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溯源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二、民族主义VS新教伦理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