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论文

发布时间:2017-06-16 17:56

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结束。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论文篇一

《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

关键字:晚清 政治经济 外交 格局 变化 影响

一、晚清社会的政治

(一)北京政变发生,清朝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谕令其弟恭亲王奕诉留在北京,与联军议和。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遗诏由6岁的儿了载淳继位,并以肃顺、端华等八人辅政。八大臣秉政完全把留守北京的奕诉排除在外,又不许权利欲极强的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干预政事,这就使得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起来。慈禧太后拉拢东太后慈安,暗中联络在京的奕诉为后援准备发动政变。

奕诉是咸丰帝异母弟,道光时期就是皇位的有力争夺者,咸丰初年遭到罢斥,他和咸丰帝的矛盾很深。留在北京议和期问,奕诉通过签订《北京条约》和处理一系列善后事宜,笼络了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和一批统兵大员,树立了白己的威信。1861年秋,奕诉借奔丧之际与两宫太后密谋政变,随后回到京城布置一切。11月2日,政变发生。载垣、端华、肃顺等被处死,其他人被充军或被革职。这次事变被称为“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作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的开始。政变发生后,清政府对外公然宣布“借师助剿”,借助外国武力镇压太平天国;对内则调整了与曾国藩集团等汉族地主的关系,继续执行重用汉族地主的政策,加强其统治。政变后,清政府提拔蒙古血统的著名理学家楼仁,先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再升为大学士。还提拔了李棠阶,出任都察院的都御使和军机大臣。在地方行政方面,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并赋予适当的权力。随后,慈禧还想方设法削弱奕诉的势力,并逐步独揽大权。

(二)湘淮系等晚清地方势力崛起,导致了地方督抚的强化与离心倾向加强,削弱了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使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

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实现统治的封建政权,但满族贵族处于政权的权力中心,掌握实权,居于主导地位,对汉族官员多有所猜忌和限制。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势力日益扩大,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地方地主势力得到重用。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摧毁后,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1861年11月,刚上台的西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曾国藩本人也由湘军统帅变为东南各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军权与政权合一,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政的第一步。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白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督抚,如举荐李继宜为安徽巡抚,沈葆祯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这些汉族地方督抚既拥有重兵,又掌握地方政权、财权与用人权,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

在湘系势力崛起的同时,曾国藩还亲手扶植了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赴安徽招练勇,准备增援沪、苏、常。李鸿章依照湘军的营制及组建方法,于1862年春编成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由英船运至上海,接受外国人的援助,成为继淮军之后又一支重要的地方地主军阀武装。1860年以后,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随着湘淮军转战南北,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的手中。湘淮等地方势力的崛起,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汉族督抚在权力结构中地位上升,清王朝的中央集权被削弱了,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

(三)洋务派出现,导致了清朝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

19世纪60年代前后,列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掠夺大量政治经济利益和特权,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耻辱,进一步激发民族危机意识;而太平天国起义又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其元气大伤。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内部逐渐产生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明官僚,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

在中央以奕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洋务派的兴起使清廷内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学士楼仁、徐桐、李鸿藻等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他们主张固守祖法,反对学习西方,认为洋务派的行为是“用夷变夏”。洋务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洋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加剧了清朝政局的不稳。洋务派的兴起,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严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动荡。

(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农民领袖的封建意识和等级观念日益滋长,导致了领导集团的分裂。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孕育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深刻危机,失去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大好时机。洪秀全采取一系列收拢人心的措施,军事上出现了转机。但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清政府内部满汉地主阶级进一步联合,反革命势力大大增强。西征中,陈玉成倾全力保安庆,李秀成满足于保守江浙,分散主义滋长,计划落空,军事上日益被动。洪秀全日趋保守,用人唯亲,猜忌外臣。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于1864年失败。太平天国政权和清政府对峙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二、晚清社会的经济

(一)洋务运动兴起,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形成,发起了以“白强”、“求富”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举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这些近代军事工业主要采用近代机器生产,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机器工业。它从国外购进机器设备,雇用大量工人,按西方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从其生产关系来看已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同时,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培养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和少数科技人员,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民营企业的产生,打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大门。洋务派举办的近代民用工矿交通等企业,吸收了部分民问投资,其巨利也吸引着许多开明人士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刺激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洋务派兴办了同文馆等近代新式学堂,还于1872-1875年问分四批选派了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6年春、1877年派遣人到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留学,培养出了一批外国最早的科技人才。这些都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中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与势力扩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轨道。原来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被外国资本主义所摧残,仅有很小一部分步履维艰地过渡为近代工业。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白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特别是洋务派利用国家权力和资金所创办的近代民用工刁’一企业的成功及其获得的丰厚利润、近代企业的优越竞争实力与诱人的前景,激发了一部分商人、官绅和买办对资本主义生财之道的羡慕和追求。他们开始白筹资金,白办了一些工矿等近代企业,于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逐渐产生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中国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发展壮大。这是中国社会两个新的阶级力量。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基本阶级之外,出现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三、晚清的外交变化

(一)清政府宣布“借师助剿”,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新格局,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北京政变”以前,清统治者对“借师助剿”还存有疑虑和分歧。“北京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消除了疑虑,决定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1月,清政府谕“总理衙门与英法在京使臣,妥为筹商,有关助剿的问题”。2月8日,慈禧以载淳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正式宣布了“借师助剿”的决策。上谕说:“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往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白宜中外同为保卫。……军务至繁,若必挨总理衙门在京商酌,转致稽迟。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联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酌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网随后,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表示赞同清廷的这一决策,认为“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才。”清政府于2月8日实施“借师助剿”,首先正式批准了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筹划“借师助剿”和中外反动武装联防事宜。

3月,清政府把华尔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扩编至5000人。俄国亦明确地向清政府表示,原调俄兵“在水路会同中国陆兵重兵,进剿发逆”。冈从4月起,李鸿章的淮军,由英国轮船陆续运抵上海。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合作”的新格局,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构建了近代外事机构与体制,开展了走向世界的出访活动,设立了驻外使领馆,清朝的外交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1、构建了近代外事机构与体制

设立“总理衙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要求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秉承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奕诉、桂良、文祥等人,于1861年1月13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月20日,经正式批准,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总理衙门成立时,只管外交、商务,后来逐渐扩大到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成为一个权力大、职务广的清政府行政中枢。其成立,标志着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结束了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清政府通过其加紧了与西方列强的勾结。这一机构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破坏中国独立主权的工具,是清朝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设立南、北洋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规定,在沿海与长江沿岸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为了便于管理,1861年1月,在奕诉建议下清政府设置了南、北洋大臣,分别掌管南北口岸通商事务。北洋大臣驻扎天津,专管牛庄、天津、登州三口事务。1870年以后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变而来,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开放口岸的通商、外交事务,一般由两江总督兼任。

设立总税务司署。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白守,经济上白给白足,不愿意与外国通商。此后,西方国家以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开始倾销中国。

为了管理海关行政事务,清政府于1859年在上海设立了总税务司署。从1863年开始,英国人赫德开始长期担任总税务司一职。1865年,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分管全国30多个海关。总税务司署由正副总税务司、税务司等职组成,其主要职务均由清政府聘请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署是模仿西方国家的海关制度建立起来的,它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海关制度的创立。

2、开展了走向世界的出访活动

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朝外交机构的成立,清政府开始派遣使节出访外国。1866年3月,派斌椿出使欧洲。1868年2月,派蒲安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蒲安臣使团是清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个出使欧美的使团。该使团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俄国等10余国,拜会了一些国家的元首和首相。这些出使活动对加强中外的互相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3、设立了驻外使领馆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陆续设立驻外使馆

1877年1月,任命郭篙熹为驻英公使。11月,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1878年,清政府相继在其他各国首都也设立了使馆:郭n熹兼任驻法公使;陈兰彬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容闲为副使;何如璋为驻日本公使;崇厚任驻俄国全权大使。

设立驻外使馆后,清政府又相继在一些国家的商埠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1877年,清政府首先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1878年,在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神户、大阪等地设立领事馆。驻外使领馆的设立,表明清政府在中外关系方面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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