹈社会主义建设中严重失误的危险。

在具体领域建设层面，邓小平的生成性思维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他明确提出，“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5]149而这种方法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5]17因此，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极大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同时，邓小平也没有忘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改革要始终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5]149正是在生成性思维的指引下，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在政治建设方面，邓小平在极力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要“明确党的职责和政府的职责，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5]329因此，需要进行以权力下放和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实现领导方式的创新;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邓小平认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但这不意味着要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话语，抑或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而是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使之发展。邓小平明确指出，“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4]128

三、系统实践：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

系统实践，是指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使实践活动得以整体、有序推进。所谓整体，是指实践活动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所谓有序，是指各领域建设内在具有着规律性联系。正是在邓小平系统实践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序幕才得以顺利拉开。

解放思想，实现思想引领。由于在社会主义探索期的失误，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进而使一些本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活动，人们却不敢干、不想干，不能干也不愿干，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故而，解放思想成为了改革开放的首要措施。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5]179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因此，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5]364也只有破除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对思想的束缚，我们才能够“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5]141概言之，解放思想是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内在要求。针对有些人错误认为解放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贬低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146故而，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改革政治体制，实现政府主导。在国家实现重大战略调整之际，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重新明确和划定党和政府的职责，才能实现“自上而下”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4]160而精兵简政和下放权力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精兵简政才能提高办事效率，才能防止腐败;只有下放权力，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有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但政治体制改革不等同于要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实现怎么领导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4]278即在大的方向和策略上实现党的领导，而不能使党管得太多，如果管得太多反而削弱了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就是这个道理。”[4]164而检验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何在?他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5]373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政府主导、发挥政治上层建筑的功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必要条件。

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市场导向。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的关键在于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调动和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合理分配的作用机制在于：市场能够利用供求机制、价格机制、风险机制和竞争机制使资本要素流向最需要的部门，以获得最为合理的利润。供求关系，是指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的规律性(供求机制)，而供求关系的变化主要通过价格波动予以表现(价格机制)，价格波动会给予经济主体以准确信息，进而形成主体之间的竞争(竞争机制)，主体之间的竞争必然要伴随着获利或是破产的风险(风险机制)。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形式，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373这就从理论上明确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现的可能性，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撑。

进行文化建设，实现文化繁荣。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两个文明”，而“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5]114具体而言，文化建设的功能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提升科学技术水平，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二是提升思想政治素质，抵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思潮影响;三是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概言之，文化建设功能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展开，根本上说依赖于国民素质的全民提升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5]380因此，文化建设是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

解放思想、改革政治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与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内在逻辑：只有解放思想，以实现思想引领，才能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前提;只有改革政治体制，以实现政府主导，才能为引入市场机制提供政治保障;只有引入市场机制，以实现市场导向，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人民群众的素质提升，又需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予以支撑。

四、国强民富：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价值旨归

国强民富的价值旨归一直贯穿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之中，同时规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基本原则。

国家实力的强盛是近代中国人民不断追寻的梦想。自16世纪世界近代化历程开启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不断被西方削弱，甚至在19世纪沦落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人志士都以国家强盛为己任，试图寻找到一条民族复兴之路。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条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之路才得以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道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道路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由于中国缺乏经验，只能以俄为师，致使国家发展遭受波折。在此之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照搬之路行不通，但由于当时国内情况的复杂性，党和国家并没有能够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国家强盛之途也显得异常艰辛。面对国家发展的困境，邓小平把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作为评价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标准之一，积极创新建设实践的方式和方法，以实现近代中国的复兴之梦。

人民生活的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归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4]128换言之，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其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评价主体和价值主体，只有保证人民群众生活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找到归宿。邓小平的富民思想有三个基点：一是勤劳致富，即通过诚实劳动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二是有序富裕，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三是共同富裕，即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富。这意味着，合理富裕是邓小平富民思想的根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推行“先富带动后富”，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并遵循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才是富民的合理途径。

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两者相辅相成。在价值层面看，国强是民富的基础，没有国家的整体发展，个人的生活水平也难以提升;同时，民富是国强的归宿，国家的强盛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来。而要在实践层面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最为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处理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根据具体国情，实现国强和民富的动态统一。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战略调整，以刺激经济生产，故而需要集中财富确保大局，即国强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5]257-258而当国家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之时，切实改善民生以实现人民富裕，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这也是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从“温饱”“小康”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实践意蕴。

五、结 语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问题。在此之际，全面回顾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当前国家面临的改革形势日趋复杂，因而，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准确把握当前国情，尤其是寻找到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问题”，成为制定实践决策的首要任务;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袭，坚持生成性思维的运思模式，在“棒杀”和“捧杀”面前保持理性，不照搬任何既定模式，坚持走“中国道路”，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准则;“五位一体”实践布局的总体形成，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实践的必然出场。故而，以系统思维为基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逻辑”，以实现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和系统推进，已然成为突破改革深水区的必由之路;以国强民富为准则，处理好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进而凝聚磅礴的“中国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