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独立是每个人一生中早晚都要面对的。不管怎么样只要你走出这一步也就没有那么可怕。生活，我们不要把他想的太恐怖，太可怕，太悲惨，如果自己都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那还有谁可以帮助你，别人说归说但是你没有行动还不是一样的。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独立取得成功的事例，一起来和小编看看吧。

独立取得成功的事例(一)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他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私立的)，第二次报考通过，进入实验班学习。

每天6点起床，坐一小时的电车，8点到校，下午5点放学，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家又换衣，在爸爸指导下与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洗澡吃饭，复习睡觉。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初二时，违规参加田径比赛，参加过全国大赛、夏冬的国家青年队集训。初二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届全国大赛的双冠军。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于过度锻炼出现伤情，致使他难以恢复原来的巅峰状态，于是放弃全国大赛，与同学去澳大利亚毕业旅游，大大开拓了眼界。

13岁时，父亲被要债，他们一家不得不不停地搬家，四年间搬了20多次。

他开始做童工，送报纸。在2200个日子里，除比赛、集训、报纸停刊，不管雷风大雨甚至台风，他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逃避过一天。那些天里，他都三点起床，三点半送报纸，六点回家吃饭，然后上学，晚上10点到11点睡觉。几乎没有一天睡过6个小时以上，平均4小时。但好在睡眠质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时托福几乎考了满分，也开始做翻译。在校，他是个日本学生中的异类，常受到排斥。后来，他决定独自与逼债的黑道谈判，让父母全心去挣钱。

在每次谈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几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现过几次危机，但他绝不还手。后来得幸给做翻译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们施压，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点开始送报，骑15公里路上学，放学后到田径场锻炼两小时，再骑15公里路到21点半回家，吃饭，做功课。到24点睡觉，还时时刻刻面对来自黑道的压力。

于是，他放弃田径，决定退役。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报复”社会的心态努力学习，三个月后的模拟考试，从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县高考状元”水平(省状元)。在专注学习的同时，他每天还留给自己90分钟的慢跑时间。尽管学习紧张，但送报纸和做翻译工作却是一直坚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为考试担忧，而为家庭担忧。于是，高考第一天送完报后，打起了退堂鼓，但心中想起了奶奶的声音，决定参加考试，但不想上大学。第一场英语迟到15分钟，但做题只花了50分钟，还剩20分钟。考试结果是：语文都扣在20分的汉字题的20分，数学满分，英语198/200，生物91/100(三选一)，世界史满分(三选一)。通过简单的全国统考，参加困难的大学组织的第二轮考试，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东京大学”。

此前，他父亲已成功申请破产保护，但避免父母承受过多经济负担，让弟弟妹妹读大学，他决定留学中国，去北京大学。

来中国时，他一字不识，一口难说，一钱没有，得幸北京国际化程度高，安然到达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经过与家人商量，决意一人留在空荡的北大勺园(留学生宿舍，号称小联合国)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独立取得成功的事例(二)

从卡车司机到阿凡达导演，卡梅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励志电影作品，更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是他那为了实现长达32年之久梦想的精神。其实，我们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个“阿凡达”。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创造了全球票房18亿美元的《泰坦尼克号》之后，销声匿迹，十余年后，携《阿凡达》归来，成为电影市场的又一枚重磅炸弹。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卡梅隆的阿凡达之梦，开始于32年前……

卡车司机的星战梦

1977年，22岁的卡车司机詹姆斯·卡梅隆和一个朋友去看《星球大战》——朋友陶醉于电影之中不能自拔，卡梅隆却在离开影院之后准备打拳击发泄一下。他大学辍学，整天在南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开车运送校餐。但在闲暇的时候，他绘制小模型，还写科幻小说——那些发生在遥远星系的故事。可现在，卡梅隆面临一个令人泄气的现实：他幻想的世界已经被卢卡斯(Lucas，《星球大战》导演)带进了人们的生活……

于是，他买了些廉价的摄影器材，试图还原卢卡斯的拍摄过程。他在家中的客厅打出刺眼的明亮光线，让摄像机沿一条轨道滚动来演练摄影，但这一切都令他的妻子怒不可遏。他常常整天逡巡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阅读所有与特效有关的书籍。他变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彻底痴迷”。

他说服了一群当地牙医，投资2万美元，制作卡梅隆版的《星球大战》。他伙同一个朋友，写了一本名为《世代交替》的剧本，把钱都用在了一个12分钟的片断上——外星机器人和一个操纵大量骷髅的女人之间的打斗场景(那些骷髅战士可是卡梅隆小心翼翼、亲手装配出的模型!)。

他原计划利用这段剪辑赢得摄影棚，然后拍出全长影片。可是，在好莱坞兜售了好几个月，他却空手而归，不得已将叫板卢卡斯的野心暂时搁置。无奈之下，卡梅隆只好努力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在B级片之王罗杰·科曼手下打工，受雇为电影《世纪争霸战》打造微缩太空飞船。他用自己的方式日渐上位，后来成为科曼旗下的虚拟视觉效果专家之一。1981年，他登上导演宝座，监制恐怖片——《食人鱼II：繁殖》。

一天夜里，开完《食人鱼》的编辑会后，卡梅隆发着高烧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看见一个机器人张牙舞爪地走向一个惊恐的女人，梦境定格于此。其后一年里，卡梅隆以这个梦中场景为基础，完成了一个剧本。

这故事编得相当令人信服，一家小电影融资公司被彻底说服了，出资让其执导此片。1984年，这部影片上映，一举奠定了主演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巨星地位，这就是《终结者》，也是卡梅隆成为顶级大导演的开始。

接下来的10年里，卡梅隆执导了一系列惊人之作，包括《异形》、《深渊》、《终结者2：末日审判》，以及《真实的谎言》。这些影片全球票房收入达11亿美元，为卡梅隆带来了足够影响力，使他重燃打造星际史诗的梦想。

1995年，他写了一部长达82页的剧本，讲述当地球沦为暗淡荒原后，一名瘫痪士兵去一个遥远的星球执行任务的故事。那个被称作潘多拉的外星世界由纳美人(Na’vi)组成，这种性情狂暴的类人族有着蓝色的皮肤，长着猫脸，拖着爬行动物一样的尾巴，身高10英尺。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层对人体有毒害，所以人类科学家们打造出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纳美人，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新物种——阿凡达。阿凡达具有人类意识，并且可以接受远程控制。

卡麦隆认为《阿凡达》将是他再度问鼎之作。

阿凡达之梦被泰坦尼克撞沉

“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我们一直都在估算，可能会亏多少”，而如今回看它那梦幻般的票房收入时，人们很容易忘记，这部片子曾一度被预言为票房毒药。拍摄费用比预算资金——1亿美元，整整翻了一番，号称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影片。影片的主要赞助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也向卡梅隆施压，要求压缩成本。

于是，卡梅隆承诺放弃全部导演费用和利润分成，以此来控制成本。他还在编辑台上放了一枚剃须刀片，上面贴着一张便签：影片成功，方能使用。“我只知道我拍了一部耗资2亿美元的爱情大片，而结局是几乎所有人丧生，我究竟在干什么?”他私下里对朋友说，“我也许不得不从新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当时，好莱坞业内杂志Variety称其为“电影史上最大的豪赌”，并质疑福克斯公司能否收回成本。“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片子要遭遇毁灭性的失败，”雷·圣基尼(Rae Sanchini)卡梅隆制作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说。

然而，《泰坦尼克号》奇迹般躲过了冰山，凭借全球票房收入18亿美元，成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我们一下子从谷底跃至顶峰，”圣基尼说，“突如其来的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对吉姆来说更甚，他身心俱疲。”

正好这时，福克斯公司因为《泰坦尼克号》给他开了一张据说7500多万美元的支票。有了这笔钱，他余生不去工作，都够花。“正是这笔钱”，卡梅隆说，“我可以随心所欲玩了。”

游戏人间就是不拍《阿凡达》

且看这之后的年月卡梅隆都在干嘛。

密克罗尼西亚，潜伏在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深水炸弹附近，不是闹着玩，炸弹都装满了炸药。2000年夏，他包了一艘80英尺长的轮船，带上一群工作伙伴，潜入沉没的日本战舰。文森特·佩斯(Vincent Pace)，水下摄影专家，曾参与《泰坦尼克号》和《深渊》的拍摄，他带上了所有的设备，期待拍摄到高清画面，但很快发现，卡梅隆有新的想法。

当他们浏览水下拍摄的镜头时，卡梅隆突然问佩斯：我们可以不可以制造一种高清晰摄像设备，同时可以播放2D图像和3D图像呢?佩斯无法肯定，毕竟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了解观看传统3D电影的眼镜。众所周知，这种眼镜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放映机没有校准好，看久了会头痛。卡梅隆相信一定有办法改变，他其实是想谈谈他对下一代摄像机的构想：便携带，数字化，高清晰，3D成像。

发明这种摄像机绝非易事，但卡梅隆想制作一部能真正让观众身临其境的3D影片，既然没有理想的3D像机，那就必须设计一个符合要求的摄像机。所以，他邀请佩斯参与太平洋水下历险，借机了解水下摄像机对3D相机是否有帮助。佩斯认为这个主意很有趣，也同意参与新型相机的研发。“那次水下之旅，吉姆目标明确，非常好玩，但与我而言，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佩斯说。

两个月后，卡梅隆为佩斯买了一张从洛杉矶到东京的头等舱机票，约17000美元。他们很快就来到索尼高清晰相机部，和工程师面对面交流。佩斯主要是帮助卡梅隆说服索尼工程师，对传统的约重450磅的3D摄像机进行分离改造，改进至仅重50磅，双镜头成像的，这样摄影师也会轻松许多。

索尼同意建一条新的生产线，不过需要卡梅隆他们提供原型，佩斯着手研发。三个月后，新摄像机弄出来了，摄像机实验效果不错，3D成像准确，即使长时间播放，也没有头痛之虞。佩斯以为卡梅隆就此开拍《阿凡达》了。可没想到，这位大导演又带着他的新式武器潜入海底2。3英里处，拍摄泰坦尼克号残骸的三维图像。

卡梅隆一句话，3D影院增加3000家

卡梅隆当然不是那种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人，他想拍《阿凡达》，一部真正的数字3D影片。遗憾的是，影院不愿意采用这种技术，因为每个影院约要投资10万美元进行设备更新，而说服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看到高清三维立体影片带来的票房收益。

于是，卡梅隆决定让其他大导演先试试他的新家伙。第一部影片是罗伯特·雷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执导的《特工小子》。虽然观看影片时，还要戴上老式的眼镜，但是卡梅隆只是希望借此证明立体电影有市场需求，从而刺激影院业主投资下一代放映系统。2003年夏，《特工小子》全球票房收入达2亿美元，但说到投资新设备，影院还是有些犹豫。

卡梅隆决定亲自和影院业主谈谈。2005年3月，巴黎拉斯维加斯酒店和赌场举行的电影展览会上，他全力以赴宣传自己的新放映系统：“世界已迈入新的电影时代。”他怕这话不起作用，又说，如果现在他们不及时调整设备，将来一定会后悔。当年年底，仅有79家影院能播放立体电影。但2005-2009五年间，共增加了3000多家。

不过，缺少立体影院并不是卡梅隆裹足不前的唯一原因，特效公司仍在努力创造逼真的动画形象。2002年，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用电脑特效设计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形象——咕噜，《指环王》里与霍比特人为敌的一个角色，卡梅隆认为CG时代来了。

2005年春，卡梅隆和福克斯高层会面，请求投资几百万美元，实现他的梦想。起初福克斯还有些顾虑，且不全部是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尾巴——所有的外星人都需要拖着一条尾巴吗?“是的”，卡梅隆肯定地说，“他们需要有尾巴。”

他没再说什么，他也不再去解释。福克斯高层停止了质疑，同意进行开拍测试，他们知道，卡梅隆是好莱坞的重磅炸弹，威力无须多言。

卡梅隆用了5周时间进行第二次测试，主要是外星人和一名阿凡达穿越森林，进行交流的一组镜头。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完成了电脑特效，这已足以说服福克斯公司投资1。95亿美元拍摄《阿凡达》。卡梅隆重回导演位子。

比《星球大战》更好

他邀请卢卡斯加盟，卢卡斯可是有30多年制作《星球大战》的丰富经验，不过钱不是问题。

2005年8月，他又聘请南加州大学的语言专家保罗(Paul Formmer)，为纳美族设计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他问卡梅隆，希望外星人有哪种发音效果?而为缩小选择范围，保罗录下了好几种不同的声音样本供卡梅隆挑选。

卡梅隆比较喜欢“清喉擦音”，这是口语中常见的一种声音，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一样，有点含糊不清。确定了语言的基调后，保罗开始构建基本的语法体系。为了建立这个单独的语法体系，保罗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卡梅隆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保罗说，“他从来不告诉你从哪里着手建立一个语言体系，但是他会和你讨论语法点。”

13个月之后，保罗写了一本名为“纳美族语言”的小册子，开始为演员示范如何发音。他建立了纳美族语言训练营，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卡梅隆希望演员的表演富有激情，但他们是在说一门从未存在过的语言呀。”保尔说。如果演员发音不准确，他得停下来逐字逐句地纠正。“有时当我去纠正他们不正确的发音时，演员们也很恼火，毕竟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发音过。”

随着语言系统的建立，卡梅隆开始着手为潘多拉星球上的动植物命名。每种动植物都有纳美族名、拉丁名和俗称，卡梅隆还生怕不够逼真，专门聘请加州大学的植物科学系系主任朱迪·霍尔特(Jodie Holt)，为他创造的几十种植物编写详细的科学说明。

这些幕后工作永远不会在银幕上展现，但卡梅隆却乐此不疲。他聘请了很多专家，比如天体物理学家、音乐教授、考古学家等。他们计算出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创建外星音乐。当其中一位专家拿出《星球大战》的百科全书时，卡梅隆瞥了一眼，说：“我们会做得更好。”

最后，作家和编辑团队汇编了一本350页的《潘多拉百科全书手册》，它记录和这个星球有关的所有科学和文化，完全体现了卡梅隆的虚拟世界。2009年冬，《阿凡达》的粉丝就可以在线阅读这本百科全书的部分章节了。

卡梅隆移动着激光笔，试图给我看一些东西。丰富的场景，随着激光笔一一呈现，最后定格在一群纳美族人身上。笔停下了，他示意我看一个华美的头饰，上面缀满了数百个珠子，它们看上去非常清晰，和真的并无两样。每一粒珠子都是数字艺术家专门设计的，卡梅隆介绍说，所以他们看起来就像纯手工做出的。“每一片叶子，每根草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回望1997，卡梅隆为《泰坦尼克号》殚精竭虑，“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却顾虑重重，想想那时真傻”。现在问题似乎反过来了：“对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次，卡梅隆更像是享受工作，至少他无需在编辑台上放剃须刀片以明志了。“对吉姆而言，《阿凡达》是一剂解毒药，”圣基尼说，“他不必再为天气、衣柜、历史准确性或者其他问题而忧心忡忡了。如果女主角长了丘疹，也不会是可怕的灾难，《阿凡达》给了吉姆掌控全局的能力。”

从卡梅隆渴望拍摄一部与《星球大战》抗衡的外太空巨片起，32年过去了。卡梅隆终于梦想成真。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观众和评论家怎么说，这可能是他唯一所不能控制的。

独立取得成功的事例(三)

他于1934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艰苦。他小的时候，冬天连鞋都穿不上。新中国成立后，他依靠助学金念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

1963年，他经香港到泰国，侨居了5年。1968年，又从泰国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时，他两手空空，处境艰难。为了生活，他甚至为人照看过孩子。

生活的艰难，使他萌发了创业的念头。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钻研香港的市场状况，发现尽管香港的服装业发达，香港人也很喜欢穿西服，却没有一家生产领带的工厂。于是，他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6000港元，又腾出自家租住的房子，办起了领带生产厂。

万事开头难。起初，他和妻子两人只是用手工缝制低档的领带。尽管夫妻两人起早摸黑，干得很辛苦，生意却非常不好。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改做高级领带。他买 来法国、瑞士的高档领带进行研究仿制，生产出了一批高级领带。为打开销路，他下了狠心，把第一批产品放在一家商店里免费发放给顾客。

由于花色、款式对头，他拿出的这批产品深受欢迎。很快，他制作的领带便在香港小有名气了。及至1970年，他的领带已在香港十分走俏。也就在这年，他正式注册成立了“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第二年，他在九龙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领带生产厂。

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心中的目标是要创世界名牌。他多次到西欧领带厂参观，学习他们的制作工艺和经营方法，然后集众家之长，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严格的管理、检验制度，从而使“金利来”领带逐渐占领了香港市场，成为男人们庄重、高雅、潇洒的象征。

1974年，香港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各种商品纷纷降价出售，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方面不断改进“金利来”领带的质量，另一方面独树一帜地适当提高价格。结果，生意反而出人意料地好起来，当经济萧条过后，“金利来”更是身价倍增，在香港成了独占鳌头的名牌领带。

不仅是领带，他还将他的发展计划拓展到更多的男士用品。他将这些年来已使香港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做了看似简单、实则深具创意的 改动，改为“金利来，男人的世界”，又从T恤衫开始，逐步推出了金利来牌的皮带、袜子、吊带、花边、腰封、领结、领带夹、袖口纽、匙扣等系列产品，使公司 和金利来牌子都走向了多元化。

在发展巩固香港市场的同时，他还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拓展海外市场，向东南亚国家进军。他亲自到新加坡考察，创办分公司，寻找合作伙伴。获得成功后又迅速把战场扩展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迄今为止，金利来在这些国家的大客户数目已超过上千个。

他就是“领带大王”曾宪梓。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一颗可贵的中国心。在香港创业不久，就开始对家乡广东的教育事业及母校作出捐赠。至今为止，曾宪梓先后捐助的项目超过800项，涉及教育、科技、医疗、公共设施、社会公益等方面，捐款总额超过6.3亿港元。

谈起成功的时候，他一再提起小时候的一些经历：

父亲去世后，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蓝优妹身上。为了能让孩子们活下去，她不得不去干男人们都不愿意干的累活，挑石灰、挑盐……即便这样，他们的生活依旧窘迫无比，常常吃了这顿愁下顿，没办法，母亲只好租了几亩薄田。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日，母亲由于经常赤脚下田，双脚生了冻疮，并裂开一个个露出红肉的口子，再赤脚下田的时候，钻心的疼。如果用胶布贴在伤口上，下田时 一沾水就会掉，而且她也舍不得花钱买胶布，但她想到第二天还得下田，如果不处理，裂口会越来越宽，于是就决定用铁针和棉线来缝合它。她将双脚泡进热水里， 等裂口上的皮肤泡软之后，再咬着牙一针一针地将裂口缝起来，每缝一针，鲜血直流，小宪梓在一旁看得眼泪直流，母亲忍痛安慰儿子：“傻孩子，不缝好怎么办 呢，裂口会更大更痛的，没事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一幕永远铭刻在曾宪梓的心里，每当他在困难面前感到疲惫烦乱之时，他便会以此来鞭策自己：母亲连那样深痛的苦难都挺过去了，忍过去了，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过，什么艰苦不能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