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先生一辈子未婚，一直独身生活。陈岱孙先生各方面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结婚?

我们这一代幸运的是，还能见到大师的晚年，比如男神级教授陈岱孙先生，我1983年考入北大，陈先生1984年还是经济系主任，所以我有幸见过住在燕南园55号的他。如今，虽然55号立着陈先生的雕像，但这里成了李政道的家，外人不能随意进了，而我上大学的时候，这里完全是进出自由的。

我的学生们现在已不大知道陈岱孙先生，但看到他在网上的照片，依然称赞他有男神级长相。虽然他的嘴稍微有点儿歪，有一点儿地包天，但显得特别刚强。他身材高大，而且，板直板直的。我最喜欢陈先生的一张照片，是他在台阶上，穿着马靴和休闲西装，人显得很干净。

北大堪称大师的经济学家有2个，一个是马寅初校长，一个是陈岱孙教授。同样是第一代经济学大师，他们有好多共同点，都是少年时智力水平特别高，都是拿到了公费留学资格，都是在美国读了博士才回国效力，都在名牌大学任教，而且兼有比较高的行政职位，马寅初先是北大总教务长，后来是北大校长，陈岱孙在清华的时候就是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52年校院大合并，第2年他来到了北大，做经济系主任，一直做到1984年。他俩的差异也很大。马寅初校长特别张扬，陈岱孙先生非常内敛。马校长什么话都敢说，陈岱孙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话特别少，但一字千金。马寅初校长社会活动特别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一两年之内有好几百场讲演，讲演对象是工商界人士，陈岱孙先生一辈子老老实实做教师，只给全职学生讲课，从不对企业家演讲。马寅初动笔能力也极强，碰到什么事儿，马上从经济学角度写文章，见诸报端，所以《马寅初全集》有十卷之多，陈岱孙是清华学派，清华学派的特点是，课讲得特别好，但著述特别少，所以陈岱孙终生只有一部专著。马寅初世俗名声很大，因为《新人口论》引起很大关注，陈岱孙一辈子相对平稳，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所以普通人多不知道他。两位还有一个很大差异，马寅初校长一夫多妻，有2个太太，7个子女，陈岱孙先生一辈子未婚，一直独身生活。

陈岱孙先生各方面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结婚，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许渊冲先生在《这一代人的爱情》中说，西南联大有4位独身教授，第一个是外文系的吴宓，第二个是物理系的叶企孙，第三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第四个是生物系的李继侗。这4位单身汉，各有各的独身原因，许渊冲认为，陈岱孙单身，是因为他跟周培源先生共同看上了王蒂澂，王蒂澂嫁给了周培源，于是陈岱孙就保持了一生的未婚状态。其实并非如此。当年在“文革”中，对立派贴大字报批周培源副校长，揭发他和太太还有陈岱孙搞三角恋爱，说陈岱孙喜欢周培源的太太，求之不得，干脆不结婚。这是一个谣言，陈先生的外甥女唐斯复，看到大字报后回家问陈岱孙，周培源的女儿也同样回家问父母，这些揭发材料是不是真的，陈岱孙和周培源劝都矢口否认，说那纯粹是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陈岱孙和周培源私交很好，两人在燕南园住过的房子紧挨着，陈岱孙先生住燕南园55号，周培源先生住燕南园56号，但两人并不是同时住在这里，周培源先生1981年辞去北大校长，便从56号搬走了，陈岱孙先生原来住镜春园，1989年才搬过来，所以当年周培源住在这儿时，陈岱孙还没过来。

所以说，当年贴大字报造的一个谣，后来竟变成燕园佳话，而且广泛流传。唐师曾说，他跟陈岱孙先生很熟，一直想问老先生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但始终没敢问。后来《东方之子》采访陈岱孙先生，曾问起这事儿，陈岱孙说就两点，第一我没时间，第二这种事情怎么也得两情相悦，我没碰到合适的人。

唐斯复回忆说，陈岱孙是家中独子，那个年代的独子，如果不能传承后代，特别不能生下儿子，会有很大压力，所以陈岱孙那么大没结婚，家里都很着急，曾经安排他去相亲过几次，唐斯复还跟着舅舅一起去过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见过一个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是波浪的，女方挺中意陈先生，但陈先生好像没看中这女人，最后不了了之了，最后岁数再大一点，就算了，一辈子没结婚。

陈先生不结婚，跟他自理能力特别强也有关系，他无论年轻的时候还是年老后，自己总能把家里收拾得特别好，用不着有一个家庭主妇为他打点。

陈岱孙很随和，和谁都能相处。当年，清华从北京撤往西南联大，一路上非常艰苦，经常两个教授住一起。陈岱孙有一段时间住在演话剧歌剧的包厢里，后来住进一家旅馆，跟朱自清同住一个屋。历史不会记载教授之间的小纠纷，但你如果见到过当事人，他就会向你传播很多小小的纠纷。当年好多西南联大教授因为住在一起，都闹得关系特别不愉快。但陈岱孙和朱自清处得很好，陈岱孙还写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有点像“且行且珍惜”，下联是“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因为心态平和，陈岱孙一生比较平稳，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没受到剧烈冲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的祖父和伯祖父，一个叫陈宝璐，一个叫陈宝琛，这两个人都是进士，陈宝琛不仅是进士，而且是帝师，是溥仪的老师，这是他的父辈。他母系这边，是清朝外交官出身，所以陈先生特别小的时候英语就特别好。按说，他的家族，属于大官僚阶级，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文革”中最容易受到冲击。同时，他又是经济学权威，在美国学的西方经济，应该算“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结果他反倒没事儿，工宣队和军宣队都尊称他为“陈先生”，真挺离奇的。这可能跟他性格比较内敛有关系，平时没得罪什么人，也没有特别出格的讲话和文章。

“文革”对陈先生来说特别难应付的是学农学工劳动，当年他差点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旁边的鲤鱼洲。那里是专为北大清华建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非常惨，条件非常非常艰苦，很多知识分子死在了鲤鱼洲。当年确定陈岱孙去鲤鱼洲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所以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但在临行之前，他突然接到通知，说不用去了，他被安排在北京丰台的庞各庄收麦子。不过，让一位70岁的老人当农民，割麦子，也挺成问题的，特别是他个子很高，弯腰割一会儿麦子，腰就不行了。但他挺过来了，学农结束后，他马上又去工厂学工，直到70年代初，他才回到北大。他的“文革”，就是这样度过的，跟其他一些教授比起来，算是很幸运的。

在燕南园这些大师当中，陈岱孙先生属于讲课特别好的，他讲课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是时间概念精确。他每次讲课，总是提前2分钟站在黑板前，2分钟之后开始讲课，到他讲最后一个字儿的时候正好下课，每次如此，如果他讲完了没打铃或是打铃了他还没讲完，那一定是铃打错了。他的时间概念特别准，在平时的生活作息上也是如此。他每天6点半起床，7点半早餐，8点的时候，整个屋里包括佣人的声音都会变小，因为他要开始读书了，中午有一个休息，晚饭6点半，7点开始看报纸，10点各自回房间睡觉，每天都这样。他去世是1997年，去世那天早晨他已经昏迷，但6点半的时候还是醒了，他要求看钟，看到是6点半，他点点头，过了不久，他又昏迷了，最后去世，享年97岁。

第二是，听课者记下笔记，就等于得到了一部专著。只要手头勤快一点，把一次课的笔记记齐，那就是一部专著中的一个章节。不过，陈岱孙却一直没出书，清华就是这样一个传统，所以陈寅恪、金岳霖、钱端升他们的著作都特别少，大量的精力放在讲义和课堂上了，跟我们北大不一样，我们北大像马寅初校长，著作是一本接着一本写，文章是一篇接着一篇地发。

第三是他的课带有美国实用主义的特点。他讲《财政学》，年终论文是《假如我是财政部长》，非常讲究实际。

第四是陈岱孙决不用英语讲课。他最痛恨用英文讲课或中英文夹杂着讲课，他认为这是殖民地心态，没有摆脱对西方的崇拜。陈岱孙从小英语好，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用英语讲课完全没问题，但他完全用中文讲课。当时，在清华用中文讲课的，只有陈达教授和陈岱孙教授，这在清华非常少见。清华用英文讲课是一种风气，因为清华是庚子赔款多赔的余额退回来之后建的留美预备学校，许多老师是美国老师，中国老师也是英语特别好，学生又要去美国留学，所以用英文讲课也是为了让他们在留学之前有些英语训练。但陈先生认为这样不好，因为你是中国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当年，清华高等科淘汰了在校学生，在上海招插班生，陈岱孙便考上了清华插班生。考试之后，他到黄浦江去游玩，曾经路过黄浦公园。黄浦公园最著名的是，我们一直传说的“华人与狗不许进”那块牌子，据说陈岱孙也看到那块牌子，他热血沸腾，觉得这是一种羞辱，觉得中华民族不受重视，形成了一辈子的阴影。兄弟我对这种说法非常好奇，因为经考证，根本就不存在“华人与狗不准进”这回事。黄浦公园的条例有4个版本，第1个是1894年，1903年修改了一版，1913年又修改一次，1917年是第4版，陈岱孙是1918年考取清华插班生，看到的应该是1917年这一版。这个条例从第一版时就有个规定，“华人不能入内”，但是从第3版开始，口气变得客气了一点，变成“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不是说你不能进，而是说我只对谁开放的，在第4版当中，第1条仍然说“本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第4条说，“狗和自行车不能入内”，但从来没有过“华人与狗不能进”这一条，也就是说，“华人”和“狗”就从来没并列在一起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老先生在回忆中，都说见过这句话，由此产生了民族激情，真是很奇怪。陈先生也说他年轻时的民族义气，是因为看到过这个牌子，深感中华民族的屈辱。我觉得如果陈先生这么说，“在中国的领土上，我不管你是不是租界，有一个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不让我中国人进，这让我很生气”，我可以理解，但说他看见过华人和狗并列在一起不许进，于是很生气，我无法相信。

陈先生讲课的第四个特点是上课从不喝水。每次上课之前，他会喝足了茶，然后就再不喝水，直到把一天的课讲完，他说我是属骆驼的。

兄弟我有2点非常像他。第一是我也不大爱写专著和文章，我在北大教书10年了，一直没心思把讲义整理成书，陈先生有好多讲义，别人一直催着他出书，他老觉得讲义不够好，每次讲课还要修改，我也是，每次我都觉得这学期还讲这课，但上学期的讲义不行了，得改，所以迟迟不愿出书。第二是我也讲课不喝水，而且我提前不用喝足茶，也是属骆驼的，只是最近岁数大了一点，得带着水了，以前跟他一样。

虽然陈岱孙先生在“文革”中没受到剧烈冲击，但受大环境影响，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极大影响。他在美国读的是西方经济学，到清华讲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可到了1953年，他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写《经济学说》讲义，60年代编《经济学说》教材时，他参与了编写，也是用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70年代写《经济学说》专题提纲，也是贯穿着马列主义思想，到了1981年“四人帮”已经倒了许多年，他本可以适当恢复一些原来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但他可能是时间浸染长了，觉得西方经济学说确实不行，马列主义经济学说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在1981年写了一篇文章，特别说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体制，跟西方社会体制差得很远，所以西方体制下的经济学说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要警惕它，它可能会给我们添很多麻烦。1995年，陈先生95岁，在丁冰老师写的一本书的序言中，他措词更激烈，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西方经济学说对中国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毒害，第二是它可能对我们中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我们的改革开放形成误导。也就是说，他的后半生，全盘否定了自己年轻时代在美国学习过的西方经济学说。

陈岱孙95岁的时候，北大给他开了95岁寿辰的庆典，他的所有门徒都来给他献花。他的生日是闰八月二十七号，和孔丘同天生日，19年才能出现一次。所以95岁生日的时候，陈岱孙说，我6岁。其实他95岁，19年过一次生日，应该是5岁，但算上1个虚岁，等于是6岁生日。

学生们问我，陈先生对北大有没有感情，可以这么说，凡是1952年校院大合并来到北大的清华教授，实际上他们的感情寄托全在清华，他们壮年的时候在那里，学术上最自由的时候在那里，甚至那时钱都挣得多。他来北大以后，是新中国，工资变低了。陈先生建政前是清华法学院院长，30年代工资是400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5万月薪，但是他来到北大，1995年的时候工资只有860块人民币，这差距多大呀!当年，陈岱孙先生可以救济很多人，在“文革”中，有一个人是陈先生30年代的学生，他先是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批判，得了精神病，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根本没法儿活，他来找陈先生，陈先生不记得他了，但觉得他可怜，所以每个月给他拿出5块钱寄给他，当年5块钱可以养活一家人，而且不是只给他一两个月，是一下子就给了8年。但到90年代，陈先生的生活不行了，得靠他的学生来救济，这反差多大呀!所以他们这些人的心思，特别是到了晚年弥留之际，满脑子都是清华。杨振宁的爸爸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系主任，大数学家，他死的时候说，我仿佛回到了清华。陈岱孙先生弥留之际常说两件事，一件事是说威斯康星大学当年奖给他的那把小金钥匙，“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现在究竟在谁手里，第二件事便是清华，他人生中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

陈岱孙对清华的贡献特别大，他从美国一回来，27岁就做了清华经济系教授，28岁做了清华经济系主任，29岁做清华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日本人打进北京之前，梅贻琦校长委托他先去长沙临时大学，接清华过去，他开完校务会，连家都没回，穿着一件夏天的长袍就去了长沙，特别可悲的是，他前脚走，海淀农民接着就抢了他家，后来我们传说是日本人把他家抢了，他当年原有几部手稿，还有一些欧洲的财政税收资料，都被毁了，西南联大结束后，他又受梅贻琦校长委托，回来收复学校，贡献非常大。

以上就是网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精彩。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网，我们将会为你奉上最全最新鲜的内容哦! ，因你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