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新月派代表诗人，那你知道闻一多歌颂祖国的朗诵诗吗?下面小编为你整理了一些闻一多歌颂祖国的朗诵诗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闻一多歌颂祖国的朗诵诗：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样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歌颂祖国朗诵诗赏析

其实这是一句再简单再普通不过的话了：“咱们的中国!”加上感叹号也不过就是加强了它的爱国主义情感，平心而论，在本世纪的中国，这样的感情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哪里谈得上什么“祸”，什么“火”，有那么危险，又有那么火爆吗?

一些论者曾根据现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指出，对觊觎中国这块“肥肉”的帝国主义来说，倡导爱国主义就是无法无天，就是犯上作乱的“祸”，这实在有些想当然，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渗透主要还是经济形态上的，它们毕竟没有控制我们的行政大权，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一位宣传爱国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直接的干预;掌握着中国人生杀予夺大权的终归还是中国人自己，准确地说，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政府。那么，是旧中国的腐朽政权禁止爱国言论吗?恐怕也不够确切。从本质上看，一个封建专制的政权恐惧人民的力量，害怕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这毫无疑问，因为，真正的充满理性精神的民族意识，必然引向对民族历史及现实的深刻反省，必然会将思索对准腐朽的现实统治本身(闻一多后来的确是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是莫大的威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封建专制政府又往往最善于用光彩夺目的、不切实际的“爱国主义”言辞来自我打扮，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也富有利用一般的爱国情绪的本领。──从这个意义来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感叹“咱们的中国”显然就算不上什么扰乱纲常的“灾祸”，说不定正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敲门砖”呢!

“祸”与“火”都只能是闻一多自己的，是闻一多心理意义上的。

这又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源于诗人自我的矛盾和冲突，某一种内在情绪酝酿已久，能量奇大，一旦冲破外壳爆发出来，就会大大地破坏外在的某些平衡关系，仿佛就是“祸”、就是“火”了。

闻一多是一个颇矛盾的诗人，以外表看，行为谨慎，严肃，在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理智，以致还自称为“东方老憨”;但是，任何熟识他的人都知道，此人感情丰富，热情洋溢，拥有一个诗人的灵魂。一内一外的这不同的生存方式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尽情发展，终究会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诗人曾对臧克家说，诗集《死水》里充满了“火气”，“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他对别人称他是“技巧专家”也很恼火，这说明，从内心情感方面讲，他是更趋向于那种外向的，冲荡的情感;但是，从整部《死水》(包括这首《一句话》)来看，他又的确是位“技巧专家”，而且特别卖力地研究和实践着他的“均齐”、“和谐”的格律化方案，这又代表了他追求客观、冷静的性格。

闻一多的介绍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一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宇》。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话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赴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文章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这些诗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和爱国主义特征，充满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同时也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

和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文艺股长。同年秋天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集内所收28首诗歌表现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黑暗现实的憎恶与抗议，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艺术上实践了新诗格律化理论。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掉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素责国民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他不屈不挠地为民主而奋斗的精神得到全国人民的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