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这是小编读《寻路中国》的心得感悟感想，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一：

华裔美国女作家林留清怡在经历数年的中国美食大冒险后，集成了这样一本书——《Serving the people》，繁体版直译成《味人民服務：從小麵攤到五星級餐館的奇妙歷程》，而简体版却似乎别有意味地译成《寻味中国》。不论是笔调还是跨文化观察方式，这本书无疑可作为何伟《寻路中国》的姊妹篇，无非前者从食物入手，后者开车游历体验，何伟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而林留清怡却是黄皮肤黑眼睛的ABC。

在这一点上，倒是跟何伟老婆张彤禾的立场更接近，她也来到中国，去结识东莞工厂的女孩，然后写了一本《打工女孩》。大家的都有个“中国根”，林的高明之处是并没有一味地去寻找那个虚幻的“根”。除了长相和偶尔和家人一起吃的山寨中国菜，别无任何联系，你不能要求一个土生土长在加州的女孩去怀着莫须有的乡愁。

比起张彤禾的拼命代入，林留清怡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是中国人，我的舌头、我待人处事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都是美国的。这也许是为何比起《打工女孩》，《寻味中国》读起来更真诚有趣的原因。

因为对这片陌生故土上美食的好奇，她来到中国，从诡异的烹饪学校开始，又到山西面摊和“馅老满”饺子馆，甚至味精工厂的探访，接着到上海外滩的高档餐厅黄浦会实习，最后到寻找完美的小笼包的一趟扬州之旅结束。这几段经历涵盖了各个层次，里面出现了不少和她有过深交的人物：烹饪学校的王主任、面摊老板张师傅、上海美食评论家江礼旸、黄浦会的厨师小韩和老板梁子庚先生，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传奇经历，有想要去的地方，他们的表达就是浓缩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比如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王主任对所有的事都是一股经验论，“做菜好比开车，学个套路而已，就那么简单”。

从农村出来北京打拼的张师傅阴差阳错成了厨师，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自己老板，能够赚点钱寄回家。

报社记者出身的江老师是典型的上海式恃娇恃宠，被各路餐厅请吃饭写软文，这起初让作者感到反感，当她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后，好像扭转过来，“终于意识到我不能拿美国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衡量这里的人和事”。一个收红包的美食评论家也许不是最专业的，但“我很欣赏他对食物和写作那股真挚的热情”。满腔正义感开始打折扣，这才是了解中国的开始。但至少她对自己是诚实的，直言不讳，“吃过的小笼包中，黄浦会的并不是最好的，虽然费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少了点什么。”忠于舌尖的直觉，这应该是美食热爱者最基本的素养，我们没法儿对食物说谎。

最喜欢的一节是写上海的“音餐厅”的，一间由日本老板开的创新上海菜馆，每晚由同一位厨师邓师傅烹制食物，老板像在日本一样于玄关迎接客人，属于比较亲民的街坊餐馆。邓师傅也是位传奇人物，少见地有着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在德国波恩混过几年，回来后四处旅行，又在贵州的馆子里打过工，他做的菜不花哨，但是很踏实，让人安心。

林留清怡在这里引用了她认识的一位旅游杂志编辑说过的话，“最好的餐馆和最喜欢的餐馆压根就是两码事”，在这里，就是黄浦会和音餐厅，最好的餐馆可以作为体验，而最喜欢的餐馆才是最常想去的，高高在上的女神终究没有青梅竹马的那份放松自在。菜式简单、摆盘不那么精美，环境不那么精致优雅，这又有什么关系，好吃不就行了。

对于“地道”，作者这样写道：我在音餐厅领悟到，对于是否“地道”的看法是相对的，我人在上海，吃着上海厨师做的上海菜，但有些人却认为这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大家口口声声说“地道”二字时，并没有考虑到食物也是与时俱进，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食物反映了起源地，而起源地本身也在变化。

这也是自己在很多地方吃东西时感到的疑惑，究竟什么是正宗，究竟为什么非要追求正宗?好吃不就行了么。何况上海菜本身就是个暧昧的概念，是本帮菜呢，还是殖民时期融合各大风味的菜系，还是新派创意菜?谁也没法儿给个定论。当年的名厨梁子庚渐渐变成了个生意人，林留清怡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难得下一次厨，而且有回把鸡丁炒糊了。很多产业化的餐馆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失掉了些许风味，只有严格把控质量的食物。

《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二：

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和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虽然他自嘲是“蹩脚的期刊记者”，但看来却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这些中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在这里，现实就很魔幻。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当然是变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动和催迫着人们，因而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的脱节现象。在《江城》中他就意识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十年后在《寻路中国》中他对此感受更深：“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整中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种蔑视规范的无法无天;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显示出无穷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活力。这两面同样令人感到可怕，但却是不同的“可怕”。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说好听点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前现代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时常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中国不同城市，他都很不习惯地体验到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断被人撞着、推着、挤着，人们甚至毫无歉意;但有时，他作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农村的风水先生会在别人的葬礼上乐呵呵地发给你一张带有27种工种的名片、招工时人们也毫无礼貌禁忌，常常极尽直白地随意根据兴致和偏见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在读这本书时，你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

他也喜欢中国人面对压力的那种态度：即便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他们也不会失去常态。一如既往地，他表露出对那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京郊的三岔村生活的两年里，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房东家里的一员。在浙江丽水，在和路边杂技团聊过之后，“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体味到那粗劣的表演之后令人心酸的生活现实。

在这些地方，他已经不是一个神情冷淡、保持客观的外部观察者(“除了忠实记录外，那些与我无关”)，而是一个对这一些有着自身关切的关联者(“那些与我有关”)。他关切那些正在消亡的村庄，想建立和农村的某种联系，也想思考中国的未来。正是这一点，使《寻路中国》不同于同样描述中国变化的鲍大可著《中国西部四十年》，反倒更像是对自己故乡变迁的关注。

同样是驾车穿越全国的记录，本书和比尔•布莱森《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相比，反差也很明显：《寻路中国》尽管也不时显露出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但却并非轻松俏皮的公路旅行散文，相反，其中关于三岔村选举的一段倒比社会学论文更具洞察力。与他本人早先所著的《江城》相比，《寻路中国》则显示出对中国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熟练的写作技巧，那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新中国通。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三：

《寻路中国》的书名与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将之当作旅游散文买下来，沏好咖啡，将阳光迎进屋内，打算惬意地欣赏一番，然而只翻两页，看到作者何伟把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题抄出来的时候，我兴奋而尴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驾照时也背过、考过。大部分题目匪夷所思地体现出形式主义的精髓。譬如书中提到的一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继续读下去，当何伟将中国驾驶员的各种鸣笛方式归纳为“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的神经学语义系统时，我哈哈大笑。

这一段是如此写：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

我即刻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将是比旅游散文深刻数倍的事，而这种深刻，也将从这些无意义、甚至好笑的碎片中整合出来。《寻路中国》最终能够勾勒出中国这十年发展的一条脉络，功劳几乎全要归功于类似的琐碎细节。譬如这套“喇叭语义系统”，好像是作者随意的观察与幽默的表达，但它与书中的内容暗地里有广泛地联系——中国汽车爆炸性的增长过程与城市道路建设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拥堵时的喇叭声，在这场增长跃进中，有国民收入增加后的自觉意识，也有政府刻意的刺激。国外汽车公司从八十年代的无所适从，到新千年慨叹“钱太好挣了”;国内类似奇瑞的公司，从购买国外过时发动机生产线起家，依靠“抄写”设计制造廉价国产汽车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

在书中第二部“村庄”中，何伟以他观察到的各种生活细节描述了一个京郊农民魏子淇的生活轨迹。魏子淇一家从贫困到小康，原因之一便是汽车年代的到来，城里人将驾车郊游作为时兴的生活方式去追随，魏子淇改造了自家的屋子，使之成为一处“农家乐”，提供农家菜和住宿，他在几年内便获得了比以前种地多几倍的收入，而他在有钱之后，终于也要买一辆车以作为自己的地位标识。

与汽车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道路问题。作者何伟写本书第一部分“城墙”时，租了一辆本应是越野之用然而却设计成“city special”的切诺基7250，顺着长城遗迹，经国道、省道、乡间小道这些非高速路从北京一路向西驶去。第二部“村庄”，何伟则见证了乡村道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些路几乎全为了将城里人引入乡村，并带来经济繁荣。第三部“工厂”里，何伟开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铺开的年代，他顺着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开过去，路旁布满了各类工厂，而他采访的其中一间胸罩调节环厂，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标本，他笔下那些鲜活的老板、中层技术工人、刚刚出来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撑起了这些经济体。

看《寻路中国》时，我沉迷于作者笔下那些中国人、那些最底层人民这十年迅速流变的生活状态，并未注意到“道路”在书中的脉络。掩上书，作者驾车行驶的那些道路开始在脑海中清晰起来。这些仿佛巨型魔术一样铺设出来的城市道路、乡间公路、高速路，将亿万中国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将农民的土地与老式生活状态彻底瓦解。这些道路建设的伟岸成绩，由专政者在发展压制一切的观念下，花费巨额资金刺激出来，击垮了中国本来存在的一切其他观念。而中国就是这样继续向前，继续“在路上”。如此一看，书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贴切了。

极可贵的，本书作者没有武断地将中国整体的险恶发展状态怪罪到任何人头上，他也没有怪罪中国政府。他在具体的生活中发现，如今的可怕状态很难说有一个具体实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魔怪的组成部分。

“村庄”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在一开始也的确如任何一个勤恳的农民，勉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后来他主动入了党，参与村级政府的议事，因为他知道这个身份会为他的农家乐经营带来实际的好处，他有村委会的支持，于是从银行贷到款扩大经营。“工厂”的故事里，那些温州老板们与官员们在拉关系上的互动，全部主动得没有一丝抱怨，而中华香烟和茅台酒这些礼品的流转，代替现金成为关系结构中的硬通货币。“工厂”这一部分中，何伟还提到了一个希望找到外国媒体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与一些镇民一样，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迁，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他相信那个大坝的融资有严重的问题，并与政府做着斗争，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板砖销售商，又在搬迁新镇的工地里做生意并获得利益。

何伟没有批判他，因为他相信这至少是国人弄清真相与基本问题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动力正是经济。他清晰地指出：“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也就是说，人们既觉得不满而抗议，但他们又能想尽办法绕过障碍获得丰厚的利益，所以没有人真的想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么，而是在现有的恶魔般的体系内继续钻营着。这种矛盾的漩涡处处可见，譬如造成“喇叭语义系统”的原因——城里人他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辩论应该如何行车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别人一样刁钻地冲撞，理由当然充分得很：不野蛮一点，在城里是开不走车的，而野蛮地将车开起来，也是一种胜利。

或者人们一方面痛骂政府，另一方面自发地组成了国考的大军。又或者一方面做一个口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以这种名声博取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情形，为数众多，千篇一律，司空见惯。这种矛盾漩涡令我们失去了洁身自好的可能，毕竟，连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乌烟瘴气，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收着香火钱来办公司。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何伟带来的新闻写作方法。他像魔术师一样把自己观察到的种种细节粘合在一起，组合成一幅令人担忧、却并非漆黑一片的中国图景，最重要的是，我看得到有生命力的人。我一度想，是否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未曾卷入国人的真生活，才得以如此客观地描述我们的当下。但似乎又并非如此，像《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凤凰周刊》等等做深度报道的报刊，也都尽量以详尽的调查，将许多问题揭露与展示出来。但他们的文章缺乏令人感动的魔力，不是将细节堆叠得毫无生命力，就是观点并非从细节中来、而将细节强行纳入预设的观点中。我看完他们的报道，总是看得到问题，看不到人。现在国中即便是最好的新闻报道，也还缺乏对具体的人的关怀，太注重对不公事件与观点的关怀。

正是何伟描述的这些生动的人，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闻联播》，但我也确认了另一样早就在警惕的问题，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门户网站的新闻全面负面化。这种负面新闻的排列在当下有令执政者警醒的意义，这些网络编辑们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这是极可贵的。在官媒把持主要传播渠道的时候，这些门户网站的斗争是抵抗1984状态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这些新闻就觉得自己深陷于一个恶毒的世界。这会让我们忘记了真正经历的生活，忘记去体察事情运行的真正缘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记我们自己乃是造成这个恶毒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有必要在《寻路中国》的细致观察中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第一次得知我并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无可救药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许最好的状态就是，叫嚣者继续叫嚣，愤怒者继续愤怒，反抗者继续反抗，探路者继续探路。我们需要喧嚣的声音，而每一个生活者，必须在喧嚣中心的宁静地带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