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人类学在西方诞生以来，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无论是在理论成果上还是在科研产出上都收获颇丰。那1500字的旅游人类学论文怎么写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1500字的旅游人类学论文范文，大家快来跟小编一起欣赏吧。

1500字的旅游人类学论文范文篇一

旅游人类学发展述评

摘 要：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旅游人类学在西方诞生以来，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无论是在理论成果上还是在科研产出上都收获颇丰。而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由于起步较晚，与西方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唯有不断地借鉴和学习，并在实践中为我所用才能加快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步伐。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影响研究;社区;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5-04

一、国外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1899年，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博迪奥发表论文《外国人在意大利的移动及其花费的金钱》，这是目前广泛认可的最早见之于记载的国外旅游研究文献[1]。人类学参与旅游现象的研究较为晚近，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纳什认为严肃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起始于努涅斯1963年发表的关于周末在墨西哥村庄旅游的一篇文章。格拉本则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将人类学介入旅游的研究时间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2]。

1973年人类学家加法尔・加法里创办了《旅游研究纪事》，该刊现在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旅游学术期刊;1977年瓦伦・史密斯编著了旅游人类学著作《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被旅游学界的《旅游研究年刊》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21];之后，纳什在《现代人类学》上发表了《旅游：人类学的一个课题》[3]。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帮助解决旅游发展中所产生的许多社会伦理、经济文化冲突和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的应用性功能[4]。

(一)旅游影响研究

早期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主要思考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利或是弊[5]。早期的人类学家大多对旅游业为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影响持否定态度。如纳什的著名论断：旅游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游客是某些强权势利的不明智代表[15]。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文化商品化问题》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旅游业进一步导致贫富不均，似乎加剧了社区内裂痕的出现[23]。厄尔巴诺维兹在《汤加旅游业再审视：持续的麻烦时期?》中，对旅游业为汤加本地经济和文化所带来的潜在破坏力表示担忧[23]。克里斯特尔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的旅游业》中对旅游业给托六甲地区所带来的变迁感到叹息，这种变迁导致珍贵的传家宝或文化制品消失的速度加快[23]。

也有一些早期研究者对发展旅游持肯定态度。如戴琦在《旅游业对美国西南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指出：旅游促进了当地艺术品的生产并使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增强了印第安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同时，他们不必再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或免受失业之苦[23]。麦狄娜考察了伯里兹城附近的玛雅村庄San Jose Succotz，发现游客对玛雅文化的好奇促使当地村民复苏和保留了一些玛雅文化精髓[6]。麦基恩对巴厘岛、科恩对泰国、波斯维恩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均认为旅游是良性或有益的发展途径[5]。

20世纪70年代末，以较客观的态度思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佩克和莱皮在《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旅游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循环趋势的涵化过程，在涵化各群体力量大体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混乱和分裂会降到最低程度[23]。韩国人类学者蒙80年代末调查了一个日本山村，认为外来力量控制下的开发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是“害”与“益”同时存在。1989年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游客》再版，在1977年的第一版中，学者们大多只把旅游当作引发当地社会变迁的因素，十多年后的跟踪调查使许多学者把旅游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囊括到了引发变迁的可能性因素行列[5]。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8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噪音、交通拥挤以及犯罪率上升等负面问题上，并提出相应对策。90年代后，学者们又将目光转移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5]。

总体来看，20世纪的旅游影响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迁”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涵化”的概念，涵化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学者们认为涵化是导致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原因[22]。特别是外来游客的涌入，通过“涵化”过程，对当地人的生活、文化价值观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东道地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17]。

(二)游客研究

旅游者往往被看作是广义的游客，他们的行为特征、分类、行为的影响、旅感受等往往会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对象[6]。史密斯把旅游者分为5类：民族旅游者、文化旅游者、历史旅游者、生态文化旅游者、娱乐型旅游者。科恩也把游客分为5类：现实性游客、实践性游客、经验性游客、娱乐性游客、转移性游客[8]。麦克米尔和凯特在研究伯里兹城的Ambergris Caye岛的旅游影响时，把游客分为投资型游客、国外退休移居游客、巡游型游客三种，不同类型的游客对当地旅游的影响也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游客的分类问题较为复杂，一般认为与工作取向相悖。如格雷本、乌瑞都提出了旅游并非工作，游客不是工作者的观点。科恩认为有些群体，如商业旅行者、旅游雇员、与会代表、出访官员等也是一种游客。乌瑞里和里齐尔把这些游客称为“工作型游客”，并指出工作只是他们继续旅游的方式，与东道主的接触仅局限于经济交换范围内[6]。

有学者把旅游与人生经历仪式相比，认为旅游也是一种通过仪式，是游客从一种经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验状态的过程。范・杰尼普(1908)是把人生通过仪式进行扩展研究的第一人。利奇(1961)把人生通过仪式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特纳(1969，1974)把人生通过仪式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并与旅游行为相类比，深化了杰尼普等人的观点[5]。格雷本将旅游称作是“神圣的旅程”。他认为旅游是一种世俗化的仪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以前由宗教仪式完成的功能。并认为人们之所以旅行是出于消遣、玩乐的需要，他还进一步提出人们有一种倒换原有的生活经验的需要[5][16]。 一些学者还提出，游客的旅游经历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文化冲击造成的心理障碍以及旅游时与当地人接触造成的不良印象等。学者们还注意到影响游客行为体验的因素，如旅游的类型、游客集团的状况、目的地社会的特点等[5]。

(三)旅游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问题最早被引入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丹尼尔・布尔斯丁首先揭示了旅游业中的“虚假事件”。他指出旅游吸引物都是人工产品，游客被“虚假事件”取悦和欺骗[9]。麦肯内尔详细地论述了“舞台真实”，他认为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看到的往往是东道主刻意营造出来的“前台真实”(即舞台真实)，“前台真实”因有别于“后台”而被研究者们认为不真实[10][18][24]。科恩将“真实性”看作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不同的人对真实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此外，科恩还将时间因素引入到对“真实性”的分析中，认为真实性是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旅游活动可能随着时间发展而被当作是当地“真实的风俗”，那些起初为了出售给游客而制作的手工艺品也可能最终会演变为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真实产品”[9]。

关于“舞台真实”会不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人类学家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舞台真实”是对传统文化真实性的“亵渎”。如格林伍德在《文化能用金钱能衡量吗?》一文中认为文化商品化会导致文化内涵的丧失[23]。持另一种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舞台真实”不仅保留了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使得当地文化得以保持下去，同时又起到了吸引游客的作用[11]。

(四)社区参与研究

近年来，社区参与逐渐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关于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三方面[12]。马西森和沃尔指出旅游社区的影响源自游客、东道主社区、目的地环境之间相互交换的复杂过程[6]。

厄尔巴诺维兹一直十分关注汤加的旅游业发展，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游客人数会使汤加这个小岛面临严峻而深刻的问题，同时，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也存在着潜在的破坏力[22]。克里斯特尔评估了旅游业对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社会的影响，他指出新生的旅游业的短期影响应该视为是积极的，然而其长期影响表明托六甲的未来并不乐观，尤其是随着旅游业而来的商品化为当地文化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担忧[32]。此外，森耶的《变化中的旅游和游客观念：以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疗养小镇为例》，佩克与莱皮的《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发展》都是在讨论旅游业与社区发展的关系问题[23]。

旅游业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史密斯和克兰尼齐考察了美国落洛矶山西部四个农村社区，检验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科恩研究了墨西哥州印第安萨巴特克人的踏板纺织业，并讨论了纺织业和旅游业对当地社区发展的作用。约瑟夫和卡弗里研究了一个宗教旅游社区的旅游影响问题等[6]。

二、国内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的旅游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旅游研究。

很多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文化”和“少数民族旅游”这两个话题上。1986年，《旅游学刊》创刊，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录了许多关于旅游研究的论文。1996年，南开大学旅游系创始人申葆嘉在《旅游学刊》上连载了著名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首次在国内使用了“旅游人类学”概念[13]。1997年，潘盛之出版了《旅游民族学》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与民族”的关系。1998年，王筑生出版了《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其中收录的彭文斌的论文《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兼论西方人类学界对民俗旅游发展“后效应”的思考》，从人类学的立场分析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势，并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民俗旅游发展的“后效应”问题进行探讨[13]。1999年，香港学者张展鸿发表《从人类学角度透视旅游业――以香港为例》一文，首次用人类学方法与原理剖析了香港旅游业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14]。1999年9月29日―1999年10月1日，以“旅游、人类学和中国社会”主题的旅游人类学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50多名人类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起源和开端[13][20]。

(一)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引进

最早的译著当属章建刚翻译的拉里・沙内的一篇质疑旅游真实性的文章，于1995年发表在《世界哲学》杂志上。1999年昆明会议召开之后，国内学者开启了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翻译、介绍和引进的历程。如在《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收录了由杨慧、王庆玲、李全敏、刘永青、张文力等人翻译的埃里克・科恩、爱德华・布鲁纳、纳尔逊・格雷本、希特・A・比特思等西方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的论文[14]。

从2000年开始，国内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翻译、介绍与引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成果多，涉及内容也广，如介绍西方旅游人类学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研究成果、研究流派、方法与理论等[19]。云南大学的张晓萍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是最早将旅游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学者，张晓萍在2000―2005年间，分别发表了《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等论文;2007年翻译迪恩・麦肯内尔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宗晓莲于2001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2004年翻译纳什・戴尼森的《旅游人类学》。覃德清、戚剑玲2001年发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光映炯2002年发表了《旅游人类学再认识》。彭兆荣、赵红梅2009年翻译纳尔逊・格雷本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杨慧2008年翻译约翰・尤瑞的《游客凝视》。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努力

2004年，高路加的《中国旅游人类学纲要》和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同时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所著的最早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专著。大体上来看，国内学者所做的本土化努力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

1.旅游影响研究

1996年，戴凡、保继刚在合著的论文《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中通过调查大理古城居民对学英语的态度和掌握英语的程度来研究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25]。

宗晓莲的博士学位论文《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文化为例》详尽地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当地民族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26]。此外，她还发表论文《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仍然是以丽江为例做的影响研究[27]。她的另外一篇论文《试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14]。宗晓莲与戴光全合著的论文《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分析了以旅游、经济功能为指向的民族节事活动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生影响[28]。

彭兆荣于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法国，2003年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的格雷本教授[29][30]。他在论文《“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中警示：切不可以牺牲地方性文化资源为代价，削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1]。杨慧在论文《旅游发展与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中指出古城的文化底蕴逐渐遭到商业化侵蚀的现实，同时还提出了如何保护古城文化的建议[32]。她在另外一篇论文《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中则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33]。光映炯在论文《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艺术变异研究――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中，剖析了旅游所带来的影响：东巴艺术逐渐由“民间艺术”转为“旅游艺术”，其功能也由祭神和民族内的自娱转变为追逐时尚和经济利益[34]。张晓萍与刘德鹏合著的论文《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中梳理了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业所做的负面影响研究。论文还着重探讨了云南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7]。

此类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郭颖的《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泸沽湖地区为例》，刘晖的《“摩梭人文化保护区”的质疑――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马晓京的《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张瑾的《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影响的人类学探讨――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郑晶的《文化的变异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影响》等。

2.旅游真实性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阐述、分析和总结真实性理论，这类文章有：吴忠才的《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与表演性研究》，彭兆荣的《民族志视野中的“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张晓萍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李旭东、张金玲的《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胡志毅、曹华盛的《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综述》，周亚庆、吴茂英、周永广、竺燕红的《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及其比较》等。

还有一种是将真实性理论应用于国内的旅游现象并进行研究。这类文章有：赵红梅的《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廖杨的《旅游工业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田美蓉的《游客对旅游歌舞产品真实性评判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歌舞为例》，李应军的《民俗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探讨》，宋秋的《旅游真实性问题之实证研究》等。

3.社区参与研究

以孙九霞、保继刚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学者，围绕着社区参与的内容、方式以及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实证研究。

孙九霞、保继刚在《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中提供了景区社区一体化的社区参与的典型个案[35]。他们在另外一篇论文《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中则对以旅游发展为动力的傣族园社区进行了乡村都市化的关联性分析[36]。他们所发表的有关社区参与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等。

其他学者所进行的社区参与研究有：刘纬华的《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胡志毅、张兆干的《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程占红、张金屯的《芦芽山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陈飙、钟洁、杨桂华的《云南香格里拉藏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限制性因素研究》、于萍的《社区参与古镇旅游发展研究》、左冰的《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逻辑――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状况》、颜庭干、雷天来的《村落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以江西婺源县长溪村为例》等。

三、结论

旅游人类学在西方经历了4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建树还是在成果产出上都初具规模。相比之下，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着研究队伍尚未形成规模、科研成果不多等问题。尤其是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无法与西方相比[20]。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国内的旅游人类学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为己所用，对于这一新学科的发展还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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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光映炯.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艺术变异研究――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5]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36]孙九霞，保继刚.旅游发展与傣族园社区的乡村都市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1500字的旅游人类学论文范文篇二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云南旅游

摘 要： 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宣传云南旅游形象，让旅游这一产业支柱发挥积极作用，在利用云南的区位优势、对外宣传的同时，如何保持地方社会的和谐、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章运用旅游人类学相关方法，对云南旅游业的发展做了相关研究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 旅游人类学 云南旅游 可持续发展

引言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旅游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快的产业，它对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环境、资源、就业、文化交流、管理、全球化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崭新课题。其间，旅游人类学是从旅游地的居民和游客之间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旅游地的文化现象和演变，以及这种文化现象对旅游地社会影响的一门新新科学。它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及客源地社会这三个不同视角出发，进行系列研究，形成相应理论与观点。

随其发展，关注的问题也渐有不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的主流。其中七十年代，以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为主。进入八十年代后，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社会的影响，并把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如何使二者更好地互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达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新世纪中，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领域，其学科发展更成熟。本文意在通过梳理其发展及主要的理论观点，从中确定云南旅游的情形、状态、所存在的问题及我们将如何选择应对的方法，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研究的源起

旅游(Tour)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旅游社会科学中，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科学、休闲学、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及营销管理学都对旅游做出了积极的学科回应。如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关注旅游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长;经济学家主要关心旅游对国民经济和目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重视供求关系、外汇收入和国际收支平衡、就业和其他货币性因素;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主要研究个人和团体的旅行行为，且更关注宾主双方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地理学家关心旅游的空间因素，研究旅行流向和地点、开发的范围、土地利用及实体环境的变化……旅游人类学的兴起及发展有主观及客观的原因。

(一)旅游产业时代的到来――旅游人类学兴起的外部动因

人类的各种旅游和旅行活动古已有之，如伴随宗教性的朝拜、祭献等活动带来的大规模和长时间的旅行经历。然而，我们所说的现代旅游，受工业社会影响，作为特殊产业和大规模的社会现象。从二十世纪中期起，随着便捷安全的信贷系统的发展及相对便宜的喷气式商业交通等条件与作用，使得旅游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产业。据2003年的国际旅游组织的材料表明，现在全世界每年参加旅游的旅客大约是七亿一千五百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四千一百五十亿美元。旅游产业的作用还远非仅仅体现在众多的游客数量及可观的外汇和经济收入，现代旅游还把一些活动和观念如探险、教育、休闲、娱乐、放松等带进了现代文明的社会表述范式之中。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把旅游视为本国、本民族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当代社会已经非常普遍地把旅游当做一种产业，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①。

然而在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也引发了多学科的关注。如经济学家主要关心旅游对国民经济和目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重视供求关系、外汇收入和国际收支平衡、就业和其他货币性因素;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主要研究个人和团体的旅行行为，且更关注宾主双方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地理学家关心旅游的空间因素，研究旅行流向和地点、开发的范围、土地利用及实体环境的变化……但是诸如：旅游与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可持续性”面对着严峻考验;旅游带来的文化冲突及“涵化”问题等，这一系列问题鲜有学科关注。这正是旅游人类学学科形成、发展的外部动因。

(二)旅游人类学学科特点――旅游人类学兴起的根本动因

旅游业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适合劳动技巧低的经营单位;旅游业是一种发展手段，特别适宜不发达的边远地区，但综合来说旅游本身并非“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类型，它包括旅游设备和旅游活动及由此所产生的一方与另一方的互动关系。即旅游作为一个系统，它自身不仅具有系统特性，而且与一个更大的系统构成一种语境。尤其是当代旅游介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在这一层面看，以旅游为研究对象，对比旅游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趋势、历史文化变迁正是人类学一直以来所关注的②。人类学首次介入旅游是在1963年，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

“旅游”概念的界定是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因为只有澄清旅游现象的性质，研究才有深入的可能。麦坎内尔与科恩都曾对旅游做过界定，但前者以偏概全，认为旅游者就是观光者，后者的归纳较为全面，但失之简练，与人类学缺乏直接的关联。在法国社会学家乔弗里・杜马泽迪尔(Joffre Dumazedier)“休闲”理论的启发下，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概念与休闲的某种特性联系起来。杜马泽迪尔值得借鉴的论点就是：休闲是自由，即能够从公认的社会主要责任中解脱出来。其“休闲”有“纯粹休闲(pureleisure)”与“半休闲(semi-leisure)”之分，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纯粹休闲”的特性，此特性就是“旅行(travle)”③。

人们公认，旅游者应该是寻找生活变化的人，因此合格的旅游者必须离开家居社区，离开就意味着旅行。当然，对于旅游者生成社会而言，旅游就意味着休闲与旅行，而就整个旅游过程而言，它还意味着主、客间的跨文化互动、对旅游社区的文化影响、旅游的历史，等等。为此，纳什建议：人类学者可将旅游视为两种或多种文化在历史上的交叉产物，这样，旅游就变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拨拨旅游者旅行而至，随之与东道主社区发生一系列互动，它影响着所有介入此过程的人群与文化。 二、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视角

多年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两方面，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的影响与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具体可细化为：

(一)旅游影响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的文化接触与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涵化(acculturation)是文化变迁的一个主要内容，亦是文化变迁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关于文化变迁理论，必须明确几个关键词：传播、媒介传播、文化接触、采借、选择、整合、涵化。不难看出，文化传播、文化接触可以说是涵化的先决条件，而涵化则是文化传播导致的一种结果。将旅游者生成社会、旅游者、东道主社会之间的互动视为涵化，实际是一种判断，即此三者间的遭遇过程(touristic encounter)就是多种文化接触、影响、发生变迁的双向互动过程。这说明，旅游不仅对东道主社会产生影响，而且对旅游者、旅游者生成社会产生影响。关于旅游者及其生成社会的文化对东道主社区的影响，人类学的内化、适应、示范效应、对抗、复兴等概念都得到应用。

(二)旅游体验，主要关注“通过礼仪(rites ofpassage)”式旅游，将旅游与仪式进行比对，从中探寻一种类似“朝圣”的神圣旅游体验。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借用人类学仪式理论，受范金纳普与v.特纳的仪式理论所启发，以纳尔什・格雷本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将旅游视为一种特殊的世俗仪式，进而寻找旅游与仪式的相似处，使仪式理论能够适用于旅游研究。詹夫瑞的“跳板”理论与格雷本的“世俗―神圣―世俗”的提法，都是对旅游现象的象征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分析在接近旅游本质与旅游动机方面不无裨益，但它更适用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仪式中的阈限体验与“共睦态”体验，都可在旅游过程中找到踪迹。“阈限”体验中的个人，体会到“自由”与“再创造”的快乐，因为来自社会规范的结构束缚被暂时解除，或暂时失忆;而“共睦态”体验，则让旅游者领略到结构社会绝无仅有的群体共同的“高峰体验”④。

旅游体验，既需要心理学的剖析，更需要通过对体验者行为之流(flow of behaviors)的观察与解释，揭开这体验背后的文化与历史渊源，而且“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对于这一解释视角在旅游体验研究上的运用，尚需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

此类研究逐渐激发了人类学学者对自身社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叩问，譬如：人们为什么旅游，为什么出现不同类型的旅游，为什么特定旅游模式总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群体相关，影响旅游行为的因素是什么，等等。

此外，还有工艺品的关注。这里所指的是那些可用于制造和制作的特殊物品的原材料，按传统技艺进行加工、生产的工艺制品，它可用于收藏，也可用于市场交换。旅游人类学家关注工艺品中的所谓“真实性”问题。因为在具体的手工制品中可能包含许多其他社会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工艺品形象“确认其真实性”。

三、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云南旅游业

在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北有雄伟壮丽的雪山冰川;南有广袤的热带雨林和珍稀动植物;西有蜿蜒奔腾的“三江并流”奇观;东有壮观的喀斯特岩溶地貌;中有众多的高原湖泊和四季如春的旅游名城――昆明。文化方面：云南人口超5000人的少数民族有25个中白、哈尼、傣、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15个民族为云南特有。此外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联单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其中，中缅边界线云南段长1997公里，中老边界线云南段长710公里，中越边界线云南段长1353公里。有出境公路20多条，国家级口岸10多个，省级口岸10个，还有86个边境或边民互市点。全省少数民族中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多样的景观形成了云南五大生态文化游区：滇西北香格里拉生态文化旅游区;滇西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滇东南岩溶地貌生态文化旅游区;滇东北红土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区和滇中高原湖泊生态文化旅游区。云南省旅游业发展迅速，1999年，全省接待旅游者总人数近380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首次突破200亿，达到204亿，比1998年增长49%⑤。旅游业逐渐成为云南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在云南旅游资源开发已取得了喜人成绩的同时，仍然有大量不容忽视的问题存在。如资源总体开发程度不高，行业管理差，保护意识差，开发资金不足，环境管理差，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它们影响、制约着云南旅游业的发展。以本文的视角，笔者提出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景区与景致(Habitat)

旅游景区主要指那些为游客所吸引的物质形态，它大致有：(1)各种引导游客通往、进入或到达旅游市场的渠道与途径。(2)因为气候等原因所导致的游客变化。(3)专门为游客创造的那些参与性的活动。(4)自然环境和风景，等等。在这里，一个关键因素是那些为游客所创造、设立、建造、组织、制造的景物、景致、项目和活动。

就云南而言，云南诸多的名胜风景旅游区，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整整比其他旅游发达地晚发展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泰国每年要拿出旅游业收入的30%在全世界对其旅游进行宣传，美国则更多，云南每年的旅游宣传资金不到旅游收入的5%。除昆明旅游区外，外线旅游设施建设较差，如东部旅游线以石林、溶洞、高原湖泊为主体，景区建设覆盖面积较大，但旅游路线长，景区开发较差，服务设施还不配套，景观资源的开发较单一，造成资源特色的浪费，开发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具体如下：(1)云南大理古城是我国保护较好的古城，系国家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旅游开发建设中，片面考虑古城原石板地面不利旅游车行驶，将石板撤毁换为柏油路，与古城风貌格格不入，破坏了石城的特色;(2)石林外围石柱及部分珍贵地质现象在采石活动中遭到破坏;(3)泸沽湖四周大规模采伐活动，严重破坏了湖区生态环境，加重了水土流失，使湖泊淤积严重，湖边常有泥石流发生，影响自然景观;(4)中甸地区部分草甸、沼泽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景观质量降低;(5)滇池、洱海等优质景区，受到污染的影响和威胁，阳宗海、异龙湖、星云湖景观受到人为活动的较严重影响。 此外，更应该注意地方在组织和安排旅游项目和活动的动机当中所借用和利用的资源及这些资源的价值，包括可以量化和不可以量化的部分。比如为吸引游客建立一个“民族村”、“民俗村”，它所花费的实际费用和这一活动项目对本民族或族群所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文化上的影响等。

(二)历史(History)

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指在现代大规模旅游进入以前当地与外来者的接触与交流状态的历史记录，借以将过去那种与外界交流、交往的历史形态和现代旅游产业的接触、交流作一个“历时性”的参照和比较。在旅游中，我们要关注云南地方性传统的自然形态与外界交往，特别是在政府组织下的或个人性旅游活动之间的变化与差异。它包括诸如旅游活动的确定者，冲突的起因与化解，现代展演性案例，边缘人与群体的关系等因素。

(三)遗产(Heritage)

指那些地方群众认为有代表性的和有欣赏价值的传统文化遗产。它们可以成为一个分析的视角。遗产包括诸如博物馆、纪念仪式事件、大型的节日庆典、民族中心、民俗村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遗产并不是历史。历史记录事实，有的时候还在制造“伪事实”。遗产使历史获得活的生命，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在对云南遗产进行调查和分析时，我们除了要了解它们独特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品质以外，还要关注与这些遗产发生关系的制度性组织、机构及其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遗产除了那些“物化”性遗物、遗址等符号以外，还包括文化遗产部分，它指传统的知识体系。当云南特殊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或者族群共同分享的历史价值和行为观念的时候，关注其在旅游发展中的变迁、涵化。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就在肯定其积极作用和意义时，我们也要考虑到以下问题：(1)云南地方旅游资源与实际承受能力方面的关系;(2)旅游活动的发展给云南所带来的机会及这种机会使得云南地方社会文化在改变上的重新确认和评估。(3)分析旅游活动的出现所带来的潜在的文化冲突等。(4)通过诸如游客心理方面的因素这样的侧面确定潜在游客市场。只有这样，云南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学术风华系列).(Anthropology of Touris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2-3.

②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学术风华系列).(Anthropology of Touris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10.

③赵红梅.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广西民族研究，2008(01).

④赵红梅.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广西民族研究，2008(01).

⑤http：//hi.baidu.com/lunwenshare/blog/item/622fed1be 73 dcbfbaf513389.html.

参考文献：

[1]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5.

[2]Nelson Graburn.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0No.1，1983.

[3]Dennison Nash，ValeneL.Smith.Anthropology and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18，Num1，1991.

[4][美]丹尼尔纳什.宗晓莲译.旅游人类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78.

[5]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学术风华系列).(Anthropology of Touris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