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结束。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论文篇一

《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

关键字：晚清 政治经济 外交 格局 变化 影响

一、晚清社会的政治

(一)北京政变发生，清朝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谕令其弟恭亲王奕诉留在北京，与联军议和。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遗诏由6岁的儿了载淳继位，并以肃顺、端华等八人辅政。八大臣秉政完全把留守北京的奕诉排除在外，又不许权利欲极强的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干预政事，这就使得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起来。慈禧太后拉拢东太后慈安，暗中联络在京的奕诉为后援准备发动政变。

奕诉是咸丰帝异母弟，道光时期就是皇位的有力争夺者，咸丰初年遭到罢斥，他和咸丰帝的矛盾很深。留在北京议和期问，奕诉通过签订《北京条约》和处理一系列善后事宜，笼络了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和一批统兵大员，树立了白己的威信。1861年秋，奕诉借奔丧之际与两宫太后密谋政变，随后回到京城布置一切。11月2日，政变发生。载垣、端华、肃顺等被处死，其他人被充军或被革职。这次事变被称为“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作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的开始。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对外公然宣布“借师助剿”，借助外国武力镇压太平天国;对内则调整了与曾国藩集团等汉族地主的关系，继续执行重用汉族地主的政策，加强其统治。政变后，清政府提拔蒙古血统的著名理学家楼仁，先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再升为大学士。还提拔了李棠阶，出任都察院的都御使和军机大臣。在地方行政方面，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并赋予适当的权力。随后，慈禧还想方设法削弱奕诉的势力，并逐步独揽大权。

(二)湘淮系等晚清地方势力崛起，导致了地方督抚的强化与离心倾向加强，削弱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使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

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实现统治的封建政权，但满族贵族处于政权的权力中心，掌握实权，居于主导地位，对汉族官员多有所猜忌和限制。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势力日益扩大，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地方地主势力得到重用。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后，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1861年11月，刚上台的西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曾国藩本人也由湘军统帅变为东南各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军权与政权合一，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政的第一步。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白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督抚，如举荐李继宜为安徽巡抚，沈葆祯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这些汉族地方督抚既拥有重兵，又掌握地方政权、财权与用人权，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

在湘系势力崛起的同时，曾国藩还亲手扶植了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赴安徽招练勇，准备增援沪、苏、常。李鸿章依照湘军的营制及组建方法，于1862年春编成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由英船运至上海，接受外国人的援助，成为继淮军之后又一支重要的地方地主军阀武装。1860年以后，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随着湘淮军转战南北，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的手中。湘淮等地方势力的崛起，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汉族督抚在权力结构中地位上升，清王朝的中央集权被削弱了，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

(三)洋务派出现，导致了清朝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

19世纪60年代前后，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掠夺大量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耻辱，进一步激发民族危机意识;而太平天国起义又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其元气大伤。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内部逐渐产生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明官僚，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

在中央以奕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洋务派的兴起使清廷内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学士楼仁、徐桐、李鸿藻等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他们主张固守祖法，反对学习西方，认为洋务派的行为是“用夷变夏”。洋务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加剧了清朝政局的不稳。洋务派的兴起，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

(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农民领袖的封建意识和等级观念日益滋长，导致了领导集团的分裂。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孕育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深刻危机，失去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时机。洪秀全采取一系列收拢人心的措施，军事上出现了转机。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清政府内部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联合，反革命势力大大增强。西征中，陈玉成倾全力保安庆，李秀成满足于保守江浙，分散主义滋长，计划落空，军事上日益被动。洪秀全日趋保守，用人唯亲，猜忌外臣。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于1864年失败。太平天国政权和清政府对峙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二、晚清社会的经济

(一)洋务运动兴起，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形成，发起了以“白强”、“求富”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举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这些近代军事工业主要采用近代机器生产，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机器工业。它从国外购进机器设备，雇用大量工人，按西方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从其生产关系来看已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同时，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培养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和少数科技人员，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民营企业的产生，打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大门。洋务派举办的近代民用工矿交通等企业，吸收了部分民问投资，其巨利也吸引着许多开明人士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洋务派兴办了同文馆等近代新式学堂，还于1872-1875年问分四批选派了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6年春、1877年派遣人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留学，培养出了一批外国最早的科技人才。这些都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势力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轨道。原来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摧残，仅有很小一部分步履维艰地过渡为近代工业。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白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特别是洋务派利用国家权力和资金所创办的近代民用工刁’一企业的成功及其获得的丰厚利润、近代企业的优越竞争实力与诱人的前景，激发了一部分商人、官绅和买办对资本主义生财之道的羡慕和追求。他们开始白筹资金，白办了一些工矿等近代企业，于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逐渐产生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发展壮大。这是中国社会两个新的阶级力量。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基本阶级之外，出现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三、晚清的外交变化

(一)清政府宣布“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新格局，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北京政变”以前，清统治者对“借师助剿”还存有疑虑和分歧。“北京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消除了疑虑，决定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1月，清政府谕“总理衙门与英法在京使臣，妥为筹商，有关助剿的问题”。2月8日，慈禧以载淳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正式宣布了“借师助剿”的决策。上谕说:“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往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白宜中外同为保卫。……军务至繁，若必挨总理衙门在京商酌，转致稽迟。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联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酌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网随后，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表示赞同清廷的这一决策，认为“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才。”清政府于2月8日实施“借师助剿”，首先正式批准了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筹划“借师助剿”和中外反动武装联防事宜。

3月，清政府把华尔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扩编至5000人。俄国亦明确地向清政府表示，原调俄兵“在水路会同中国陆兵重兵，进剿发逆”。冈从4月起，李鸿章的淮军，由英国轮船陆续运抵上海。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合作”的新格局，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构建了近代外事机构与体制，开展了走向世界的出访活动，设立了驻外使领馆，清朝的外交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1、构建了近代外事机构与体制

设立“总理衙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要求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奕诉、桂良、文祥等人，于1861年1月13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月20日，经正式批准，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总理衙门成立时，只管外交、商务，后来逐渐扩大到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成为一个权力大、职务广的清政府行政中枢。其成立，标志着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结束了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清政府通过其加紧了与西方列强的勾结。这一机构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破坏中国独立主权的工具，是清朝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设立南、北洋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规定，在沿海与长江沿岸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为了便于管理，1861年1月，在奕诉建议下清政府设置了南、北洋大臣，分别掌管南北口岸通商事务。北洋大臣驻扎天津，专管牛庄、天津、登州三口事务。1870年以后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变而来，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开放口岸的通商、外交事务，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

设立总税务司署。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白守，经济上白给白足，不愿意与外国通商。此后，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开始倾销中国。

为了管理海关行政事务，清政府于1859年在上海设立了总税务司署。从1863年开始，英国人赫德开始长期担任总税务司一职。1865年，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分管全国30多个海关。总税务司署由正副总税务司、税务司等职组成，其主要职务均由清政府聘请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署是模仿西方国家的海关制度建立起来的，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海关制度的创立。

2、开展了走向世界的出访活动

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朝外交机构的成立，清政府开始派遣使节出访外国。1866年3月，派斌椿出使欧洲。1868年2月，派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蒲安臣使团是清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个出使欧美的使团。该使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等10余国，拜会了一些国家的元首和首相。这些出使活动对加强中外的互相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3、设立了驻外使领馆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陆续设立驻外使馆

1877年1月，任命郭篙熹为驻英公使。11月，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1878年，清政府相继在其他各国首都也设立了使馆:郭n熹兼任驻法公使;陈兰彬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容闲为副使;何如璋为驻日本公使;崇厚任驻俄国全权大使。

设立驻外使馆后，清政府又相继在一些国家的商埠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1877年，清政府首先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1878年，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等地设立领事馆。驻外使领馆的设立，表明清政府在中外关系方面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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