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定位“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 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总之，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契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理应有新理念、新定位、新气象。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