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在草原上当了4年牧民。这一期间，他不仅深入地体验了蒙古族牧民的生活，而且熟练地学会了蒙古语，并用蒙文写了诗。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创作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张承志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张承志的散文：雪中六盘

离开沙沟和西吉滩，离开了头戴六角帽的哲合忍耶回民的黄土山庄，在大雪纷扬中，我们穿过了一片片斑驳错落的村寨，来到了单家集。但那弹洞累累的清真寺和闻之已久的红军遗迹并没有留住我们，一罐茶只喝了一口，我们便又穿过杨茂、姚杜，在暮色中的好水川旁冻硬的土道上，急急地前进了。覆盖着山峦房屋的白雪使晚暮中的好水两岸依然明亮，干燥的雪在脚下"喳喳"作响，一路的小村还是一如西吉;瓦顶的高房静静地屹立在庄院一角，切开的山坡上偶有一排废弃的窑洞。然而问答间已经能辨出方言的差异。西吉已别，这是隆德，前方好水上游正楔入一支陕西口音的力量。我们踏着硬硬的薄雪，体味着这一切继续走向这苍茫雪谷纵深。背上行装迈开大步，搭上手扶拖拉机越过隆德，我们的心在六盘。

人间的事就是这样，当一切都已远逝，当新的世界像江河浪涛一样卷持着自己浮沉而下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回忆起一个遥远的印象，随着成年，随着见识和缺憾的积累，人们会开始懂得这印象、这心境的可贵。因为它只这么闪烁一瞬，然后就消失，就熄灭，就永远失而不得了。它在消失和熄灭的时候，带走了你的一份青春和历史，当你知道已经真的失去了它的时候，你会感到额头上又添了一道皱纹，你的生命又衰老了一分。

我感谢六盘山，因为在我顺着它腰肢的崎岖小道向上攀登时，为我唤醒了已经沉睡了的一个印象。那是一个十八岁的我，背负着六十斤重的行囊，在岷山山地的一座高山上行走的印象。六盘山泞滑的雪路，山间弥漫的一派浓雾，灌木枝条上凝住的银色的雪柱，为白雪和浓雾隐蔽了的那朴直悲壮的贫瘠山体，急促的喘息和背上的汗水，还有双腿的沉重，都强烈地向我的肉体和心灵唤起着那个印象。那一天，我和一个背着一篓煤炭的农民并肩走在大雪覆盖的岷山道上，那农民被压弯的背和煤灰染黑的脸上流淌的道道汗水，还有那双在黑污中朝我闪着善良憨实的目光的眼睛，曾经给年轻的我带来过撞击般的感触。从那以后近二十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说：近二十年过去了。荒凉的岷山道，雪封的远山近村，脚上的冻伤和背上的重负，连同那个脸膛黑污，眼睛和善的驮炭人，都被忙碌的生涯淘去了，淡忘了。我只是朦胧中觉得自己心里似乎还存留着什么，它常常使我在奔波中稍稍定神的一瞬感到惶惑。

所以我感谢六盘山。哪怕是短暂的接触也好，哪怕我还远远不能洞知和理解;尽管我仍然只能再去投身于我的奔波世界，尽管我深知当我们在顶峰欢呼雀跃之后，朝下山道上迈出一步就有可能是对这座山峰的永诀，--我仍然感谢六盘山。它在我成年的心里唤醒的那个印象已经再也不会沉睡了。当我望着在雪幕后雄伟地缓缓升起的、那颜色灰蒙的静默大山，望着它身上鳞甲般的丛丛树木，望着它襟裾下茫茫无际的大地上不可思议的梯田村庄的地图时，我久久地想着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经历的一切。从岷山道上那背炭的农民开始，一直到沙沟乡面容坚忍的哲合忍耶回民，许许多多的熟识面影，仿佛在向我启示着什么。

来到和尚铺，回首望六盘，顶峰和山口已经被山峦遮住了。想起昨天夜宿的杨河乡，只觉得天关难越。眼前路分三岔，固原城已经举步可接。我知道，此别六盘山就是告别西海固;前面虽路程尚远，但我这次严冬远行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巍巍六盘山还在冬雪中无言地默立着，荒瘠的岭脉沿着路左一字排开。我没有多少惊喜或可数的收获，但我的心中是一片踏实的宁静。

再见，我质朴、刚强的六盘山!

张承志的散文：又是春天

连日来北京阴云不开，冷雨夹风，已经暴热了一场的城市又抽去了些噪闹。都市人如果说到天气，多半会用"北国之春姗姗来迟"之类的话吧，可是我想，对于散隐在这片城市中的那一小批原内蒙插队知识青年来说，虽然沉睡了很久但确实还留着的一种经验，已经像风湿病般醒了。他们心中会掠过个沉重的念头：春天的暴风雪。他们的心会随着天空一直悄悄带着一抹阴蒙，直至酷暑再次攫住北京才会在忙碌和热苦中渐渐麻木了那个念头。

对于我，当我那么想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些什么的时候，季节正好巡回到了这一个五月末，阴云逼窗，树影摇风，我觉得应当回想一件事情并把它写出来。

一九七○年春，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壮健的牛和一顶黑污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我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使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全体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

那是自信么?

不，我只是怀念，我只是怀念而已。

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才如倾如泻地写满了一篇又一篇纸。甚至使人误以为是自信的某些大话和粗话，以及一种文体的流动感(我以为描写带有特殊色彩的人如牧民，主要在于把握他们的心理和意识。在《春天》里，我曾企图模拟这种牧民意识)，其实也只是一种怀念的表示。我出自怀念和体会，已经写了一批草原小说。我想，既然真主造就我还能够怀念，又打算成全我不断去体会，我就还会写出一批草原小说。这不是由于什么自信;也不是由于为一些超高级女士(SuperLady)错爱或甚嫌不够劲的男子汉气。基于往事体验的小说是为了怀念而写作的;那里只有真诚、温柔或是苦痛。

后来，我们那所二十来个人的小学校在一个五月末游牧到了大队部。我们有了三间低矮歪斜的、熏黑而温暖的黄泥小屋作新校舍。一面红旗抖着草原上空的风，哗啦啦地飘扬在我们度完了严冬的汗乌拉小学之上。我们的歌声和琅琅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过一股不易捉摸的喜悦。

有一个小瘸子，一个十岁的牧主的儿子或是孙子，那时终日赖在我们小屋门口。开始我没有觉察(我总想为自己开脱：当时的我也只不过才刚刚二十二岁，我还不会观察生活和观察人的眼睛呢)到那个小瘸子。后来，他还是那么可怜巴巴地攀着我们的门框，睁大胆怯的眼睛望着我，我知道面前已经有了一个新问题了。

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中学毕业，一表人材，是小孩的牧主家庭的亲戚)严厉地对我说：应该让这孩子上学。我犹豫了。我们的生产大队正处在尖锐的派系与家族斗争中，我知道另一派的牧民会立即非难我把学校办成牧主学校。我艰难创业，我们的小学生存不易--"还是你们领导先开会决定了，再让他来上学吧"，我回答说。于是那中学毕业生领导大怒了：

"不用开会!这孩子家里是牧主，他自己不是牧主!有党的政策，用不着开会!……"

可是我是软弱的。我不愿或者是我怕那种风波。我眼前只晃动着一些比这中学生更厉害更善言辞的黑壮牧民的影子。我宁愿牺牲这个念上三个月就可能腻烦，就可能拉都拉不回来的小瘸子，而决不愿让这所风雨飘摇的小学校挨一场风暴。在"意识流"中，我是为我自己。我知道这小学校对我是多么宝贵;我知道它一完蛋我立刻就想拍屁股回北京--回城的大潮已经冲撞得我们几乎无法自制了。

小瘸子上学是微不足道的。草原儿童心中对读书的渴望决不像高玉宝，也不像艾特玛托夫的名篇《第一个老师》中描写的那样。他们还有小狗，有新靴子，有兼为劳动和游戏的包里包外的种种乐事。长大了他们还会有骏马、毡包、酒和女人。那件事情不可能占据我的心。赖在学校小屋门口的那个小瘸子其貌不扬，我还有我的索依拉、白音宝力格和始终不渝地跟随过我的小巴雅。岁月匆匆，冬去春来，我看惯了草原的既枯又荣，我滋生了牧民式的淡漠和刚硬。要我为一个草地娃娃没上过小学而忧虑简直是笑话。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十多个绿遍大地后再来一场狂风暴雪的春天过去了。

我自己的情况也完全变了。

一九八一年春末，我于五月底回到阔别的汗乌拉草原。我在舒缓的草地上彻底获得了身心的休憩。我吃饱了就睡，从来没有失眠。有时我和牧民漫声闲谈着，从太阳高高就开始，一直喝酒至夜深。那时连醉酒也是宁静的;醉后拖着发软的双腿走出包外，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微笑着看奥云娜和五一她们(都是我在草原那家里的小女孩)忙着在一个狗食盆里给我洗衣服。

然而有一天我看见了那匹死马。那个五月里，在我到达之前有过一场风雪，全东乌旗冻死了十三个马倌。湖中堆着的死马像黑色的岛，呆傻了好一阵子的草原在六月初才醒过来一般，开始料理雪灾后的丧事。

我这才知道了我们队也死在雪里的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马倌就是那小瘸子。几天后，我打马走上一座叫曼卡泰·海勒罕的山坡，见到了他坐骑的那匹马的尸骸。

文学应当是作家心中最后的堡垒。一个作家很难做个完人，但是他至少对自己的文学要做到真诚。不应当有作文或为文等概念，作品应当是作家淋漓的心血。为了这样的作品作家才活着，为了这样的作品青春被点燃，生命被耗尽。为了追求这样的作品，作家眼中只有一片辉煌的幻彩，而决不会看见红地毯和金钱;为了保卫这样的自己的作品，哪怕是最弱小的作家也敢挺身而起，一直牺牲到自己心跳的最后一下。

讲这样的话是何等愚蠢啊!

然而惩罚还没有完。按照文学的铁的规律，冲动又被形式改造了。短篇小说《春天》没有写尽我对亡命春雪的小瘸子的悼念和悔恨，它只是一篇手法新颖的意识流小说。无论我们正在编辑历史的理论家们对它的不屑一顾也好，还是我们正锐意求新的年轻艺术家对它的激赏也好，对我来说，《春天》带给我了些什么呢?人真不能活得无愧无恨，后来《春天》获北京文学奖，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耻。

但是道路已经选定，我也许从今天开始才真的准备写作。还有那么多感动、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只是我已经注意在心中给自己一个暗示了。也许确实不应当暴露太过，也许确实不应该爱憎太烈，也许我也会改变;但是，我想小瘸子和那个青年马倌的故事将会永远教育我的，其沉重的程度会远远超过我受过的教育和说教。

至于我和《北京文学》，那又毕竟还是一次应该记住的充满温暖的合作。《春天》排印没有一个错字，包括标点。

又一个春天来了。它毕竟是活力和热情的巡回。我想，无论是我们的文学，还是《北京文学》这份杂志，或是我打算写的那些小说，都会活泼起来，兴奋起来，成长起来。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对这春天的理解已经深刻些了。

张承志的散文：最净的水

听人说，北京的水质硬而不纯。烧开了水，要歇几分钟再用，才少些白锈。

有闲时试了一下，不知其然。和滚沸时便冲了的茶相比，也比不出个结果。

又在哪个电影里听来一句："……的水冲茶，才能出现香味"--怔然想到，即便是滇粤最好的红茶，我也从来没有冲出过那种鲜红颜色的茶来。后来买了一盒日本制作的、原产斯里兰卡的Lipton红茶，依然呈黄呈褐，不见清红。深夜里端详杯中，渐渐感到水质微浊，且有碱味，心里就悄悄不再奢想。

一口净水难求。回忆去年最后一次为民族研究所出差新疆，车出伊犁过了长春真人的八十里长坂以后不久，有一眼雪亮的涌泉。焦旱戈壁上，那晶莹的水如冰似玉，清澈甘冽，大口长饮不止之间，觉得五脏六腑都润透清凉了。那样的水，当然只在异域;即在北京，你是休想喝一口好水的。

然而北京城的新潮人士们似乎正在传染洁癖，我见过好几个淑女都喜欢自己形容自己这个方面。所以企图描摹世态的电影中，特别喜欢用临睡前女的要男的刷牙这种细节。来访者中，有不少人是不动茶盏、渴然后辞的。

写水的文人也层出不穷;虽然都各自咽着北京城那种锈肠垢胃的硬水，却把纸上水写得龙涎真露，纯净无比。继而人们开始崇尚东洋，日本人的洗澡癖及其洗身洗心的意识，也开始显示价值了。

日本人"涤心"的洗澡传统，在用水上确实高了中国人一个层次。但是这个引起学者兴趣的洗澡癖究竟是不是有洁心淘欲的质地，也是学者们迟疑难决的问题。

依我看，中国人既然已经刀枪不入铜肠铁胃，每日里只靠锈碱成垢的饱肚子去投入争斗--当然不入用水的讨论范畴;然而以洗澡著称于世的日本人，也并没有进入洗心涤意的阶段。

日本的用水，也许是一种中间阶段。

用水的纯精神之国，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当之无愧，那就是伊斯兰的陇山周边。

写上述用水的不洁和无聊，连钢笔都不出水了。而当我停顿一下，驻笔忆着大西北陇山的荒凉世界时，我又觉得那么难。写什么呢，这样的文字发表在都会人流胜水流的嘈杂污浊里，要多啰嗦才能让他们对大西北陇山两侧的苦旱缺水有一点感觉呢。

伊斯兰作为落入了中国汉文明又与这文明格格不入的一种别扭异端，在大西北被赶进穷乡僻壤中的赤贫渴苦中来了。

城边边，水边边，山边边，我在这里写的是山边边。陇山东西其实是一种破山弃土;无水的一片焦黄山壑沟谷里，按时髦的生态环境讲是不该被古人选为乡里的。

穷乡僻壤中也有优劣--

穷中之穷的地方，用大窖水。挖一口巨大的直筒圆坑，四壁底子糊上胶泥，等干透了是口大缸。一年里冬接霜雪夏承雨水，再拽上牛驴，背上背斗，满山坳寻来残冰块雪倒进去，等春天融了夏天满了就喝上整整一年。老甘肃人(包括西海固)谁不知道那黑污黏腻的窖水呢，而大都会人谁又相信这种腐臭的液体是水呢。

我曾对一个日本研究中国西北史的教授描述过这种水。那先生大睁圆眼，半晌无语，最后嫉恨而怀疑地瞟我一眼，忿忿地离座走了。

他可能在想：这个人怎么能这样顺口乱编呢?

我也在想：这个人怎么能当上中国西北史的专家呢?

也有富乡：一条小河沟蜿蜒而过，近年公家修了水库，甚至招待所有鱼吃。但粮食还是靠天下雨，陇山山地里水浇地少得像海里的帆。去年(一九八七年)大旱一年，据我所知西吉海原有很多沟里颗粒不收。人可以吃家底吃救济，而耕地的牛断了麦草，于是灾区农民又是高价草市上的大买主。

水，勒命绳一样细长不断的水，它带给陇山周边的是生机呢，还是绝望?最近的两大创举是：引黄灌溉、吊庄迁民。两件事都是巨大的手术，不知投入了怎样的决心和财力。然而我在这里写的不是陇人和甘宁伊斯兰回民怎样改天换地背井离乡，而是--用水;在这里，水和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心的精神的关系。

即使人禾都干渴着，走进山沟还是觉得水多。大车道的硬辙印旁，顺着坡坂走势，井口密密麻麻。这紧排成队的井口带来一种错觉，好像只要用一根芦管一吸，股股清泉就会直直流上山顶似的。

井口窖口一律用土坯磨高，收成窄窄的一缸大小。用木头镶了框子，再盖着一个奇怪的木盖。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家家井盖上都挂着锁，妇人女子挑水来了，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拎着钥匙--而她们贫窘的家门却只用一根麻绳草茎拴着。

锁井，当然是为了清洁。

然而清洁的水并不为着肚腹，而是为着净身。风尘仆仆满脸黄沙的老汉从山上下来了，寺里礼拜的时间已经临近。洗一个阿布代斯要用刚从井里汲来的清净水，这不比受苦在山上渴了喝一口牲口蹄坑里的积水了事。娃娃们掀着褴褛拖着鼻涕奔来跑去，可是没人敢祸害汲来的井水。连准备用在教门事情上的鸡羊也一样，早一个月就拴在院里禁了不洁的野食，每天用这种水喂养。

无论清晨，无论将暮，回民们掀开缸盖，把净瓶用这种绝对洁净的水灌满，就悄悄地凝思举意了。当第一捧水洒下以后，无人暗处这独自一人的农民已经沉入梦境。他继续念着，举落有致地一一洗着，薄薄的一层水遮住了肉身，渐渐把他带到了肃穆的境界。他的疲皱枯疼的肌肤湿润了，那净水在意念中滤过他的肌腱骨骼，向着心意之底流去。等到最后一捧水流尽时，他鬓发上闪着晶莹，脸庞上聚着血气，他起身戴上白帽子，变成了一个脱离了尘世的异域人。

此时的他若去旱焦的山上耕地割柴，他心里对辛苦是淡漠的。此时的他若去清真寺里礼拜，他心里对成功是信任的。此时他若去打仗或者他遭遇突然的灾难，他心里对死灭是满足的--他发梢滴水浑身湿凉，他的意念中已经没有一丝一星贪恋悔恨了。

在中国这片实用中庸无心无情的土地上，泥土小道上走来这样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在陇山两麓万万千千的贫瘠沟壑里活着这样的人，是难以使人相信的。在也许是世界农区干旱之冠穷困之冠的无水山地里有着这样的用水，更是恍如说梦的事，没有人会完全相信，没有人能理解它的原因，我知道。

但是，用水的回民们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就是不用人理解。可能他们还反感这类理解，觉得近于一种玷污。他们把难堪入目的饭食浆水看成苟延残喘的手段，而把以最净的水洗心看成人生切要的目的。

当我离开这被山地抛弃的残破旱苦的山边，当我望着道旁密密排开的那一眼眼锁着的水窖水井，启程返回自己嘈杂仇恶的都市时，我总是为自己的怯懦和不洁深深痛苦。

人流正疯狂地涌向日本的物质宫殿。

日本人冷淡地看着，走向自己的温泉，走向自己的浴室。

我不能忍受如此一种中国人的形象，我急不可耐地回来了。

我误入了陇山中心，我瞭望这无边旱海，我发现了世间原来有如此一块净土。

但是我终于告别了它，虽然怀着对那纯洁真净的水的崇敬。

每当我拧开水龙头看清水泻下，每当我提起茶壶沏进茶杯，每当我洗澡游泳潜入运河水库的时候，我总是满心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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