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励志创业史

发布时间:2017-05-15 12:47

李嘉诚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他真的赚到钱,而且不止一笔,小编给你分享李嘉诚的创业故事。

李嘉诚:我的创业史谁都学不了

李嘉诚励志创业史

李嘉诚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去搞教育”

根据2011年4月福布斯杂志中文版的统计,李嘉诚的总资产值达到260亿美元,蝉联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把儒家的情义之道与西方的进取精神极好地融合在一起:他外圆内方,刚柔并济;他重信诺,讲义气,宽厚待人;他勤奋坚韧,务实求进。他把中华文化中的立身、入世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李嘉诚的成功,可以说既是他意志力的胜利,又是他人格的成功。

李嘉诚,广东潮安人,1928年7月出生于广东潮洲市一个贫穷家庭,父亲为教师。李嘉诚从小就爱读书,三岁能咏诗诵文,五岁开始上学。据其堂兄李嘉智回忆说:“嘉诚从小就像个书虫,见书就会入迷,天生是读书的料子。他去香港,办实业成为巨富,我们都感到吃惊不小。”

父亲李云经从小就教育李嘉诚做人要真、要善、要有骨气、有毅力。他不仅教给嘉诚知识,更教给他许多做人的道理,李嘉诚从小就铭刻于心,终身不曾忘却。深受父亲的影响,李嘉诚也一心向学,那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师。只是后来风云突变,他才开始经商。

李嘉诚后来回忆说,从商之初,他的理想依然是“赚一大笔钱,然后再去搞教育”。

李云经很重视对李嘉诚的教育,他喜欢带儿子去看海。他认为,海的浩淼、雄壮能够使孩子的心胸博大,让他的生命充满激情。

有一次,李云经领着小嘉诚到了汕头的海边。他一边指着港口来往如梭的巨轮,一边给李嘉诚讲生活的道理。李嘉诚当时很佩服船长,因为那么深的水,巨大的钢轮还能漂在水面上,他认为一定是船长很有本事。于是他说道:“爸爸,将来我也要做大船的船长!”

李云经高兴地说:“好孩子,有志气!阿诚,做一个船长不容易,他必须考虑很多和很全面的问题。”然后,父亲认真地告诉李嘉诚,“你看,现在天气很好,但是,出海后,风暴来了怎么办呢?做船长的,就要提前想到,就要提前做一切事情。而且,阿诚,要记住,做任何事情就像做大船的船长一样,既要预先准备好一些事情,又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来临的一切事情。”

从此以后,船的形象、船长的意识紧紧地伴随着李嘉诚奋斗的一生。李嘉诚从小就把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条船,把他驰骋商场、纵横东西的李氏王国比作一条船,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说:“我就是船长,就是行进在波峰浪谷中的船的船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潮州沦陷于日率的铁蹄之下。李云经也没了工作,家里的情况一日不如一日。后来想到妻弟庄静庵是香港的殷商,大陆烽火连天,香港却还是一派祥和繁荣,他与妻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庄静庵。

李云经一家历经千辛万苦,于1940年冬到了香港。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香港造就出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数十年后李嘉诚重返家园,昔日跟随父母逃难的单薄少年,已成为蜚声世界的巨富。

李嘉诚到了香港以后,就被父亲要求“做个香港人”,首要任务就是学会香港华人流行的广州话。他把学广州话当一件大事对待,拜表妹表弟为师,勤学不辍。他年纪轻,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广州话。

困难的是英语关。李嘉诚进了香港的中学念初中。香港的中学,大部分是英文教学,他坐在课堂里听课如听天书,不知所云。李嘉诚深知自己的不足,心底泛出难言的自卑。但是他不认输,决心攻克难关。为此,他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路上,他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李嘉诚怕影响家人的睡眠,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天蒙蒙亮,他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还是英语。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关。李嘉诚辍学后,也一直不间断地学英语。在日后的商战风云中,英语让李嘉诚受益匪浅。

一年之后,香港也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尽管舅父是当时香港有名的钟表制造商,但是他也有着香港人的务实,对姐姐一家的照顾也就仅限于为其提供了住处,绝口不提工作的事情。因此,谋生还得靠李云经自己。人生地疏,又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贫穷。祸不单行,父亲劳累成疾,两年后郁郁谢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到李嘉诚瘦弱的双肩上,他不得不中止学业,独立谋生。 加盟塑胶公司仅一年工夫,取得的成绩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7倍

李云经去世时,教导李嘉诚“贫穷志不移”,“做人须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李嘉诚一一铭记在心。

李嘉诚励志创业史

这一年,李嘉诚14岁。一个14岁的孩子去找工作,谈何容易!李嘉诚连续几天脚板都磨破了,才找到了一份在茶楼煲茶的工作。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他说:“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三天三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总是处处留心。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其中,有一件小事更让他受益匪浅。有一天他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把水洒到了茶客的裤脚上。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但是没想到茶客对闻声赶来的老板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

李嘉诚为此非常感动。此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但他一直念念不忘:“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经过了在茶楼一年多的磨练,李嘉诚已经成为一个熟手了。他想做更复杂的工作,接受更多的锻炼,因此到了舅舅的中南钟表公司。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

工作间隙,他从不忘记学习。为了省钱,他经常只花一点点钱,买来半新的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这招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可以看出他的商业头脑。

1946年年初,17岁的李嘉诚突然离开发展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做行街仔(推销员)。

五金厂出品的是日用五金,比如镀锌铁桶这一项,最理想的客户是卖日杂货的店铺。这种店铺是大家都看好的销售对象,竞争自然激烈。李嘉诚却时时绕开代销的线路,向用户直销,且收效喜人。

自从李嘉诚加盟五金厂,五金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以销促产,产销均步入佳境。备受老板器重的李嘉诚,刚刚打开局面,却又开始准备跳槽了。

这次他去了塑胶制造公司,一是受新兴产业的诱惑;二是塑胶公司老板极力邀他加入。当时塑胶制品大量由境外涌入,与五金制品相比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他敏锐地觉得这是个机遇。

辞工时,李嘉诚向老板进言:审时度势,要么转行做前景看好的行业;要么就调整产品门类,尽量避免与塑胶制品冲突,塑胶虽用途广泛,仍无法替代一切金属制品。

一年后,这家五金厂转为生产系列锁,一度奄奄一息的五金厂焕发出勃勃生机。

塑胶公司有7名推销员,数李嘉诚最年轻,资历最浅,另几位是历次招聘中的佼佼者,经验丰富,已有固定的客户。

李嘉诚心高气傲,他不想输给别人,他给自己定下目标:违个月内,干得和别的推销员一样出色;半年后,超过他们。他每天都要背一个装有样品的大包出发,乘巴士或坐渡轮,然后马不停蹄地走街串巷。李嘉诚说:“别人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开初别无他法,只能以勤补拙。”

要做好一名推销员,一要勤勉;二要动脑,李嘉诚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他推销新型产品——塑胶洒水器,走了几家都无人问津。这一天上班前,李嘉诚来到一家批发行,等职员上班联系洽谈。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李嘉诚灵机一动,自告奋勇拿洒水器帮清洁工洒水。李嘉诚期望遇到提前上班的职员,眼见为实,这样洽谈起来更有说服力。果真就有职员早到,还是负责日用器具的部门经理。李嘉诚很顺利就达到目的,该经理很爽快地答应经销塑胶洒水器。

李嘉诚的机灵,可见一斑。同时又透露出李嘉诚的诚实。他让产品自己说话,这比一个推销员夸夸其谈地讲产品的用途优点要可信得多。

李嘉诚做推销,愈做愈老练,他深谙一个推销员在推销产品之时,也在推销自己,并且更应注重推销自己。

李嘉诚有意识去结交朋友,先不谈生意,而是建立友谊,友谊长在,生意自然不成问题。他结交朋友,不全是以客户为选择标准。如俗话所说:“人有人路,神有神道。”今天成不了客户,或许将来会是客户;他自己做不了客户,他会引荐给其他的客户。即使促成不了生意,帮着出出点子,叙叙友情,也是一件好事。

李嘉诚广博的学识,待人的诚恳,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使人们乐意与他交友。有朋友的帮衬,李嘉诚在推销这一行如鱼得水。

李嘉诚把推销当事业对待,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他很关注塑胶制品的国际市场变化。他的信息,来自报刊资料和四面八方的朋友,他经常建议老板该上什么产品,该压缩什么产品。他把香港划分成许多区域,每个区域的消费水平和市场行情,他都详细记在本子上。他知道哪种产品该到哪个区域销,销量应该是多少。

加盟塑胶公司仅一年工夫,李嘉诚就实现了他的预定目标。当年老板拿出财务的统计结果,连李嘉诚自己都大吃一惊——他的销售额是第二名的7倍

18岁的李嘉诚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统管产品销售。两年后,他又晋升为总经理,全盘负责日常事务。他己熟稔推销工作,可也深知生产及管理是他的薄弱处。因而虽身为总经理,他却把自己当小学生。他总是蹲在工作现场,身着工装,同工人一道干,极少坐在总经理办公室,每道工序他都要亲自尝试。

有一次,李嘉诚站在操作台上割塑胶裤带,不慎把手指割破,鲜血直流,他没有吭声,迅速缠上胶布,又继续操作。事后伤口发炎,他才到诊所去看医生。许多年后,一位记者向李嘉诚提及这事,说:“你的经验,是以血的代价换得的。”李嘉诚微笑道:“大概不好这么说,那都是我愿做的事,只要你愿做某件事情,就不会在乎其他的。”

李嘉诚以勤奋和聪颖,很快掌握了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势头良好,销售网络日臻完善,许多大额生意,他都是通过电话完成的,具体的事,再由手下的推销员跑腿。

李嘉诚已经是塑胶公司的台柱,成为高收入的打工仔,是同龄人中的杰出者。按说他应该满足了,但是他的字典里却没有“满足”二字。他决定再一次跳槽,开始新的人生搏击。

老板自然舍不得李嘉诚离去,再三挽留。后见他去意已决,就设宴为他饯行,令李嘉诚十分感动。席间,李嘉诚说了一句老实话:“我离开你的塑胶公司,是打算自己也办一家塑胶厂。我难免会使用在你手下学到的技术,也大概会开发一些同样的产品。现在塑胶厂遍地开花,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不过我绝不会把客户带走,不会用你的销售网推销我的产品,我会另外开辟销售线路。”

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脚踢

1950年夏,李嘉诚在筲箕湾创立长江塑胶厂。他取“长江”为厂名,来自“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足见他长江般的雄心大志。只是他没想到,创业不久,就遇到了空前危机:客户退货,产品积压,他一筹莫展……

李嘉诚的创业资本仅5万港元。厂房是租借的,由于数十万“大陆难民”涌来香港,香港闹房荒。李嘉诚资金紧张,只允许他租廉价的厂房。

厂房破旧得不能再破旧了,窗户难得找一扇完好无缺的,不是玻璃破碎,就是风钩脱落,房顶透下束束天光,香港春夏多雨,雨水哗哗漏泄,李嘉诚不得不花一笔钱修缮。

厂房里的压塑机亦是破旧不堪,是欧美淘汰的第一代塑胶设备。香港增加许多塑胶厂,业主多是小本经营,就有人专做旧机器买卖。当时谁都不曾料到,扯欧美塑胶商衫尾的香港人,会成为世界塑胶业的“大粒佬”,出口量居世界第—一

李嘉诚脚踏实地,不动声色去实现他的抱负。“勤能补拙”,他仍是初做“行街仔”的老作风,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每天大清晨就外出推销或采购,赶到办事的地方,别人正好上班。他从不乘出租车,距离远就乘公共巴士,路途近就双脚行走。他是那种温和持稳、不急不躁之人,但是行走起来却快步如风。他的时间太紧了,既要省出租车费,又要讲究效率。这种疾走的习惯,李嘉诚保持了很多年。据汕头大学的教师称,李嘉诚在他捐赠兴建的汕大视察,上楼穿堂,步履矫健,陪同他的中年教师都气喘吁吁,颇感吃力。

中午时,李嘉诚赶回筲箕湾,先检查工人上午的工作,然后跟工人一道吃简单的工作餐。没有餐桌,大家就蹲在地上。

第一批招聘的工人,全是门外汉,唯一的塑胶师傅是老板李嘉诚,机器安装、调试,直到出产品,都是李嘉诚带领工人一道完成的。第一次看到产品从压塑机模型中取出来,李嘉诚非常兴奋,破例奢侈了一番,带工人一道到小酒家聚餐庆贺。李嘉诚常说自己是个悭吝之人,他的部下说他“悭己不悭人”。

晚上,李嘉诚仍有做不完的事,他要做账;要记录推销的情况,规划产品市场区域;还要设计新产品的模型图,安排明天的生产。业余自学是不可间断的,塑胶业发展急速,日新月异,新原料、新设备、新制品、新款式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李嘉诚住在厂里,一星期回家一次,几乎把自己“埋”进了长江厂。李嘉诚身为老板,同时又是操作工、技师、设计师、推销员、采购员、会计师、出纳员,草创阶段,什么事都是他一脚踢。

李嘉诚投身塑胶行业,正顺应了当时香港经济的转轨。加上他对推销轻车熟路,第一批产品很顺利就卖出去。接下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他手里捏着一把订单,招聘工人,经过短暂的培训就单独上岗。他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出货。

正当李嘉诚春风得意之时,一家客户宣布他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李嘉诚不得不冷静下来,承认质量有问题。他知道他太急躁了,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他亲自蹲在机器旁监督质量。然而,靠这些老掉牙的淘汰机器和经过短暂培训就上岗的工人,质量还是提高不起来。

雪上加霜,有不少客户拒收产品,还要长江厂赔偿损失!原料商、银行纷纷上门催款,李嘉诚真是焦头烂额。回到家里,母亲见他郁郁寡欢,弄清状况后,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很早很早之前,潮州府城外的桑埔山有一座古寺。云寂和尚已是垂暮之年,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就把他的两个弟子——一寂、二寂召到方丈室,交两袋谷种给他们,要他们去播种插秧,到谷熟的季节再来见他,看谁收的谷子多,多者就可继承衣钵,做庙里住持。云寂和尚整日关在方丈室念经,到谷熟时,一寂挑了一担沉沉的谷子来见师父,而二寂却两手空空。云寂问二寂,二寂惭愧地说,他没有管好田,谷种没发芽。云寂便把袈裟和瓦钵交给二寂,指定他为未来的住持。一寂不服,师父说,我给你俩的谷种都是煮过的。

李嘉诚励志创业史

李嘉诚悟出母亲话中的玄机—一诚实是做人处世之本。第二天,李嘉诚回到厂里,召集员工开会,他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经营错误,说了一番渡过难关、谋求发展的话。紧接着,李嘉诚一一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限期内一定偿还欠款,对该赔偿的罚款一定如数付账。李嘉诚丝毫不隐瞒工厂面临的空前危机—一随时都有倒闭的可能,恳切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诚实,得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谅解,但他却不敢松一口气,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只给了他十分有限的回旋余地,事态仍很严峻。

他又像初做“行街仔”那样,马不停蹄到市区推销,然后陆续收到货款,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长江塑胶厂开始出现转机,产销渐入佳境。

1955年的一天,李嘉诚召集员工聚会。他首先向员工鞠了三躬,感谢大家的精诚合作。然后,用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宣布:“我们厂已基本还清各家的债款,昨天得到银行的通知,同意为我们提供贷款。这表明,长江塑胶厂已走出危机,将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话音刚落,员工就沸腾了起来。散会前,每个员工都得到一个红包,由李嘉诚亲自分发。经历过这次挫折和磨难,李嘉诚又成熟了许多,他给自己立下座右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在意大利的塑胶厂里,李嘉诚十分勤力,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是“国际间谍”

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定单给他。

他居安思危,开始思考塑胶研制的现状及未来。执业塑胶业已是第七个年头,李嘉诚自觉仍属这一行业的平庸之辈,他渴望有个新突破。

一日深夜,李嘉诚翻阅英文版《塑胶》杂志,目光被一则简短的消息吸引住:意大利一家公司已开发出利用塑胶原料制成的塑胶花,即将投入成批生产推向欧美市场。

一直苦苦寻找突破口的李嘉诚,如迷途的夜行人看到亮光,兴奋不已。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希冀和强烈的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到了意大利,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他便急不可待地去寻访该公司的地址。

李嘉诚以香港经销商的身份进入这家公司,言称准备在香港推销贵公司的塑胶花。公司职员彬彬有礼地带李嘉诚进产品陈列室,琳琅满目的塑胶花使李嘉诚恨不得长十双眼睛。李嘉诚一面拿花束在手中端详,一面询问有关塑胶花的知识。

这位挑剔的“港商”在公司“磨蹭”了一整天,才购买各种款式和颜色的塑胶花,准备先带回香港试销。

样品有了,脑子里也装满了塑胶花的常识。然而,仅仅是常识,具体的生产工艺及配方调色呢?

情急之中,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当时正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他负责清除废品废料,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十分勤力,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是“国际间谍”。每天收工后,他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做技术工人。

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他满载而归。随机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临行前,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些家花店,了解销售情况。他发现绣球最畅销,立即买下好些绣球花作样品。

李嘉诚回到长江塑胶厂,便四处寻访,重酬聘请塑胶人才。李嘉诚把样品交给他们研究,要求他们着眼于三处: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

塑胶花实际上是植物花的翻版,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种植并喜爱的花卉不尽相同。李嘉诚觉得自己带来的样品太意大利化了。他要求顺应本港和国际大众消费者的喜好,设计出全新的款式,并且不必拘泥植物花卉的原有模式。

经历过连续一个多月的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第一批样品。他把价格定在大众消费者可接受的适中水平,物美价廉,没有理由不畅销。大部分经销商都非常爽快地按李嘉诚的报价签订供销合约。有的为了买断权益,主动提出预付50%定金。几乎是在一夜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都摆满了长江出品的塑胶花。

李嘉诚励志创业史

为了长远的发展,他决定组建合伙性的有限公司,当发展到相当规模时,申请上市,成为公众性的有限公司。

1957年年末,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李嘉诚无时不渴望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当时进入欧美市场只有通过本港的洋行,但是中间环节多,李嘉诚也不能完全掌握市场。

这时境外的批发商也希望绕过香港洋行这个中间环节,直接与香港的厂家做生意,这对双方都大有好处。

李嘉诚一得悉这个消息,马上驱车去跟外商直接洽谈,给他们看样品,签订合同。绕过了中间环节,双方都得到价格上的实惠。

李嘉诚不惜重金网罗全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不断地推出新样品。可是,因为资金有限,设备不足,严重地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该如何突破“瓶颈”呢?李嘉诚陷于苦恼之中。

在李嘉诚伤透脑筋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来到他面前。

有位欧洲的批发商,来北角的长江公司看样品,他对长江公司塑胶花赞不绝口:“比意大利产的还好。我在香港跑了几家,就数你们的款式齐全,质优美观!”

他要求参观长江公司的工厂,对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生产出这么漂亮的塑胶花,甚感惊奇。

因为对李嘉诚信誉及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他很快就与李嘉诚签了第一单购销合同,并主动提出提前交付货款,基本解决了李嘉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

信誉是不可以用金钱估量的,是生存和发展的法宝。李嘉诚对此笃信不移。

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塑胶花为李嘉诚赢得平生的第一桶金,也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这一年,他30岁。

“文化大革命”让香港的楼市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李毫诚却凭着他精准的判断,逆势而上,大获全胜

这一年,他开始涉足房地产。他非常看好香港地产业的前景,但未因此而放弃塑胶业。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军北美。

李嘉诚主动出击,设计印制精美的产品广告画册,通过港府有关机构和民间商会了解北美各贸易公司地址,然后分寄出去。

没多久,果然有了反馈。北美一家大贸易商S公司,收到李嘉诚寄去的画册后,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彩照样品及报价颇为满意,决定派购货部经理前往香港,以便“选择样品,考察工厂,洽谈入货”。

交谈中,对方简单询问香港塑胶业的大厂家,提出若有时间,希望李先生陪同他们的人走访其他厂家。意思很明显,他们将会考察香港整个塑胶行业,或从中选一家作为合作伙伴,或同时与几家合作。

这将又是一次竞争,比信誉,比质量,比规模,斗智斗力,方能确定鹿死谁手。李嘉诚的目标,是使长江成为北美S公司在港的独家供应商。他自信产品质量是全港一流的,但论资金实力、生产规模,却不敢在本港同业称老大。

时间只有一周,李嘉诚召开公司高层会议,宣布了令人惊愕而振奋的计划:必须在一周之内,将塑胶花生产规模扩大到令外商满意的程度。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最大最仓促的冒险。他孤注一掷,几乎是拿多年营建的事业来赌博。李嘉诚一生作风稳健,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全力搏命。

李嘉诚和全体员工一起,奋斗了七个昼夜,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

外商购货部经理来了以后,在李嘉诚的带领下,参观了全部生产过程和样品陈列室,由衷称赞道:“李先生,我在动身前认真看了你的宣传画册,知道你有一家不小的厂和较先进的设备,没想到规模这么大,这么现代’化,生产管理是这么井井有条。我并不想恭维你,可你的厂完全可以与欧美的同类厂媲美!”

合同很快就签定了,外商购货部经理原定要考察别的厂家的计划也取消了。

这家北美公司成了长江工业公司的大客户,每年来的定单都数以百万美元计。并且,通过这家公司,李嘉诚获得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信任,日后发展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为李嘉诚进军海外架起一道桥梁。

这时候的李嘉诚,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9-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尽管销路不成问题,但是竞争却变得日益残酷。

他决定未雨绸缪。他的未雨绸缪,不是不断投资,强化塑胶业的竞争能力,而是顺其自然,让其自兴自衰。他的主要精力,开始放在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是他蕴藏于心多年的抱负。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

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

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此作为出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己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地产商还可拿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

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地呈几何级数涌来。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忧心忡忡。但经过分析,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大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空前灾难,此乃后话。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

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己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197 1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从此,李嘉诚在香港地产股市大展拳脚。

1969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愿与中共谈判。随后私下传话中国,可放松长达20年之久的禁运政策。

1971年,大陆“文革”基本停息。

国际大环境和中国大陆大环境,为香港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宽松的政治气候,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经济由工业化阶段转入多元化经济阶段。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物力、财力、精力发展房地产业。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

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是1889年由英商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杰姆·凯瑟克合资创办的,当时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为全港最大的公司。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置地跻身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列,在香港处绝对霸主地位。除地产外,置地还兼营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业务基地以香港为重点,辐射亚太14个国家和地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李嘉诚看准蓬勃发展的地产高潮,在现有的地盘上大兴土木。楼宇未等建成就有用户上门求租。他获得租金后,又继续投入兴建楼字。

尽管如此,李嘉诚仍觉得发展太慢,深感资金不足。快捷而有效的途径,是将公司上市,使之成为公众持股的有限公司,利用股市大规模筹集社会游散资金。

李嘉诚这一构想,既是公司自身发展形势所迫,又是香港股市发生的巨大变化所诱。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两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家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长实一上市,就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竞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长实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却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因为他意识到:股票升水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李嘉诚还积极争取海外的第二上市地位。当时香港最著名的证券公司,是冯景禧创办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由新鸿基牵线搭桥,英国证券公司为财务顾问与包销商,长江实业于1973年年初在伦敦股市挂牌上市。

香港作为英殖民地,香港注册的公司在伦敦上市,并不稀奇。令人瞩目的是长实首开香港股票在加拿大挂牌买卖之先河。1974年6月,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促成下,加拿大政府批准长江实业的上市申请,长实股票在温哥华证券交易所发售。 李嘉诚全方位在本港和海外股市集资,为长江的拓展提供了厚实的资金基础。

长江上市,是李嘉诚事业的一次大飞跃。上市之后,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香港大股灾,楼市一片萧条。李嘉诚却逆势而上,大量收购

当时传媒及业界把1972年上市的几家华资地产公司,称为“华资地产五虎将”。它们是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长江实业、恒隆地产、新世界发展。上市前后,长实的实力及声誉在五虎将中并不突出。

长实虽然略逊于四虎将,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迅速从五虎将成员中脱颖而出,到80年代中期,成为五虎将中的虎帅。时至今日,长实系仍是香港首席财阀。

1973年的大股灾,一直延续到1974年年底,其后股市有所回升,仍持续低迷一年多。原因是世界性经济衰退,本港股灾使不少地产商和投资者受损,造成地产低潮。

“股拉地扯”,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香港经济的独特现象。

李嘉诚对香港的经济兴衰规律已有较深的认识,经济总是呈波浪式发展之中,若干年为一周期。股市地产低潮,正是拓展的有利时机,地盘价格偏低,物业市值亦偏低。低潮过后,又是新一轮高潮。

1974年年底,长实发行1700万股新股票,用以购买“都市地产投资有限公司”50%股权。实际上,是以1700万股长实新股,换取其励精大厦和环球大厦。两座商业大厦,租金收入每年达800-900万港元。

若不是地产低潮,都市地产发生财政危机,李嘉诚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得手。

1974年5月,长实与实力信誉卓著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怡东财务有限公司,实收资本5000万港元,双方各出2500万港元现金,各占50%权益。李嘉诚任这家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

这家合股公司的成立,为长实引进外来资金,又为今后长实拓展海外业务,铺路搭桥。同年6月,由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力促,长实股票在加拿大温哥华上市。长实能如此顺利地与加拿大银行界建立伙伴关系,得助于李嘉诚从事塑胶花产销时与北美贸易公司建立的信誉。

1974-1975年间,李嘉诚两次发行新股集资约1.8亿港元。另外,李嘉诚从个人持有的长实股份中,取出2000万股售予获多利公司,套取6800万港元现金。李嘉诚手头拥有了较充裕的现金,趁低潮时地价偏低,大量购入地盘。为加速资金回笼,他一反过去只租不卖的做法,重点放在发展物业。

其后,李嘉诚又与新鸿基、恒隆、周大福等公司合作,集资购入湾仔海滨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原址,建成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

1976年,香港地产市道转旺。

李嘉诚召开股东特别大会,通过大规模集资的决议。这一年,长实发行新股5500万股,集资约1.1亿港元。另外,李嘉诚积极开拓新的资金渠道,与世界著名的大通银行达成协议,长江实业需要时,可向该行随时获得一笔约2亿港元、4年长期贷款。光此两项,李嘉诚可资使用的资金达3.1亿港元,再加上公司盈利,长实实力大增,更大规模地购地建楼。

1976年,长实年纯利5997万港元,另有非经常性收入653万港元。这一年,仅租金收入一项就达2 192万港元,是上市前年租金收入的约54倍。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1977年之前的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是间中型地产公司,是五虎将中虎气生生但从不大啸大吼的一员虎将。但是1977年后,公众焦点聚在李嘉诚身上,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就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拍卖场上擎天一指”。

这一年,他参与了地铁遮打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中环站和金钟站,是地铁最重要、客流量最大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

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家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尺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无半砖片瓦、立锥之地!他要改变形象!

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竞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

他翻阅了无数关于地铁的资料,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消息,了解竞争对手的动向。他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之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竟投。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以往招标竞投的一倍多。

李嘉诚胜出了。据地铁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人,所以能脱颖而出。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 92亿港元,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长实的盈利,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获得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

与世界船王包玉刚竞争九龙仓的股票控制权,李嘉诚主动放弃,但却是大赢家之一

李嘉诚一举夺得中区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后,再接再厉,购得中区著名的希尔顿酒店。1978年,长实总部搬入位于中区心脏的华人行。从此,李嘉诚的事业攀上高峰。

1977年4月底,长实通过发行新股和大通银行的支持,斥资1.3亿港元,收购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永高公司。该公司拥有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

这两家酒店每年为长江实业带来收入2500万港元。

年中的时候,李嘉诚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15万平方英尺。他购入地皮后,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大厦。

197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攀高峰,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汇丰是香港第一大银行,又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庞大的国际性金融集团。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知道,言行较为拘谨的李嘉诚,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他像一位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中年学者,而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就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出去。

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有了良好的合作开端后,渐渐进入了“蜜月期”——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

曾有记者询问他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道:“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九龙仓是怡和系的一家上市公司,它与置地公司并称为怡和的“两翼”。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港,拥有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它历史悠久,资产雄厚,可以说,谁拥有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货物装卸、储运及过海轮渡。

李嘉诚真正发迹是靠地产股市。他看好九仓股票,是因为该集团不善经营造成股价偏低。他不动声色地买下了约2000万股散户持有的九仓股。这个数字意味着,目前九龙仓的最大股东是李嘉诚了。

这为李嘉诚进而购得九龙仓铺平了道路。但是入主九仓董事局的路程,对李嘉诚来说仍十分艰巨。

九龙仓的老板看到形势不对,立即着手布置反收购,到市面上高价收购散户所持的九仓股,以增强其对九龙仓的控股能力。

按照《公司法》,股东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是其控有的股份在50%以上。否则被收购方反收购,会使收购方的计划前功尽弃。现在九仓股票的股价已被炒高,要想增购到51%的水平,非李嘉诚的财力所能及。

当然了,怡和的现金储备也不足以增购到绝对安全的水平。慌乱之中,他们向本港第一财团——英资汇丰银行求救。

汇丰大班沈弼亲自出马斡旋,奉劝李嘉诚放弃收购九龙仓。李嘉诚审时度势,答应沈弼,鸣金收兵,不再收购。

李嘉诚退出收购,引来八方强手介入角逐。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包玉刚。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额1347万吨。

李嘉诚秘密约见了包玉刚。经过简短的寒暄,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包玉刚自然满口答应。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元的市价买了九仓股票而以30多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后来他的控股权达到49%,取得了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誊为“超人”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买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一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 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 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

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 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但是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的深厚情谊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汇丰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个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96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锤定音。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但是李嘉诚却头脑清醒地马上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了。

当时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

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李嘉诚很快地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 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 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 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5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10多倍。

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称李嘉诚“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超人”的称号不胫而走。

李嘉诚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非凡的“用人之道”

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从李嘉诚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李嘉诚由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家破1日不堪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除了前文谈及的“超人之术”外,还得助于他的“用人之道”。

上海人盛颂声、潮州人周千和,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跟随李嘉诚。盛颂声负责生产,周千和主理财务,他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辅助李嘉诚创业,是长江劳苦功高的元勋。

周千和回忆道:“那时,大家的薪酬都不高,才百来港纸(港元)上下,条件之艰苦,不是现在的青年仔所可想象的。李先生跟我们一样埋头搏命做,大家都没什么话说的。有人会讲,李先生是老板,他是为自己苦做,打工的就不是。话不可这么讲,李先生宁可自己少得利,也要照顾大家的利益,把我们当自家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1980年,李嘉诚提拔盛颂声为董事副总经理;1985年,他又委任周千和为董事副总经理。

有人说:“这是很重旧情的李嘉诚,给两位老臣子的精神安慰。”其实不然,李嘉诚委以重职又同时委以重任,盛颂声负责长实公司的地产业务;周千和主理长实的股票买卖。1985年,盛颂声因移民加拿大,才脱离长江集团,李嘉诚和下属为他饯行,盛氏十分感动。周千和仍在长实服务,他的儿子也加入长实,成为长实的骨干。

李嘉诚说:“长江工业能扩展到今天的规模,要归功于同仁鼎力合作和支持。”

在长实管理层的后起之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霍建宁。霍建宁引人注目,并非他经常抛头露面,他实际上是从事幕后工作,处事低调。他负责全长江的财务策划,擅长理财,他认为自己不是个冲锋陷阵的干将,是个专业管理人士。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名校港大,随后赴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实会计主任。他业余进修,考取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凭此证可去任何英联邦国家与地区做专业会计师)。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1985年委任他为长实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副经理。是年,霍建宁才35岁,如此年轻就任本港最大集团的要职,在香港实为罕见。

霍建宁还是长实系四间公司的董事。另外,他还是与长实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如熊谷组(长实地产的重要建筑承包商)、广生行(李嘉诚亲自扶植的商行)、爱美高(长实持有其股权)的董事。

传媒称他是一个“浑身充满赚钱细胞的人”。长实全系的重大投资安排、股票发行、银行贷款、债券兑换等,都是由霍建宁策划或参与抉择。这些项目,动辄涉及数十亿资金,亏与盈都在于最终决策。从李嘉诚如此器重他,便可知盈大亏少。

霍建宁的年薪和董事袍金,以及非经常性收入如优惠股票等,年收入在1000万港元以上。

人们说霍氏的点子“物有所值”,他是本港食脑族(靠智慧吃饭)中的大富翁。

与霍建宁任同等高职的少壮派,还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周年茂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英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

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

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但是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曾有记者问李嘉诚:“你的集团雇用了不少‘鬼佬’做你的副手,你是否含有表现华人的经济实力和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意味呢?”

李嘉诚回答道:“我还没那样想过,我只是想,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多处,员工两千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 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加重大事情决策。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一位美国人Panl Lyons为副总经理。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己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利于相互间的沟通。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善于接受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香江才女林燕妮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事。北角的长江大厦是李嘉诚拥有的第一幢工业大厦,是他地产大业的基石,又是他赢得“塑胶花大王”盛誉的老根据地。20世纪70年代后期,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跑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长江仍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

“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

在另一场合,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

李嘉诚说:“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

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说:“如果哪个做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要员家,骂个狗血淋头也有之。”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他冷静后,便会找受批评者赔礼,说明道理。

一般来说,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受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能升职和加薪。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均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照顾。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李嘉诚携手白云山中药厂,“中药国际化梦”开始变得“一切皆有可能”

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黄决定斥资29亿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 6%港灯股权。和黄实际上已完全控制港灯。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3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填海区,共4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本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王。

1990年起,李嘉诚与中资中信、首钢联手合作,借壳上市,新组中信泰富、首长国际两家上市公司。中信泰富与首长国际发展迅速,在中资四大天王中金榜题名。

2001年9月间,香港特区政府拍卖4张3G(第三代移动电话)移动通信运营执照。李嘉诚对3G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和黄又斥巨资拿下。

2004年前后,李嘉诚还重拳出击广州楼市,气势非凡,大大地露了一把脸。不仅如此,他还把触手伸向广州的玩具业,出资9亿元打造黄埔玩具城。这个项目在为他赢得巨额利润的同时,还可以拉动“长和系”在广州的物流及商业项目发展,这背后是一幅中国“玩具业龙头”的宏图。

2003年年底,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与百年老店同仁堂成立合资公司。双方都是重量级的人马,这是一次“门当户对”的婚姻,无疑实现了内地与香港中医药的优势互补。

李嘉诚总是能在该出击的时候出击。谋利而动,是商人的本能,这并不奇怪。人们好奇的是,一向以港口、电讯业务等闯荡天下的李嘉诚,为何突然对中药如此垂青?

熟悉和黄近期投资脉络的人士指出,李嘉诚有很深的“中药国际化情结”,他早就想为自己、也为全体中国人,圆一个“中药国际化梦”。

与上海市药材公司的合作,是李氏布局内地中药业的另一不凡手笔。2001年8月,和黄出资5096与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上海中药一厂合资成立上海和黄药业。

至此,李嘉诚基本完成了在内地最发达地区的布局:华北由“同仁堂和记”把守,华东有“上海和黄”冲锋,那么,华南呢?

北有同仁堂,南有白云山。不久,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达成意向,决定在广州成立合资企业,从事中药的生产、加工、科研开发、销售及出口等。

近年,李嘉诚在英国的中药销售终端布点已经初见规模。完善的分销渠道是中药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中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除了提升科技含量外,还要改变其在海外作坊式生产的“老印象”。而国内中药企业与李嘉诚联手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相信和黄会是作坊式生产。

除此之外,还有资金实力。数年前,中国某种中成药差一点就通过美国FDA(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认证,名正言顺地进入国际市场,但最后却因资金不足,退出了临床试验。中药界事后反省,要让一种中成药通过美国FDA认证,至少需要1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中药企业似乎没有一家具备这种实力。

有业界人士在听说李嘉诚携手白云山中药厂时,曾感叹地说,“中药国际化梦”将因和黄的实力,而变得“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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