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概念最早出自中国的佛教徒之口，而"散文"一词大概出现在太平兴国(976年十二月-984年十一月)时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5000字散文两篇，希望大家喜欢。

5000字散文 沉香屑

旧历的九月，天忽起狂风，折了枯枝扫了黄叶，满目凄凉之景。

不知为什么无由的想起易安居士的词来：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相识。

十年前的那天翻看报纸，在角落发现写着旅美华人张爱玲逝世的消息，心里猛地感到一种失落。这位走红于沦陷时上海文坛的女人，终于过完了她坎坷的生活，可以在天国里继续寻找她的美丽爱情了。难道这突来的北风就是传送这凄凉的消息。

(一)

时至今日再写张爱玲，多少有些哗众取宠的味道，这些年写这个上海滩奇女子的文章实在太多，犹如骚动的心门在决口后的泛滥一般。而我最初写关于她的文字还是在十年以前，那个时候香港和台湾言情小说正在内地走红，就如四十年代她的小说走红上海一样，风靡一时。

上海沦陷后，早先云集海上的文人，纷纷择北而去，不是到了山城重庆大喊抗日，大写标语式文章，便是转道出洋，逃避亡国的悲惨。留下的文人不乏两种人，一是汪伪的投机分子，还有就是非主流文化的文人。昔日喧闹的上海文坛，陷入了极度的萧条和冷场之中。被众多海上文人轻视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勉强支撑着纯文艺的小说创作，《紫罗兰》杂志变成了海上文化的中坚。

张爱玲的处女作就发表在《紫罗兰》上，慧眼识宝的人是位刁着烟斗的贵家子弟，也许是共同的世家风范，周瘦鹃被张爱玲的文风吸引，更为她透视人性的弱点所折服。

这个由苏州到上海闯荡的言情小说的高手，由此停了手里的写故事的笔，而去做他的盆景艺术。中国传统的苏式盆景到了他的手上，越上了一个最高峰，不但在国内罕有对手，就是在世界万国博览会也赢得最高奖。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日酋争夺名贵花盆，使之免遭流落异邦。新中国后，一改旧式文章风气，写就了不少花草的小品文，堪称佳品，并积极参与到苏州园林的重修之中，与范烟桥、蒋吟秋等为苏州的古典园林的修复出谋划策。当年的紫兰小筑中的盆景，成为到苏州的大人物必去观赏的景观。

张爱玲的处女作的题目非常诱惑人的神经——《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有一种给人奇妙遐想的意境。这和她的家庭有非常深的渊源，毕竟是合肥李鸿章的曾外孙女，随便想到的小玩意也是非常人能够杜撰的，没有这种豪门家底的人物是想不到这样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位美女的讲故事的高手，一夜之间红于海上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情。上海自开埠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沉寂的环境，如此的机会怎么能够轻易放弃，何况她讲的还是风月的故事。

走红后的张爱玲很快推出了自己的蓄藏在心底的爱情，这是一个大家闺秀不为世人了解的凄凉和无奈的一面。《倾城之恋》中有太多她的无奈之音，并没有想象只的那么浪漫和美好。没有觉悟，没有苏醒，更没有被唤起的抗日激情，这里只有没落的名门少妇与花花公子，他们作为寻常男女趋向安稳的选择，而似乎更切合实际的人生。

但无论如何，这部小说是言情小说里的精品，比起她的前辈“礼派六”派的言情文章来，可以说是换了人间。所以她在以后的时间里，并不认同自己是“鸳鸯蝴蝶”里的作家，很多在“鸳鸯蝴蝶”里起家的文人，在他们成名以后也都抱了相同的信念。

民国时期对于“礼派六”或“鸳鸯蝴蝶”派，文人是抱以不屑一顾的姿态的，甚至有与之为伍有耻的感觉。好象他们才是国家衰落和世风败坏的根源，他们情愿跑到东京的图书馆，摘抄影映明清的才子佳人，甘愿飞到巴黎誊写明清的艳情甚至是色情小说，也不会回头来看一眼今天的言情文章。因为今天的“鸳鸯蝴蝶”是俗的文学，而明清的小说即便是满纸淫荡和难以入目，却还是有没有任何价值的价值。

我不想美化“鸳鸯蝴蝶”的文章，即便张爱玲的加入也改便不了“鸳鸯蝴蝶”本身的缺陷，但是望文而一概否认，也是不公允的，毕竟小说本身就是俗的东西。从张恨水到程小青，他们在各自的创作领域中地位还是非常牢固的。

(二)

张爱玲在创作中融入了西方的写作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闺门小说的情爱故事的长处，再加之她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的典雅意蕴。又把所有这些躲在平常和琐碎之后，示人眼前的是对人生的绝望，以及背向历史的姿态，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其实在民国初期，苏曼殊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碍于文言文字表达的局囿，没有能够像她这样开拓出全新的形式。

在《金锁记》之后，她推出了《连环套》，原以为会给自己带来新一轮的轰动效应，却不想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把她的《连环套》批评地非常厉害。而这个写评论的人士，显然不是一般的混饭吃的文痞，他的文章深厚又犀利，每每都点中她的要害。张爱玲出道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如此的重创，她习惯性的反击是情理之中的。

况且这时候她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感情上的冤孽。初入社会的张爱玲对于感情还几乎是白痴的智商，面对情场高手的胡兰成哪有抵抗的能耐。此时的胡兰成也是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间，投机成功，摇身变为汪伪的宣传部长，对他来说当汉奸的滋味真是好爽。

我不想说张爱玲的痴情，以及她幻想的“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事情”的幼稚想法，也没有兴趣去讲胡兰成的风流韵事。对于情感上的纠葛，其实是没有错和对的，我们今天哀叹张爱玲的感情的遭遇，更多是站在喜爱她的立场上，还带着今天婚姻理念的思考，忽略了时代的背景。在民国时期，成功男人的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女人如果为了这个吃醋耍泼，倒是为礼法所不容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的时候，她是没有理智的。

出于这个就不难想象张爱玲远去温州寻找胡兰成，并且和胡的新欢共处一室而不奇怪了。在那个年龄的张爱玲爱上一个有声望和有情趣的男人，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可叹的是这个人，既是人格卑劣的汉奸文人，又自开始就抱了玩耍的心态。几十年后，逃脱历史惩罚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大书与张爱玲的往事甜蜜时，一口一个爱妻的呼唤，让人真正领略到无耻是什么。

如果张爱玲没有从这样的梦境中醒悟，那说这样的故事也就多余了，她也就不是民国的奇女子了。从温州回上海的她毅然斩断了和胡的婚姻，重新回到她文字中的恋爱和婚姻中。她在回顾自己早先创作的小说时，对《连环套》的自评，居然用了比当年那个笔名迅雨还要糟糕的词汇。

那这个迅雨是谁呢?直到四九年后，当年的迅雨才露出真面目，他就是翻译家傅雷先生。很难把这个严谨治学的学者和评论言情小说的作者联系到一起，就傅雷先生而言，他似乎也仅写过评论张爱玲的言情小说。但这些对于张爱玲已经不重要了，时代的变迁加之情感的哗变，她的小说创作已经到了边缘地步，也许是爱情在她的心中的枯萎，她再也没有讲出凄美或是浪漫的故事来。

(三)

夏衍很热情地邀请她参加上海的文代会。在与这些早年“左联”的文化人或是重庆延安来的作家的接触中，张爱玲非常的不适应，她是属于小资范畴的作家，讲些风月，谈点家世，背离正统。让她谈革命或者主义是弄不来的，加之素有的门阀观念和欧美情节，也使得她和这些革命的文化人难以沟通，何况她还有一段说不清理还乱的汉奸婚姻。她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十八春》里，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这样复杂的心理，而两个男人不过是她现实和梦境里的一个人罢了。

去苏北的农村参加土改，是她思想急剧反叛的起点。或许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农村，第一次面对阶级间的斗争，她眼里的世界变得那么可怕，原有的环境不适应越发的严重，她忍受不了文字上的制约和习惯上的约束。

她选择了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她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回到香港她连续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关于内地的小说。(在国内的众多张爱玲的集子里，都没有收集这两篇小说。)小说的发表立刻引起了两种绝然相对的评论，台湾的文化界更是他们捧上了天。不过柯灵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竿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所以“隔岸观火”的她的这种暴露只能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

让一贯习惯言情的高手，忽然来写政治气味浓烈的小说，除了闭门造车外，还有就是想象，当然她自己是不会承认的。张爱玲在《赤地之恋》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地加上一句：“这是真事。”彷佛就立刻使它身价十信。其实一个故事的真假当然与它的好坏毫无关系。不过我确是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

《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实事，但是小说究竟不是报导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份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并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就完全没有触及。当然也是为本书主角的视野所限制。同时我的目的也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这里没有概括性的报导。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

我之所以整篇累抄她的序言，只是想说，这样的文字和我们熟悉的张式的文字已有天壤之别了。张爱玲所说的现实生活，仅仅是到了苏北两个月。对于建国初的农村，这两个月的时间能看到的不单有此时的农村，还有民国以来几十年的农村，甚至是几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如此大的时代背景，对一个描摹个人情感擅长的贵族千斤，她是消化不了的。在很久以后，她还是说了当初的委婉：“《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

(四)

所以对于这样的舆论轰动效应，她没有陶醉，她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清醒过来，如此的小说不应该是她张爱玲写的。从她之后绝笔此类小说的创作来看，她对自己的这两部小说是非常痛恶的。

到这时，她梦境中的人物已经全部死了，她自己的梦想也画上了句号，离开中国成为她唯一的选择。从香港她去了美国，直到老死在那里，在没有梦想的生活中，她的生活十分凄凉和窘迫。西方的读者没有继续旧上海读者的热情，她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压抑也不是西方人所喜欢的。

无奈和苦闷中，她终日捧读的是《红楼梦》，偶而翻看的《海上花列传》。一部《红楼》，半世生涯，这样的隐居生活，在她这个绝代风华的才女身上出现，实在是件很让人惋惜的事情。她的第二次婚姻，如果还能够称其为婚姻的话，给她带来的并不是她希望中可以停泊的港湾，长她三十岁的赖雅给她的只有贫困和病痛。

即便如此，她还是幸运的，因为她还可以去写，哪怕是为了生计而写，不至于因为写文字而饱受囹圄之苦。

留在上海的苏青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了，她给越剧名伶尹桂芳写的《司马迁》的剧本，却让她进了上海的提蓝桥监狱。原因到了可笑的地步，她一封求教著名学者贾植芳教授关于司马迁的书信，变为她加入“胡风集团”的佐证，使她成为株连九族外的第十族。

晚年的张爱玲，最终还是没有拿出她提了很多次的自传《小团圆》，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动笔写过一个字。在由照片和简单文字说明的《对照记》里，没有胡兰成的位置，也没有赖雅。放弃感情的她，又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这样也很好，有些事情还是留在心中，带去天国的好，作为小说家的她，有一部小说在她去世十年后，仍为人传阅，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