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1915年开始就酝酿文学改革，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提倡文学革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深远。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胡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近代史人物胡适论文篇一

《胡适与文学革命》

【摘要】胡适从1915年开始就酝酿文学改革，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提倡文学革命，对20世纪中国文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同时也创作白话诗作为其实践的手段，创作了新文化运动中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关键词】胡适;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白话诗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46(2009)01-0038-03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及“文学革命”时，指出胡适在文学革命上扮演了一个“吃重的角色”，夏老认为“胡适在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非常显著的：他不但认识到白话文的教育价值，而且还是第一个肯定白话文的尊严与其文学价值的人。”胡适曾经谈到文学革命思想产生的影响时，也肯定了自身的价值，“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六年春季第一号(1917年3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确影响深远，它是白话文运动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演变成为“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的新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桥梁，胡适因此也被陈独秀称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 1915到1916年留美期间，在胡适、任叔远、梅光迪、赵元任和杨杏佛等人之间进行的白话文论争，是五四文学大论战的酝酿与预演。

早在1915年胡适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期间就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问题对于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酝酿文学改革。在留学日记中，《论“文学”》一文将文学分为“有所为而为之者”与“无所为而为之者”，并得出“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美感之外，兼及济用”的结论。撰写于1915年8月《如何可始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为东美学生年会“国文”论文，针对赵元任提出的“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指出“无论吾国语能否变为字母之语，当此字母制未成之先，今之文言，终不可废置”，“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一问题”，“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其改革方法有：译死语为活语，注重讲解字义，注重字源，讲求文法，普遍使用标点符号等。这些都是十分普通而且温和的主张，但其中“死语”与“活语”的区分意义深远。虽然还没有提出“白话文”运动的主张，但胡适已经深刻意识到“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文是也。”这一判断无疑蕴含着语言革命的意味。这是留美时期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开始。

随后，《论文字符号杂记三则》、《文字符号杂记二则》中粗浅提出“分号”、“住号”、“提要号”等标点符号的使用，《读音统一会制字母》中研究了字母双声、叠韵的发音。在1916年日记《吾国文学三大病》中指陈“无病而吟”、“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为吾国文学三大病，在《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中指出文学改良要从“言之有物”、“讲求文法”、“当用‘文之文学’”三事入手，这便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八事”的酝酿。而任叔远则认为，我国文学不振的原因，在于文人无学，救之办法，要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在《论译书寄陈独秀》中则开始明确创造新文学的方法为“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

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胡适论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历史上非创见也，”“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并追溯了孔子至秦汉、六朝、唐宋的文学革命的历史，得出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言文一致之语言”，“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的论断，旨在为正在酝酿的文学革命寻找历史足迹以为今日之文学革命正名。《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中比较白话对于文言的优点：文言不能使人听懂，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优美适用，“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白话是文言的进化;白话的诗词、语录、小说、戏剧皆可产生一流文学;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适用范围广、效果好等。

梅光迪与胡适的书信中，则反驳“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之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之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在梅氏看来，“二十世纪活文学”是数千年来祖宗创造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守旧物，一字意思的变迁，须经数十百年而后成，又须经文学大家承认，才能沿用。但梅氏也并非完全否定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而是认为对待文学革命的态度须谨慎，“尤须先精究吾国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须先用美术以锻炼之，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俗语白话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须经美术家之锻炼耳”。在此基础上，梅光迪也提出“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曰摈去通用陈词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之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者一部分以加入文学，然须慎之又慎耳。”可见，梅氏“保守”地赞成文学革命，与胡适“激进”态度不同的是，他对待中国文字的态度更为谨慎，改革的力度较小，他反对的是胡适等人对待文学革命的方法，而非文学改革本身。

在对梅、任批评的回应中，胡适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文学革命” 论的四项内容：“(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中国的陶、谢、李、杜皆敢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又须令彼等皆能用白话高腔京调做诗。(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国有许多白话高腔京调的陶、谢、李、杜。换言之，则要令陶、谢、李、杜出于白话高腔京调之中。(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 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而为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谢、李、杜。何也?时世不同也。(四)我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相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白话高腔京调。与其作一个作‘真诗’，走‘大道’，学这个，学那个的陈伯严、郑苏，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适。”胡适把这项主张称为自己梦想中的“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它包含了胡适所欲推动的新文学普及性、试验性、创造性、时代性等基本精神。

至此，胡适开始确立其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革命理念：“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语文化(从宋儒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我到此时才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所需的文学革命是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他又在《文学革命八条件》中提出“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并将“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等归为形式方面的改革，将“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等归为精神或内容方面的改革，认为只要能做到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

正是在“文学革命八条件”基础上，胡适于1916年11写了《文学改良私议》一文，1917年1月改为《文学改良刍议》，并先后发表在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和《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六年春季第一号(1917年3月)上，详细分析了文学改革的八个问题：一曰须言之有物，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乃是“情感”与“思想”;二曰不摹仿古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冯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六曰不用典，“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 七曰不讲对仗，“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1917年2月，《新青年》又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燃起了文学革命的大火。新文学的两位大将胡适和陈独秀的交流互动直接把留美学生的小范围论争推到了新文学历史的前台。

胡适不仅在理论上倡导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同时，也创作白话诗作为其实践的手段，来应证他的主张。1915年9月17日胡适做《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绥，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在此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一主张和决心遭到了强调文言优美的梅光迪的回诗嘲讽以及任鸿隽、杨杏佛的取笑。但胡适在《依韵和叔永戏赠诗》中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偕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胡适明确地回答了任叔永、杨杏佛等人的质疑，找到了“诗国革命”的突破口：文学革命从诗

歌语言革命开始。为了更好地做白话文，胡适对古诗进行了重新研究和评定，他指出，杜甫的“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到，自觉酒须赊。”“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及东坡在凤翔壁上的诗“人间无漏仙，兀兀三辈醉。世上没眼禅，昏昏一觉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等皆为白话诗。并以王阳明 “蔽月山”、“山中示诸生”、“睡起偶成”、“良知”、“答人问道”等“白话诗”为例子，指出“明诗正传，不在七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他肯定了“共安派”袁宏道的《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及《偶见白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并反驳曾毅《中国文学史》中将此两段“以为鄙俗”。

关于白话诗歌的实践，胡适在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尝试集》的序言中，就做了很好的说明，“自古成功在尝试……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我自己对于社会，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国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这些都是胡适对自己《尝试集》的评价。在集子中，写于民国五年八月的《蝴蝶》一篇颇为有趣，“两个黄蝴蝶，双双天上飞。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可见，胡适早期的白话诗并不成熟，但其大胆尝试精神却激励着“五四”时期的作家不断在尝试中成熟。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著.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

[2] 胡适.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研究资料》.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

[3]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4] 中国留美学生会. 《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六年春季第一号，1917(3).

[5]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2).

[6] 胡适. 《尝试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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