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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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是什么?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被誉为“世界青铜器之王”。
1、简介
司母戊大方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青铜礼器,高达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量达875公斤,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铜器鼎。司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由王室所铸,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郊出土,因鼎身内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目前,此鼎的国博文字牌名是“后母戊鼎”。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王元配用“后”字做头衔。
司母戊鼎又称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家的农地中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人释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妌(jìng)。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都是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所区别。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2]。
国博展览中的司母戊鼎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现在却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和甲骨文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亦有人释作“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2、名称争议
司母戊鼎
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3期)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是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后母戊鼎属于殷墟2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因此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是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底层关系的基础上呢,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是后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后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200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后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后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后母戊鼎
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司母戊鼎铭文拓片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给出了我们答案。妇好乃商五武丁的一个王后,史载她主持祭祀、打猎、英勇善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军。考古学家在妇好墓中发现了司母辛鼎,而通过对比发现司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后母戊鼎一致,两鼎之间的合金配比情况也极其相似,这就有力地证明后母戊鼎确属殷墟2期。这也帮助我们断定后母戊的“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个王后“戊”,此鼎乃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祭祀之后随葬于其母墓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同为武丁王的王后,后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司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不久,考古人员在当年后母戊鼎出土的下方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甲字型大墓,在殷墟王陵区中共有大墓11座,这些大墓很可能都是商王的墓葬。“戊”的墓葬规格是仅次于商王的。而武丁的另一位王后——女将军妇好,她的墓葬并没有进入王陵区。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十几个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墓葬有如此高的规格呢?这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另一个谜。
3、更名
2011年3月底,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三层的青铜厅开展后,国宝级青铜器司母戊鼎将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据中国文物网记载,司母戊鼎是已知的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鼎腹内壁铸有铭文,旧说认为其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已对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因为商代的文字书体较自由,可以正书,也可以反书。“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在此处则以释“后”为妥。2011年3月,随着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对公众开放后,在完成改扩建的新国博,司母戊鼎已改名为“后母戊鼎”。
4、中国的鼎文化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5、国博藏品信息
藏品简介
名称:后母戊鼎
高:133厘米
口长:112厘米
口宽:79.2厘米
用途:炊食器
所处时期: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出土时间:1939年
出土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
6、藏品信息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某位商王母亲的庙号。此器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此器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所知中国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器。
饕餮纹,又叫兽面纹,它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形象。[3]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后母戊鼎于1939年3月18日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此后,历经磨难,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抢夺,新中国建立后,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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