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一项功用，乃在于提醒世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能够不可思议到何种程度。在这种不可思议的背后，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在清朝雍正年间的这次惊天动地的文字狱，从它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激起我们有关后世中国及其他形式政权的回忆，从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本书以案件的侦破为其主线，丝丝相扣，叙述严密。

在本书中，案件由一本逆书引起。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湖南共生曾静遣弟子张熙赴西安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声言“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并列举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这些言论严重诋毁了雍正皇帝，以至于他格外重视，发动几省官员动用一切办法追查这些谣言的来源。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源自已故的理学大师吕留良的著作，而对雍正的指责来源于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禩、胤禟的余党之口。于是，雍正皇帝大兴文字狱：彻底清除潜藏于世的汉族排满反清思想，并藉此机会对威胁其皇位的胤禩、胤禟集团的残余力量给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逆书地制造者——曾静，却采取了攻心战术，并以他的反省过程和检讨书做成了《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令全国人民学习，辟除谣言恢复自身名誉。于是，案件的主谋曾静神奇地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赦免。但在中国古代君权社会中，知识分子和旧文人并不会真正的这么走运，当乾隆皇帝继位，曾静等一干人以大逆不道之罪名了解此生。

从某种程度上看，谣言是检验使物是否具有历史性的标志之一。纵观中国历史，越是历史性的人物就越会有更多的谣传围绕着他。雍正皇帝，从继位以来，民间对他的谣言就不断。曾静案的爆发可以说是一个契机，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打击那些不归附的文人，并且重建自身形象。

一、谣言溯源

在中国语言上,“谣”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民间流行的民谣，如童谣、歌谣。二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或凭空捏造的假话，如传谣、造谣。这方面的意义是从第一方面的意义中引申出来的。“谣言”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杜诗传》中的“诗守南楚，民作谣言。”这里的“谣言”有歌谣、颂赞的意思。《后汉书·刘焉传》中记载道“在政烦忧，谣言远闻。”这里的“谣言”有诋毁、诽谤的意思。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谣言，在古代称之为“谣诼”。“谣诼”是指造谣毁谤的意思。屈原在《离骚》中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而作为谣诼的谣言在我国早就有之。中国的古代史料中也有不少关于谣言的记载。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雍正皇帝与谣言

雍正皇帝对这本逆书极为重视，他不但亲笔写成了一篇详尽的批驳圣谕，雄辩滔滔地综述了他对逆书种种荒谬指控的驳斥。并下令严厉彻查案件细节，如谣言的传播方式和散播谣言的根源，审讯谋反信使张倬交待的十三名谋逆犯。

从雍正皇帝对逆书的重视程度和处理的认真谨慎，我们不难看出，中央对不利于自己形象的言论的控制是如何严密!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中分析了专制强国“最有可能被摧毁的致命弱点，是其政治制度不具合法性，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危机”[3]。确实如此，满人入关，本来就引起了汉人的强烈反对。清朝建立初期，对其政权最大的挑战就是流亡的明朝贵族及其忠实部下对清朝的反抗。整个社会的反满情绪必须得以控制，不然，满人并不能完全维护自身统治的稳固。虽然经过康熙皇帝的统治，基本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稳定，但这次案件的爆发，不由得使雍正皇帝重新担心自己统治权的正统问题。对逆书中谬控的反驳，不只是要维护自身名誉，更有巨大的宣传作用。在那个通信十分不畅的年代中，他意识到了民众对国家政策的无知，很容易为一些叛逆分子所利用，加之本身对满人的反感，使他们对谣言不假思索地相信。在奥尔波特等著的《谣言心理学》中讲到“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的主体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是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有：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新闻的矛盾性;人们不相信新闻;或者某些紧张情绪使个人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闻中所述的事实”[4]。曾静本是山间秀才，屡试不第后以教书授徒糊口，由于家乡连年灾荒，甚为贫寒，对清朝的统治现状不满，萌生返清意识，又曾在应试过程中读过吕留良的《时文评选》，书中的“夷夏之防大于君臣之义”及“井田封建”等内容，影响其反清思想进一步发展，还曾派张熙到过吕留良的家乡，吕氏虽然早已去世，但他却受到其后人和学生的接待，还让其阅读了吕氏的遗著、日记等。其中，吕氏的《钱墓松歌》、《题如此江山图》等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诗文，使曾静、张熙的反清思想愈益坚定。当时，他们又听到一些关于雍正矫诏篡位的传说，还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之后，已受到雍正的猜疑，正欲夺其兵权，若上书劝其返清，很可能成功。同时曾经所处之地，地区偏远，信息闭塞，交通不畅，人们愚昧无知，加之自身偏见和对现状不满，谣言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并传播开来。

这种谣言如果不加控制，后果必将极其严重，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就将面临挑战。“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合法性存在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特别是那些垄断强权的人，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也不相信它们没有(有)合法性。所谓独裁制度出现合法性危机，实际上指作为该制度有效运行基础的中坚力量出现内部危机”[5]。谣言在民众间流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经过审问，官员们得知案件的主谋乃是曾静，作为一名生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属知识分子的行列，与其“同谋”的几人也同样是读书人。并且随着案情的发展，官员们发现本案的性质从民间无知民众的谣言转变成为以吕留良为首的南方文人精英圈内的人物对皇上的攻击。这使得案情严重起来。作为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的这些精英文人，通过科举考试就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官员，在地方上他们也有一定影响力，如果他们有叛逆思想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皇帝下达新谕旨：从犯人的灵魂深处挖掘任何有关于流言传布的记忆。其实这样的结果也符合雍正皇帝的想法，因为他也想通过这次事件，对南方精英文人圈做一彻底清查。从清朝建立到此时，南方一直是不安定的地方。雍正皇帝憎恨浙江士人,认为他们以巧言令色为学问,明讥暗讽，玩弄文字，败坏了士林风气。

当案情基本调查清楚之后，雍正皇帝采取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做法，对曾静采取攻心战术。他认为仅仅贬低曾静这个秀才，仅仅揪出谣言的根源的做法并非上乘之策，不如让曾静深刻检讨，作出自我批评[8]。他向曾静提供有关政府运作的材料，并为了进一步显示其宽恕大度之心，将曾静的老母及幼子释放。雍正深信，大量的奏章公文应该是曾静对治理国家之难有了相当的认识，同时为了让其更加深入对家国计民生、财政经济的了解，雍正皇帝专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用事实说话。雍正皇帝认为曾静的思想、行为无不源于各种可以追溯的谣言，并用各种方式追查僻居湖南山陵之中的曾静所听到的其他种种流言恶语。追根溯源，雍正将矛头指向他那些心存怨恨的弟兄及其党徒，认为每一项谣言的廓清和批驳都使这几个前朝皇子的罪行日益昭彰。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由于曾静的举动才引发出一连串的阴谋和谣言被暴露和批驳，因而曾静无意中反而立下了功劳。经过这一系列的攻心战术之后，曾静对之前自己深信不疑的谣言有了重新的认识，并表示了悔过。而此时的雍正皇帝一直在考虑以某种方式将谋逆者的观点及朝廷的批驳一起公布于众。于是他将和曾静争论的内容以及曾的忏悔书《归仁说》等一些材料编制成了《大义觉迷录》。曾静这个曾经犯下弥天大罪的重犯也获释遣送回乡，并在长沙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然后迅速将《大义觉迷录》印订，分发到全国各地，并按时宣讲、讨论。

但，因曾静逆书而牵涉近来的吕留良一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雍正称，吕氏最大恶极，人神共愤，无可赦免。但从整个案件来看，曾静上书谋反是受吕留良思想影响，但并没有受到其直接指示，本应由曾静自己负责，说不上是共谋。吕留良确有反清思想何言论，但其在入清之后却无直接的反清活动，况且此时吕留良已去世多年，现在却因曾静谋反案被牵涉进来。原因何在?这完全是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无辜迫害。在雍正看来，吕留良作为一世大儒，其影响远大于曾静，他提出“夷狄”说，“华夷辩”，尤其关系到清朝统治的根基，只有对吕留良大张挞伐，才能“维持世教，彰明国法”[9]。所以，依大清律，已故之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戮尸枭众……

至此，我们看到，谣言成就了一个人，同时也害了一个人，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政治。但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1734年11月，雍正皇帝驾崩。很快，乾隆皇帝继位。

三、乾隆皇帝与谣言

可以说，乾隆对待曾静案件采取了与其父完全相反策略。1735年11月21日，乾隆下诏以大逆不道的罪名，遵其父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对于拘捕曾静一干人等，官员们行动果断敏捷。下一步，对待那本充斥着关于皇室流言蜚语及恶意诽谤的《大义觉迷录》，考虑到“如今时势已不同当日。经过几年的宣谕，愚昧之人皆已发蒙，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而世宗宪皇帝宾天之后，人人所忆所怀，无非先皇之圣德仁慈之心。在这个时候，再以诬上谤言每日宣之于口，实非当日颁书之意，亦‘实为天下臣民所不忍听闻者'”，乾隆皇帝于1735年12月2日向各地大臣发出谕旨，停止对《大义觉迷录》的讲解，原书由礼部收回后再予销毁。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的曾静案至此可谓是尘埃落定。

从曾静的逆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谣言，不是指对某个在社会上无足轻重的人的私生活或个人事件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即有社会的或自然的现象的现象所产生的谣言。因此，称之为社会谣言。

社会谣言的现象特征，就其内容来源说，是非官方的;就其传播渠道说，是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方性的。社会谣言对社会当局作为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是一种“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社会谣言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的匿名评价。它是影子信息的源头，通常是反对派的言论。这就决定了以社会谣言形式出现的社会评价活动所具有的反权威性，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作为一种“反权力”其对社会现存秩序具有破坏性。而这种破坏性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可能起积极作用，也可能起消极作用。先进的社会群体可以利用社会谣言，反动的社会群体也可以利用社会谣言。但社会谣言作为一种反权力，决定了社会当局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利用社会谣言，相反，用舆论宣传和种种行政手段来反对社会谣言[13]。雍正就是采用了利用舆论宣传来为自己正名。

在政治生活中，社会谣言是一些有异端思想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可以最大可能得保护自己。但在此案件中，清朝中央政府利用强大的监控能力，在茫茫人海之中竟然追查到了制造谣言的人。其次，没有人为社会谣言负责。曾静就是受到吕留良思想的影响，结合当时的状况以及民间的一些说法写下了那份逆书，这就使谣言的根源归咎到了吕留良身上。这些谣言通过在社会上的流传，其诋毁性很大。曾静身处深山之中，却能听到这种谣言，足见谣言的流传广度。并且在流传过程中会有人为的增添和扭曲，这种现象可用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投射来解释。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我们称之为投射，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没有使用完全公正而客观的证据[14]。这样就使谣言的变数很大了，也就使它的危害性变大了，鲁迅说，“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15]”再次，社会谣言不需要证据。信谣和传谣往往建立在“共鸣”的思想基础上，只根据印象而不根据事实。前面也已经提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很容易让人们有同样的认识，对满清朝廷有不好的印象，加之湖南地区灾涝严重，人民很自然的将自然灾害发生原因和当朝皇帝的道德修养扯上关系。因此，社会谣言的制作不需要周密的研究花费自然很少。但与之相比的正面舆论宣传需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了。从曾静案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出。从案件的审问到追查再到《大义觉迷录》的印制、发放、讲解，到乾隆当政，又开始拘捕曾静、销毁《大义觉迷录》，前前后后花费之巨大可想而知。

乾隆皇帝对曾静采取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他对待谣言的看法就是用强制方式来使其消亡。因为谣言很难控制，用这样的宣传方式，有时会适得其反。在《大义觉迷录》传布之后，一些人看到曾静投呈逆书后反而“飞黄腾达”，就有了效仿之举，给国家增添了新的混乱。而且自古以来，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人民不可随意议论，曾静竟敢这么肆无忌惮的指责皇室，这是乾隆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都曾寻求使国家权力去剥夺公民的私人领域，并对其进行控制。吕留良的日记等著作中只是表达了一个作为汉人的一些看法，然而被一些人利用之后，就被认为称谣言的根源。日记，这种纯粹的私人领域，已被监控到这种程度，更不用想其他领域了。其实在中国，人们的一些笔记、诗词，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心情的表达，但在那个文字狱疯狂的年代，文人在劫难逃，不管你是否真的有反满思想。“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能全面了解人生活得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试图完全摧毁文明社会，寻求对其公民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16]”而“个人自由支配的领域所失去的权利，只能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得到弥补”。因此，严格控制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专制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乾隆选择了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这种办法，而不是他父亲那样“了解之同情”。

四、关于谣言的一些思考

前面两部分已经提到了谣言有很大的危害性，虽然它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因为它比较难于控制，所以对于国家来说，必须控制。

如何控制并消灭谣言，雍正和乾隆做了两种不同方式的探索，但做的都不够完美。“前一位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摊档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真相。[18]”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谣言，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尽量减少那些危害社会稳定的谣言。

减少谣言最有效的办法可能就是信息的公开化。但在清朝，要做到信息公开化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此外,愚民政策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传统，统治者认为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就越会引起思想的混乱。秦始皇焚书举措的目的之一就是统一思想。书中，雍正皇帝和各地大臣之间通过密折进行联系。密折是由皇帝亲自拆封阅览，而无须经军机大臣或内阁大臣过目。密折必须由内外大臣亲笔书写，不容假手他人。这样子就增加了君臣之间的机密性。普通人是很难窥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的。正是如此，岳钟琪成了曾静投书的对象。简单地从岳将军的姓氏(作为岳姓后裔，岳钟琪将军与六百年以前的另一位岳将军—岳飞的关系给他带来了盛名)，和人们对他的谣言就判断他有可能举戈倒伐，为朱明复仇。然而却不知岳钟琪与雍正的亲密关系以及雍正对其的信任程度。

对政治无知的文人，只是抱着一腔热情，天真地认为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就是真的，且天真地相信书中描写的理想社会真的有那么美好。最不可救药的是随意地将自己的这份热情抛洒出去，最终只有死路一条。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曾静在信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中，利用听到的些许谣言，错误分析了当时的环境，在此种情况之下就立下了匡扶明朝的大志。从事后审查的实际情况看，曾静的谋反并非经过周密策划，他们既无钱粮基地，又无兵员武装，且无同党联络与后援，只是凭借头脑中一些不成熟的反清思想，再根据一些道听途说，便贸然上书策动岳钟琪返清。并写下逆书，犯了“以文乱法”的错误，足见他们的愚不可及!虽侥幸逃过一时，却在这场皇权与文人的游戏中逃不了一世。他的悲剧也是传统中国旧文人的悲剧。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个智者可以理解为有大智慧或是有理智的人。但不管是哪种理解，智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而且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很多谣言都是那些有大智的人造出来的。中国人讲究“师出有名”，干什么事都要有正当的口号，而且最好是假借上天之意，这种心态是谣言滋生的很好土壤。每当王朝更替、改朝换代的时候，就谣言四起，一些人就利用这些谣言取得政治上的利益。新的朝代开始之后，君臣的猜忌，免不了会有“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现象发生，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所以鲁迅先生说：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的，也以谣言被杀的[22]。在传统政治语境中，谣言这把双刃剑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尤其是那些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