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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哲学论文篇一

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论

毛泽东认为，在人与物的比较中，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并通过人在社会变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得以体现;在人与人的比较中，人民群众的价值高于英雄人物的价值，英雄人物作用再大也必须通过群众才能发挥出来，人民群众一旦获得解释，会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在物质贡献与精神贡献的比较中，人的道德价值高于人的功利价值，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就是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关于人的价值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评价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选任干部，都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人的价值人民群众作为一个人学范畴，人的价值关涉到人与物的比较问题，而且关涉到人与人的比较问题。在这种比较中，毛泽东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人民群众的价值高于少数英雄人物的价值、人的道德价值高于人的功利价值。重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人学思想，对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有意义的。

一、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

对此，毛泽东有着许多精辟的论述。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说：虽然我们党在大革命和内战两个时期都吃了大亏，但却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但却是一堆宝贝，一不是金，二不是银，但比金银还要贵重。当然，最著名论断要数：“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这一命题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思想和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从人的本质反观自然，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都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们世世代代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因此，从人的本质来看，人是真正的造物主，物则是被造的，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则认为，只有人才会的“价值”问题。因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们在活动中要回答两类问题：一是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会是这样”等问题，使之可以按物的尺度活动;二是要回答某物“有没有用”“是好是坏”“我应该怎样”等问题，使之可以按人自己的需要行事。这后一类问题就是价值问题。总之，物因人而产生价值，人是创造价值的存在物。

毛泽东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人在社会变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这其实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要素是生产力中首要要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生产力可以区分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人的因素就是劳动者，物的因素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进步的主要标志，但生产工具本身是人制造的，而且生产工具自己也不会起来革命，当它被束缚得受不了的时候，还得“通过人来讲话”。从社会基本矛盾来看，生产力已经是社会存在中“最革命”的因素，在这个“最革命”的因素中，人又是最革命的，可见人的价值之大。建国后，毛泽东还以此来评价苏联只强调机器在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作用这一做法，认为只靠机器不注重人特别是农民的改造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对今天的意义在于：在经济建设中，我们不能只关心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同时更要关心人的现代化，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要体现有人的现代化上。

二、人民群众的价值高于英雄人物的价值

如前所述，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这一本质决定了人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物。由于现存的自然无法满足人的需要，人必须否定自然的既有状态，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的状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恰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人的价值得以凸显，另一方面人类历史得以形成。所以，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唯物史观命题直接针对了英雄史观。比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评青年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历史’并不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又如，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卡莱尔的英雄史观：不是把整个历史过程当作“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而是归结为“贤人”“贵人”与“愚人”“贱人”永恒的矛盾。当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等于人人都创造历史，更不等于人人都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无论是从历史的整体性、历史的必然性还是历史创造过程中主导力量与非主导力量的关系上看，人民群众都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创造者思想。虽然他没有否定英雄人物的在提出先进思想、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等问题上的突出价值，但他认为这种价值与人民群众的价值是一致的，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价值高于英雄人物的价值。正如他在《沁园春・雪》所表达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有着诸多关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的论述，尽管这种创造是一种不自觉的、被动的创造，但仍值得肯定。而且，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一旦获得了解放，他们就不再是“静悄悄”地创造社会财富了，而是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这一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肯定：“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解放战争时期又说：“解放了的人民为自己而工作，所以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国后也有同样的表达，如面对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他感慨：“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又如会见非洲青年代表团时，他鼓励：“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也正是基于对人民群众价值的理解，毛泽东才会在其《愚公移山》一文中把人民称为“上帝”。 三、人的道德性价值高于人的功利性价值

一个人的价值创造，凡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道德提升有益的，都被视为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毛泽东把这些贡献具体化为功利方面的贡献和道德方面的贡献。就其一生而言，毛泽东倾向于人的道德贡献，提倡人的道德性价值。

功利性贡献是指对社会经济方面、物质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把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作为衡量个人、团体的功利价值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力的解放说到底是劳动者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是劳动者的发展，生产力标准说到底是劳动者的利益标准。所以，毛泽东又把生产力尺度同人民大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统一起来，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基于此，他还提出共产党人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后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各个领域建设成败的价值评价标准，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的“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人民生产力”和“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评价尺度的进一步深化。

同时，毛泽东认为，一个人的崇高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对社会进步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他在《纪念白求恩》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所以，他要求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时，应该功利尺度与道德尺度并重。比如他要求干部要“又红又专”“德才兼备”。但总的说来，在毛泽东看来，人的道德贡献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他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进步的物质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他人工作，即具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有形的贡献即使是小的，他的价值也是大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中表现为自私自利、高高在上，就算他的能力再强，也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毛泽东人的价值理论的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态度老实最重要。毛泽东认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这一观点从他为徐特立六十生日写的贺信得到淋漓的反映：“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的东西。……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对那些“不老实的人”，毛泽东则认为其实是最愚蠢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第二，毛泽东认为，一个人所有的贡献中，精神方面的贡献是最重要的。他对鲁迅的价值评价是：鲁迅先生的价值主要在于“鲁迅精神”――自由精神、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和民族气节。“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也显示了其侧重道德价值的特点。他除了肯定其在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方面的贡献外，还特别强调了其“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说如果“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他认为，这才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与此相适应，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宝贵遗产的态度而定。

毛泽东这一人的价值评价尺度，为共产党人提出了一条做人准则。由于有了这一准则，革命和建设中就涌现了一代又代“平凡并伟大”的人，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在今天，它也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准则之一。当然，我们不能认为道德价值就一定高于功利价值，但光看功利价值一定是不对的。不论是干部的任命、人大代表的推选，等等，都不能只看他的能力，能力固然重要，但品德和思想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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