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家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时冲动之下拖延，购买，借用，抢夺巧克力。

像所有思想上的革命一样，这场革命开始于长期观察到的用通常的智慧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和怪异事实。比如赌徒在明明知道可能要输的情况下仍然下注。人们一般会说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要存钱，要吃得好，要开始锻炼，要戒掉香烟。他们是当真的，但是往往又做不到。那些感到冤枉和委屈的人要实施报复，虽然这样做往往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这些违背常理的事实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几十年来，如果不是几个世纪来都依赖的人类因素标准模式的直接和公开的挑战。经济人（Economic Man）是该理论的基石。经济人做出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充分考虑利益与成本，追求价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经济人是个聪明的，分析的，自私的动物，在追求未来目标的时候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不受身体状况和感情的影响。经济人是建立学术理论的非常方便的工具。但是经济人有个致命的缺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当我们转向现实中的人就发现没有所谓的机器人般的逻辑，相反有各种非理性的，自我破坏的，甚至利他主义的行为。这种常见的现象已经被人们谈论几个世纪了，企业管理副教授阿斯拉夫（Nava Ashraf）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心理学是决定过程的一部分”，他看到了充满激情地参与者和公正的旁观者的冲突。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这种心理学观点不屑一顾。就在15年前，经济学的下属分支行为主义经济学——研究真实的人如何作出选择，从心理学和经济学中吸取营养——还是个边缘性的，怪异的内容。如今行为主义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中年轻的，充满活力的，迅速增长的领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批评性的大量实证的研究，颠覆了长期以来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

虽然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在斯坦福，伯克利，芝加哥，普林斯顿，麻省理工等大学讲授，但是这个领域学者最集中的地方还是哈佛。哈佛校长萨莫斯（Lawrence H. Summers）说哈佛研究经济的方法从传统上说比其他大学的更接近现实和更多实证经验。他在哈佛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认为自己是个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如果你关注现实，注重实践，你就容易被行为主义途径吸引。”

为新领域设置框架

有两个非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40年代的时候，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A.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限定合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认为单单理性的思考并不能解释人们的决定。传统的经济学家不喜欢或者忽略西蒙的研究，当他197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很多人为此非常不高兴。

1979年，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法学博士（LL.D）和斯坦福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出版了“展望理论：风险决策分析”（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这是一个关于人们处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方法的突破性的文章”。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该文成为经济学界引用最广泛的文章。该文作者说备选方案被框架的方式不仅是简单的相对价值，严重影响了人们作出的决定。这是行为主义经济学中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其强大的方程式穿透了标准模式的假设核心。也就是说备选方案的实际价值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它们展现的方式（也就是框架化）。

比如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备选方案就能改变人们对风险的倾向。特沃斯基和卡恩曼在1981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决定的框架和选择的心理”（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提出一个例子“想象一下美国在准备对付可能爆发的罕见的可能造成600人的死亡的亚洲疾病。”他们写道“可能提出两个备选的战胜疾病的计划。选择甲方案，可以挽救200人，选择乙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都获救，但是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一个人也活不了。”作者报告说72%的受访者选择甲方案，虽然实际上两个项目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大部分人都讨厌冒风险，更愿意确定能够救活200人的方案。研究人员这次重新表述问题。丙方案“400人将丧命”丁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谁都不会死，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死掉。”这一次，78%的人选择丁方案，虽然结果还是完全一样。现在受访者都愿意采取冒风险的措施了。这个差别仅仅是甲方案采用可以挽救的人来叙述，乙方案以可能死亡的人来叙述，显然人们更愿意冒风险防止人们失去生命，而不是冒风险“挽救”生命。

在哈佛商学院研究决策和谈判的Straus 企业管理教授马克斯• 贝泽曼（Max Bazerman）说“特沃斯基和卡恩曼在经济学界开始了这场革命，1979年的论文在经济学领域内，采用经济学家的文体风格，发表在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展望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难用文字描述出来。人们接受数学参加进来，这是重要的。”2002年，卡恩曼和乔治梅森大学的佛蒙斯密斯（Vernon Smith 55年的博士）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中的贡献。(特沃斯基和卡恩曼的长期合作伙伴1996年去世。)

1980年代，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当时在康乃尔，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开始将心理学的观点应用在经济学中。写了定期专题文章名为“畸形”发表在《经济视角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后来收录在1994年的著作《胜利者的咒骂》（The Winner’s Curse)。哈佛最著名的行为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说塞勒生活在1980年代的知识荒原，捍卫多数经济学家都嘲弄的观点，他坚持下来了。行为主义途径在1980年代是让人厌恶的受诅咒的对象，199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现在称为时尚热门，很多研究生都来凑热闹。不再是被围困的一帮孤独的研究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对着干的了。”

就像多数运动一样，有些早期的归依者。“1980年代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看到证据，开始采用它（行为主义经济学）”贝泽曼说“平庸的经济学家慢慢跟上，他们继续忽视它，这样就可以继续不受干扰做他们的工作了。”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承认那些反对者本来会同意理性的模式接近人类的认知水平——“就像牛顿的物理学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近似体”。莱布森解释说 “虽然有区别，但是当走在这个星球表面上，你永远也不会遇上。如果我想建造一座大桥，超越一辆汽车，或者打棒球，牛顿的物理学就足够了。但是心理学家说“ 不，不够，我们不是仅仅在边缘玩修修补补。还有些行为规范，包括一些不完美的自我控制和社会倾向，不纯粹是完全为了自我。我们除了家人之外也关心别人，我们拿出自己的东西帮助他们，比如发生卡特里纳飓风的时候伸出援手一样。”

行为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著作大多数都集中在金融领域，Jones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写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在金融市场上“传统的经济学通常的观点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是不真实的，因为即使存在愚蠢的，不讲理性的人，在市场上他们遇到的也是聪明的，理性的人，套利者会让价格趋于合理的水平。”施莱弗解释说“如果人们对通用汽车公司过分悲观，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该公司的股票，这些聪明的人就会以很低的价格吃进，对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1990年施莱弗和萨莫斯合写的文章“杂讯交易者金融手段”（The Noise Trader Approach to Finance）通过指出某些风险有关的因素限制了套利来反驳这个“有效市场”模式。比如在那个时候，荷兰皇家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的销售价格和伦敦的壳牌股票不同（Royal Dutch/Shell）虽然它们是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封闭的共同基金，交易的固定数量的股票和他们的债券价格也不一样。“当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市场上按不同的价格销售，套利和理性的力量必然的受到限制。”施莱弗说“非理性的力量甚至在长久的基础上可能对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理论上对核心的传统前提的抨击。”

主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一贯支持行为经济学，即使在它还处在智慧荒原的时候。该基金会现任主席埃里克华纳（Eric Wanner 69年的博士）的博士论文是社会心理学。他在斯隆基金会（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进行一个认知科学的项目。1984年斯隆开始行为主义经济学项目作为认知科学在经济决策上的应用(实际上这个领域名称搞错了，应该叫做认知经济学。我们胆子太小了。华纳说)1986年当华纳成为该基金会的主席后，两个机构共同合作创建新的领域。在过去20年里，塞奇基金会已经拨款支持100多项行为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项目，还组织了两年一次的暑期研习班吸引了年轻学者如莱布森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经济学教授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nathan）。该基金会还合作出版了该领域的系列丛书。

行为主义经济学因此可以看作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Glimp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说“我们没有多少内容要告诉心理学家个人作决定或者处理信息，但是我们要很多地方需要向心理学家学习。我们确实可以讲很多个人如何将市场，公司，政党汇集到一起。”

充满诱惑的现在时刻

汉堡包全国连锁店的名字来自卡通人物大力水手（Popeye）的肥胖朋友Wimpy，胃口特别的好，但是钱很少，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很高兴星期二付钱买今天的汉堡包。”Wimpy巧妙地说明了“时间上的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的问题，这个问题让行为主义经济学家莱布森着迷。他说“人类和其他动物都面临是抓住现在唾手可得的回报还是耐心等待将来的回报之间的根本的艰难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们非常想现在就得到即刻的满足，想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处。如果你问人们“你现在想要什么？水果还是巧克力？”他们会回答说“ 巧克力”但是如果你问“一个星期后，你想要什么？”他们会说“水果”。我们现在想吃巧克力，想吸烟，想看无聊的电影。将来我们想吃水果，想戒烟，想看伯格曼（Bergman）的电影。”

莱布森用简要的模型描述这个动态的过程。考虑一下开始锻炼的项目，这就意味着立刻的六个价值单位的成本，产生推迟的8个单位的收益。也就是说获得净两个单位的收益，但是它忽略了人类看轻未来的倾向，莱布森说。如果未来的事件有当前一半的价值，那么8个单位就变成了4个单位，今天开始锻炼的项目就意味着净丧失两个单位的价值（6减4），所以我们不想今天就开始锻炼。另一方面，明天开始就同时减少了成本和收益的价值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也就是3 个单位和4个单位）也就是从锻炼中得到一个单位的收益。难怪人人都热情地说明天要到健身房锻炼。

贝泽曼说“人们不理性的行为在于他们过分的看轻了未来。我们做得很糟糕因为我们花费太多的要得到现在，牺牲了我们将来能够得到的好处。人们用信用卡购买现在买不起的东西，结果在整个一生中能够购买的东西就少了。”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在我正在做的事和我将来准备做的事之间不应该是分开的，”阿斯拉夫说。

其实奥德赛（Odysseus）也遇到了Wimpy提出的问题。荷马史诗中的主人公解决了这个两难问题。女巫喀尔刻（Circe）告诉奥德赛他的船只要经过塞壬（Sirens）的岛屿，她的难以抗拒的歌声将引诱水手将船只朝礁石上撞。塞壬是人类欲望的美妙的比喻，既包含了诱惑，也包含了其中的风险。喀尔刻建议奥德赛准备好即将到来的诱惑，他必须下令所有的水手用蜡烛密封自己的耳朵，这样他们就听不到塞壬的歌声了。但是他可能听到塞壬的美妙歌声没有风险，如果他让水手用绳子把他绑在桅杆上，命令他们忽视他的苦苦恳求，直到过了危险地带后再把他放开。莱布森解释说“奥德赛通过这样做提前表态，以防可能的危险后果。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就是要防止未来的自己违反现在的自己做出的决定。”

这种预设（Pre-commitments）是一种方法不仅克服欲望的诱惑，而且克服我们往后拖的倾向，有些事情有立刻的成本，但是有未来的回报，比如节食，锻炼，打扫办公室等。比如401(k)退休计划法案不仅让工人们在减免税的基础上存钱和退休后的投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等于白捡的钱的富矿，在街上捡到100美元钞票。（这是莱布森和乔伊（James Choi）和马德里恩（Brigitte Madrian）合写的文章的标题）。那是因为许多公司要配套为职工拿出同样的钱。也就是说工人拿1美元变成了2美元。“白得的钱不少啊”莱布森在 401(k)s方面发表了很多文章，可以说是这类计划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威。他说“年薪50000美元的员工，其公司支付其公积金6%的话，就可以每年额外得到3000美元的好处。”

理性模式毫不含糊的预测人们肯定争先恐后要抓住这个好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甚至59岁半或者更大的工人也没有这么做，他们可以从这个401(k) 计划中退出不受惩罚。（年轻一点的人就更不愿意交钱，但是他们面临提早退出的惩罚）莱布森说“这个[ 59 1/2]年龄段的工人有一半的人却不愿交钱，他们明明有这个机会。“没有明显的转变，人们就是往后拖，他们计划要很快加入，过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加入。”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公司，新雇员要花上平均2到3年的时间才加入。但是因为美国人更换工作非常频繁，比如5年更换一次，那么拖延就意味着失去他的职业机会的一半为这些退休后的储蓄。

莱布森在公司里进行过教育性干预，通过计算向他们展示其中的好处，说明他们当前做法的不划算。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仍然没有加入这个投资。他们认为这种金融上的交易太讨厌，太迷惑人，他们更愿意明天再做这个事情。这就显示了标准的理性模式在预测人们的行为上是多么糟糕。”标准的理性经纪人模式预测行为。”

不是说我们面对拖延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莱布森和一个公司一起强迫其雇员做出积极的决定 401(k)退休计划，要求在30天内给出明确的答复。这和给人们免费的电话号码，让他们一旦决定了要加入就打电话的做法大不相同。在30天之内，公司还不断用电子邮件提醒，催促他们尽快做出决定。在这个积极的决定计划中，要求加入的从40%上升到了70%。莱布森说“人们想谨慎一点，他们不像立刻就作决定。你得采取强制性行动，或者自动加入。”

当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强力推动公司选择 opt-out [自动加入] 401(k)s 而不是opt-in [主动加入] 401(k)s，在古典经济学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说明“违约拖欠确实影响很大，人们惰性很大，不管基线背景是什么，他们倾向于保持原样。”

推销谨慎

这些观点可以被夸大了。莱布森从前的学生阿斯拉夫在非政府组织中工作过很长时间，现在正在发展中国家采用这个行为主义经济学的干预。她在象牙海岸和喀麦隆工作了一年，她“注意到农民和小企业主常常不做发展政策制定者或者经济学家期待他们要做的事。比如，他们不愿意采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技术，他们不愿意接受疫苗，即使这些是免费的。他们也很难储蓄。元月份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钱，往往大吃大喝，买衣服等花掉了，到了6月他们的孩子只好挨饿。

当然，有些人发现了一些办法遏制这个没有节制的倾向。一个妇女在家里有个储蓄罐，定期往里面存钱，把唯一的钥匙交给邻居。另一个妇女设定种植红薯的时间，当该交学费的时候，正好庄稼收割的时间来了。她的农作物成为地下的银行，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取钱出来。

阿斯拉夫在菲律宾一家银行工作，根据非洲妇女的储蓄罐原理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该银行创造了一个储蓄账户叫做SEED (“Save, Earn, Enjoy Deposits”)有两个特点：锁起来的盒子（银行有钥匙）和一份客户不能在总数达到一定数量或者在某个日期到来之前取款的协定。客户决定这个目标，但是依赖银行实施。银行把这个产品推销给有文化的工人，小业主，教师，出租车司机，以及有手推车生意的人。

这个SEED储蓄本来设计迎合银行消费者的（阿斯拉夫解释说在菲律宾人们喜欢酷的东西）帮助推动了储蓄。这就像自动的工资额扣除，但是不够，顾客需要直接再存点钱才能让这个项目进行下去。”为了进一步鼓励储蓄，阿斯拉夫和银行合作开办储蓄收集者的额外项目，收集者在规定的日子到顾客家里提取SEED 的储蓄款，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账户取款的限制帮助顾客抗拒花掉储蓄的诱惑。这个根据市场需要设计的SEED储蓄账户已经帮助菲律宾越来越多的小型金融客户达到他们的储蓄目标。

阿斯拉夫现在为非营利组织国际人口服务中心（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工作，宗旨是集中私人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问题。在赞比亚推行一个项目鼓励人们使用杀菌功能的氯（Clorin）净化饮用水的办法。“我们可以使用常用的向人们推销东西的方法，有些操纵人们的心理框架让他们乐意购买某些东西的方法。你怎么使用这些知识让人们接受从社会角度看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非常实实在在的问题，在发展上非常重要，任何人想帮助人们达到他们的目标都需要了解”，阿斯拉夫说。

精心设计的项目如SEED银行就是理查德塞勒称作“规范性经济学”的例子，其目标不仅是描述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2002年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的穆莱纳桑（Sendhil Mullainathan）说“行为主义经济学确实风光得很，当你谈论政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具体细节的时候。两个宽泛的政策产生的影响的差异可能不比每个政策被框架化的差异更大。包括最后期限，实施，以及外观的设计等。”

穆莱纳桑继续说“比如在社会安全私有化，私人账户和现在的情况之间的差异可能小于实施私人账户的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哪个选择应该是否定了的呢？我们被允许做出改变了么？改变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每个月要交的款怎么体现，只是你的回报呢还是印刷上去的市场回报呢？从影响方面说，真正的麻烦是项目设计得细节。我们知道人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非常困难。这些选择是怎么设定的？他们关注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他解释说“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作出理性的选择，我们认为大事情促使大行为：如果人们不上学，我们认为他们不喜欢上学。其实，很多行为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不是认真思考后的有意义的选择。这是我们对别人的虚妄的看法。政策制定者认为如果他们笼统的原则是对的，就会促使行为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现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笼统地说风险和回报，但是当一个人真正要购买投资形式的时候，那个时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能影响他作出的决定。那就是诱惑的因素，在现实情况下，那个时刻非常诱人。主要的事情就是确定选择的时刻心里在想什么。比如一家公司要销售更多的肥皂，传统的经济学家可能建议生产人们喜欢的肥皂，或者降低肥皂的价格，而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建议说服超市将商品展示在人们平视看到的高度，首先看到你的品牌，马上就决定购买了。

穆莱纳桑曾为南非一家银行干活，该银行想发放更多的贷款。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降低贷款利率，人们就贷款更多了。相反，该银行选择调查了提供贷款过程中的背景因素。它给7万名从前的客户发信，上面说“祝贺您。您有资格享受新型贷款的特别利率。”但是利率是随机印在信中的。有些比较低，有些比较高。他解释说“这就像对药品的随机检验一样。”

银行还随机对信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变动。在某个角落贴上银行职员的照片——随着性别和种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显示贷款类别的表格形式不同，有些简单，有些复杂。有些信还提供了中奖赢得手机的机会，如果顾客来咨询贷款的事。有些信有截止日期。随机做出的这些改变让穆莱纳桑评价心理因素的影响，和经济学家关心的东西形成对照比如利率，并且量化这些影响。

他说“我们得到的结果让人吃惊。我们发现这些事情的任何一项都产生1-5个百分点利率的影响。女人的照片比男人的照片在男人身上增加需求，达到降低利率5点的程度。这决不是小事，而是经济问题。我们是在谈论大笔的贷款，客户可能每个月的贷款量占它们年收入的10%。你会想如果你真非常需要钱支付这个利息，你不可能被一个女人的照片所影响。照片，手机彩票，复杂或简单的表格，明确的截止日期等都对贷款的需求产生和利率相似的影响。利率甚至排不上最重要因素的前三位。作为经济学家，即使你认为心理学很重要，你也想不到它有这么重要。改变利率代价高昂，但是心理因素的利用几乎不花什么钱。”

穆莱纳桑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设计项目，说服农民采取更好的饲养奶牛的方法以便增加牛奶产量一半以上。在美国本土，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可能引起残疾人的投诉，他们并不总是吃医生开的药。他说。贫穷的家庭往往因为复杂的表格和程序不愿意申请大学的经济资助。“经济学家可能说“有五万美元的资助，表格问题就成为障碍了么？”但是事实如此。（传统的解释说申请成功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花费在表格上的时间和努力的代价，人们不会因为复杂的表格而退却的）

经济学家和从事政策辩论的人喜欢在宏观层次上纠缠大问题。穆莱纳桑解释说政策实施的实质性的细节问题——格式看着如何？宣传册子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让人们知道这个政策的？等都留给了具体办事的人员，但是这些工作是中心。人们应该对这些设计选择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和智慧，就像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样。行为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帮助我们合理的设计这些选择。这是政策和科学上的一个巨大漏洞，需要尽快堵住。”

仇恨的源头

尽管有些人克服或者与非理性纠缠，不少人却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在9-11袭击前夕，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开始使用行为主义经济学的途径研究团体仇恨的根源，导致产生这类屠杀事件。他说“经济学家的仇恨的定义是愿意为伤害别人付出代价。”在实验的条件下，社会学家已经观察到调查对象玩起“最后通牒游戏”，其中总共10美元的赌资，甲提出和乙平分。如果乙接受甲的提议，两人各得一半，但是如果乙拒绝家的建议，两个人什么也得不到。格莱泽说“世界上数不清的证据显示人们30%（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就是3美元）或者更少的建议。所以一般来说，人们提出40%或者50%的建议。但是传统的经济学模型可能会说“乙应该接受哪怕一美分和9。99美元的分配办法，你至少可以的一个美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啊(如果电脑，而不是人，做出这个分配办法，乙接受这个不公平分配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这个观点得到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研究证明了的。参看“信赖和背叛的游戏”（Games of Trust and Betrayal）94页)

很显然，乙愿意承受经济上的损失，为了报复甲的不公正分配。格莱泽说“你不用在人类行为的黑暗的隐蔽处探索，就不能发现报复。很难发现谋杀的案子背后没有仇恨报复的根源的。”

他发现心理学的文献把仇恨定义为我们必须对待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为了生存或者繁衍后代。他说“这和相信仇恨的对象在过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有关，将来也要为这些罪行感到内疚。经济学家不能对心理学家说为什么人们会有仇恨，但是团体程度上的仇恨在逻辑上肯定涉及罪恶的行为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常常是虚假的。正如纳粹宣传家戈培尔说仇恨需要重复，而不是真相，如果要产生效果的话。

格莱泽说“你需要调查仇恨的来源。谁有刺激鼓励和能力煽动团体仇恨？这就让我们来到模型的症结所在。政客或别人提供仇恨，当仇恨可以作为他们政策的附属品和补充。格莱泽研究了1875年到1925年《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 ）的各期文章，计算了所有包含关键词“黑人，强jian”或者“黑人，凶杀”的报道文章。他发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密切相关于历史学家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描述的暴民以私刑杀害的吻合：兴起于1875年持续到1890年。从1890到1910达到高峰，1910年后逐渐消失。

在1880年代到1890年代，格莱泽解释说南方平民党（Populist Party）倾向于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得到广大非洲裔美国人的支持。“有钱的南方保守派进行反扑，利用种族仇恨，大肆宣传黑人犯下的暴行的虚假的故事。格莱泽说“平民党主义者是黑人的朋友，黑人是危险的，让人讨厌的。就是信息—而不是这个观点被别人支持。黑人应该被隐蔽起来。他们的资源应该减少。“富裕白人向贫穷的白人投票者都受这些观点，并获得选民的支持，赢得选举。最后平民党屈服了，决定他们最好转向贫穷的，种族观念强烈的白人。他们觉得转变政策比转变选民的观念更好。关于凶杀和强jian的故事就源源不断地出现，来自贫穷百人以外的供给者。”

格莱泽还将这个模式应用在反美仇恨上。这种仇恨在某种程度上 并不特别和美国帮助或实际上对某个地区造成的危害相关。他说“法国人比越南人还憎恨美国人。”相反，他解释说该仇恨更多的和政治人物宣传的美国过去和未来的罪行的故事相关。有些地方可能有个领袖与美国有工作关系，这个领袖的敌人们提供一个备选的政策：完全和美国和以色列断绝关系，发动对他们的袭击。我们已经看到伊朗国王的宗教敌人的观点。霍梅尼（Ayatollah）试图通过利用反美仇恨破坏世俗的现代化派的声誉。”

对于格莱泽来说，行为主义经济学可以采取“从心理学中的内容—--仇恨作为对威胁的荷尔蒙反应，把它用在市场条件下。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下，什么是增加仇恨的刺激呢？他觉得经济学家们可以采用人类的倾向，扎根于荷尔蒙，自然进化，社会心理学的稳定特征，分析它们是如何造成巨大的集合体。他说“心理学显示人类的情感严重受到社会的影响。米尔格拉姆（Milgram）和吉姆巴多（Zimbardo）的实验（关于服从权威和适应狱卒的角色）显示了人类是多么残忍。但是这没有解释为什么纳粹发生在德国而不是英国。

零和游戏的劝说

安德烈•施莱弗在行为主义金融，政治经济学，法律和经济学等领域做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最近迷恋上了劝说“人们是如何接受信息和被人操纵的”。 元月份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施莱弗描述了“认知劝说“探索广告商，政客等如何在他们的信息上附加到事先存在的联系地图上，为了引导公众朝向希望的方向。

比如万宝路香烟（The Marlboro Man）销售过滤嘴香烟就是通过鼓动人们和牛仔，西部，男子气概，独立性，户外活动等联系起来。施莱弗说有个“偏见确认”有利于劝说性的信息，证实人们心中存在的信念和联系。’(参看“The Market for News,”1-2月, page 11, 施莱弗和穆莱纳桑对新闻媒体作的类似的分析)比如，乔治布什戴3000美元的牛仔帽不是问题，因为这和他非常般配，但是约翰克里骑6000美元的自行车就是问题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政治家的铺张就显得太虚伪了。

引用共和党民意调查和交流顾问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的话，施莱弗注意到财产税被重新命名为“死亡税”（虽然死亡并不缴税）为的就是兜售他们的取消/废止。重新添加的标签把税收和“死亡”这个让人讨厌的词联系起来。宣传册子上的问题是“你怎么样让人们负担更重，在这个生活艰难的时刻？”施莱弗说“消息而不是真正的内容改变了竞争的结果，他注意到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是个更加巨大的问题在可能不是目标的州比如怀俄明州，犹他州，内华达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因为成功的劝说性信息与流行的世界观一致，施莱弗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劝说肯定不是教育，因为教育涉及添加新的知识，并改变从前的观念。施莱弗说“不要对人们说你真笨，正确的思考是这样的。”在大选辩论中，选民往往不理睬或者忘记与自己信念不符的观点。他接着说“教育信息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不能产生共鸣”。在经济和政治市场上，没有朝向中间路线，分歧偏离而不是融合成为潮流。因此，成功的劝说者会发现一个合适的议题，然后就竭力迎合它。

塞奇基金会的埃里克华纳说在市场上做出选择的时候，“人们不是在两个实体间做出选择，刺激和反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新古典经济学指出物体和选择之间的直接的关系。但是行为主义经济学认为选择取决于做决定者怎样向自己描述这些物品。任何心理学家都知道这点，但是把它引入到经济学里就成了革命性的变化。

华纳解释说“我们对于选择是如何描述的无能为力。广告就是试图影响人们如何思考自己的选择的行业。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广告只是提供信息。但是如果销售者投资于广告框架化这个选择，这个框架就会扭曲购买者的决定。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建立在这个观点上：成功的销售商生产更好的产品，市场正确的定价，购买者以最大化每个人的利益的价格买东西，市场就是销售者和购买者见面的地方。但是一旦引入了框架化的概念，你就发现购买者已经不再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了，如果销售者为购买者创造了一个框架，扭曲了购买者的决定，让他倾向于选择销售者的产品。

华纳继续说“市场模式并不是买卖双方来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交换，相反，买卖之间的交换是个零和游戏。卖方如果卖给你不需要的东西，以高价卖给你东西，他就做得更好。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的经典福利原理是市场让所有人尽可能的发财，市场分配是福利最大化的有效的财富分配方式。华纳说“但是引入了框架理论，一切全变了。”买卖双方的零和游戏显然不能最大化所有人的利益，因此新的市场理论就提出来了。

政治上的意义是很多的。美国有30年的历史消除各种的限制，让市场发挥它神奇的魔力。“这是促进人们的福利的吗？”华纳问道“框架理论就要质疑这个观点。人人都同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我们制定法律确保药品经过检验，广告不许作假。但是仍然有很微妙的欺骗人的框架选择，虽然不是不准确的。我们有市场的力量，但是在那里天真的人们损失了自己的钱财。我们如何规范市场以至于框架问题被承认和控制呢? 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收到良好教育的人做得更好，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就更糟糕了。”

这是行为主义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如果幸运的话，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超级理性的经济意义上的人的黯然失色开辟了道路，市场的人更丰富，更现实的模式，人的头脑既有古老的本能又有弱点可以成为捕食者又成为猎物。我们的非理性，我们的感情热键很可能继续存在，但是了解这些能够让我们对付它们，就像奥德赛一样，战胜这个诱惑。行为主义经济学的模式可以帮助设计一个社会，在更简单的条件下对人类的优缺点有更多的热情。毕竟，莱布森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对我们生物学的机制性反应。”

译自：The Marketplace of Perceptions by Craig Lamb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