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 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 ser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 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 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