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环境问题，就是人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消耗掉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而导致的问题。那么中国为什么出现环境问题呢?以下就是小编做的整理，希望对你们有用。

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在中国这片有限的土地上，如此多的人口是一切环境问题的根源。中国人口真正超过一亿，是在清朝初叶;到1900年的时候，是4.5亿;到1958年，也只有6亿。但是从1960年到今天这40多年来，中国的人口一下子从6亿窜到了13亿!人口学家说，中国这块土地最高的承载能力是16亿人口，如果超过16亿，将成为“不可逆转的灾难”。

第二，人口分布不均匀。中国的国土说是960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在这块国土上的分布非常不平均。在整个国土里，真正能够养活中国人的土地也就是五分之二多一点。剩下的一大片，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发的西部。为什么中国有那么一大片的地方，基本没人住呢?不是人不愿意住，而是它不养人!所以中国人大都集中在中东部，13亿人都在这个地方找吃找喝，有多少资源能供消费?而且，污染物和所有工业垃圾、污水、废气都排在这里，这个地方能够承受多久?

第三，人均资源非常少。有一种资源，叫做“生存资源”：土地和水，以及相应的森林和草原。这些基本生存资源，是人类生活最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现在的耕地，人均只剩下了一亩多一点，而联合国所定的人均耕地最低标准是3亩。中国缺水，根据199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淡水占有量排在世界第98位。中国北方地区的人均淡水占有量只有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中国全国的人均淡水占有量只有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第四，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与基本国情不协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20年，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在发展。这当然是好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者。但是经济发展越快就意味着资源支出越大，污染排放越多。GDP的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意味着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增加。经济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速度是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所能允许的?这一点好像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是，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并非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就越好、规模越大就越好。这不是说我们不想让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一点、规模更大一点，而是说我们的资源、环境只能允许一定规模的经济，不可能无限度地去发展。

第五，飞速发展的科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科技的发展虽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是科技发展的后果未必都造福人类。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改造自然、谋取物质生产成果的力量大大增强。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为人类谋福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伤害自己。科技要发展，但是它的后果究竟如何，不是科技本身所能决定的，需要人类更高的智慧、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比如说基因工程，技术上可以做到，但能不能推广?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造福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现在还难以想像的灾难?所以，单纯地迷信科技是不行的。并不是人类的一切问题都能靠科技解决。人类科技的发展以至于把老天爷捅了个“窟窿”——臭氧层空洞。在科技没有发展以前，你能想像出人类能把臭氧层捅个洞吗?这不是故意去做的，但是人类的活动最后造成了这个结果，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窟窿不是那么容易补起来的。可见科学技术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手头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使用不当，那么很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灾难。

第六，物质享受的欲望太强。人人都想发财，人人都想“超值享受”，我们这国土承受得起吗?每个人都向往住豪宅、坐豪车、豪饮豪宴，像报纸上说的“一顿年夜饭八万八”，如果人人都如此，我们这个国家支撑得起吗?我们国民现在物质享受的欲望太强，花钱的欲望太强，因此就造成对有限资源的无序争夺。如果人人都急于发财致富，不考虑后果，不择手段，我们这块土地还可以支撑多久?如果利益原则成为我们社会生活惟一的指导思想，我们这个社会还可以支撑多久?

中国环境问题，陈吉宁谈论怎么办：

一是修订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包括统一预警分级标准，整个京津冀要统一预警标准，规定预警之后要采取不是同样的行动，是要采取各自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但是到这个级别之后采取行动达到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不然同样的红色预警，各地采取的措施不一样，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统一这些标准。

二是抓好重点城市的污染控制。刚才讲到华北地区有两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高架源，我们要对这个进行重点解决。大家注意到，去年年底我们启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在通道上的电厂要优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三是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包括研究可不可以实行错峰生产，可不可以实行季节性、差异化的排污收费。有些企业不一定非要冬季才生产，可以安排在夏季多生产一些，冬季可不可以多收一些污染排放费，用经济手段来减少冬季等特殊气象条件下的污染排放。

四是解决燃煤的问题，包括控制煤的质量，解决散煤、大量劣质煤，本来散煤排放量就高，煤的质量又不好的问题，我们在推动这项工作，包括加快集中供暖，这是一个长远的办法，最终是要通过用电替代煤的直接使用和气替代煤，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基础工作。要求“2+4”的城市两年之内在主城区不烧散煤，这也是很明确的控制目标。

五是要加强面源的污染控制，包括烟花爆竹禁放的方案。今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很多城市烟花爆竹的排放量在减少。以及大量施工工地扬尘的控制。

六是加大投入，保障这些措施资金能够到位。这是从长远看。

针对北京的工作，我们也跟北京市政府一起梳理了一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我们提出了细化30项具体的任务，环境保护部牵头负责的我们将其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的也分解到各个区县。

这里包括五项工作。

一是解决北京散煤的问题。今年年底北京要完成400个村的煤改清洁能源的任务，要淘汰所有的燃煤电厂。2017年城八区要实现无煤化。2020年要完成全部平原地区的散煤治理任务。

二是强化机动车管控，特别是重型柴油车，所以上半年北京在讨论研究，对针对重污染天气重型柴油车强化限行措施，2018年底前基本淘汰国二及以下的新型客车，2020年前基本淘汰国三的柴油车。今年还要修订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道路可以实时监测方法。

三是解决北京工业大院问题和面源污染问题，2017年南部四区小企业密集群的整治任务要完成，2018年前完成全市整治工作。

四是强化重污染天气的应急管理，这是要求京津冀区域统一行动的。

五是强化联防联控，包括联控的协作机制问题，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问题等等。

另外，我们还要做好责任的落实，包括地方政府责任的落实问题，也包括企业责任落实的问题。我们也在跟北京市政府协商，进一步加大重污染天气的污染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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