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处于双方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全局之中，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外交问题。从冷战后期中美结成共同对抗苏联的同盟起，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逐步增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美军事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中美军事关系的论文篇一

《冷战结束后中美军事关系的启示》

【摘要】中美军事关系处于两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全局之中，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外交问题。冷战结束后，两军关系几度中断恢复，从其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继续开展战略对话建立、加强信任机制、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我军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对美军事外交的战略管理。

【关键词】军事关系;战略对话;信任机制;战略资源;军事力量

中美军事关系处于双方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全局之中，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外交问题。从冷战后期中美结成共同对抗苏联的同盟起，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性逐步增强。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双边、地区、全球议题上，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认知。而冷战后中美冲突的实质是美国作为守成国，重返亚太、构建“战略再平衡”，防范“新兴大国”，从而引发了竞争、矛盾与斗争。总体而言，中美友好的政治气氛直接有利于发展和谐的军事关系。从冷战结束后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如下三点启示：

一、继续开展战略对话

战略对话能够避免冲突、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是中美军事合作的关键内容。战略对话不仅帮助我军透彻地了解美国的利益，明晰中美之间的相互战略定位，还有利于借鉴美军军事力量建设的经验，优化自身的军事理论、训练和组织及创新能力。目前，两国的政府和学术圈都有向制度主义发展的自由主义倾向。而认同制度化与制度内化这两者是中美保持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中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中这样的思想、观念占据了主导。而人民解放军及五角大楼的官员更多是在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想影响下建构军事关系。此外，在战略认知层面上，中美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本差异、美台军事准同盟关系的身份认定等给中美国家利益带来潜在的冲突。这种现实背景为深入拓展战略对话创造了条件。

例如，美国学者担忧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及意图，认为任何针对美国部署在太空上的50颗卫星的小规模反卫星武器进攻，都会给美国的军力、甚至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对此，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白邦瑞指出，要“诊断”中国军事政策的走向，开出美国未来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互动的药方，加强与中国军方的交流很重要。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与美国发展导弹防御时间上重合，这为两国实现战略对话提供了机会。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担忧有其合理之处，但交往能促进军事方面的更大透明性，改善美中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建立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渠道，从而减少两国军队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借助战略对话来分析美国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得失，判断其战略选择和反应的力度，有助于加大中国的战略选择余地，减轻或化解我国的战略压力，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中国相信战略对话能够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美国则认为，战略对话有助于加强各级别的军事接触，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军队，当中国在亚洲扩大实力和影响之时，降低中美发生冲突的几率，从而消除相互猜疑。一般而言，美国的军事交流分为八级，第一级高层将领互访，第二级情报的交换，第三级召开双边研讨会，第四级互派观察员，第五级工程和医疗领域的联合演习，第六级小规模受训，第七级双边的军事演习，第八级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可以看出，战略对话应被视为美国第一级的军事交流。

在中美战略对话中，中国怎样才能够灵活运用对美的各种手段，协调与军事关系有关的议题?反恐、朝核问题、对美军事交流的层次、对台军售的武器内容，掌控议题的主动权将直接影响对美军事外交的效果。此外，中美军事关系的发展还涉及与其他双边、多边军事关系的协调。比如中俄、美日关系，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及其维和行动、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问题上的关系。对于这些议题，中国都需要统筹管理、权衡利弊得失。

二、建立和加强信任机制

中美两军都十分重视探索军事安全合作模式、拓宽互信交流渠道。中美通过一些与军事、安全有关的安排，增加对对方行动的预测，确定对方的意图，减少误判避免冲突，达到双方受益的目的。例如，避免冲突发生的措施包括设置热线、军事演习前的预先通知、避免海上机舰碰撞的协议。加强信任则需要通过采取宣示、沟通、透明化、限制性等措施，增加各层次、各种形式军事安全议题的交流。美国的这种战略认知反映了在认知上、信念上双方仍有待了解对方，而理解对方对安全的关注是建立战略信任的关键一环。

中美信任机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中美在军事领域各议题上的长期积累。90年代，中美制定了国防交流计划，实现了军舰互访、军事人员交流;1994年10月中美国防工业军转民联合委员会成立，帮助促进军转民联合项目;1995年签订了测量和绘图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1998年6月举行了军方的人道主义救灾研讨会;1998年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太平洋空军司令邀请中国军方，参加1998年环太平洋演习、1998年迅雷联合演习。1998年5月美太平洋总部司令普吕厄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国际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称，目前中国军事力量尚不至对美构成直接威胁，到2015年后才能发展远洋作战能力。美国发展两军关系主要目标是建立互信并增进彼此开放和相互了解。1999年12月中国同意美军P3C猎户座星座式侦察机降落香港，参与美军与解放军驻港部队举行的联合搜救演习。这种侦察机能够进行反潜、外海侦察，这样的决定是中美军事交流的又一突破。2006年12月《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阐明了我国的核战略，2007年初美国就急切地盛邀我二炮司令访美。2007年8月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上将会见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艾克・斯凯尔顿一行，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部访问。这些军事互动有助于中美实现对战略利益、战略环境的准确认知，达成了不会陷入无限的、诉诸战争的竞争，逐步形成信任机制。建立战略信任对推动军事关系沿良性轨道发展至关重要，而军事关系在波折中逐渐扩展到新领域，反映了中美互信在逐步建立。

未来，中美就军事学术、技术议题开展功能性交流值得期待。中美针对太空、核问题深入对话、交流将是大势所趋。创建中美太空战略对话机制值得尝试。这种机制还能为中美提供在非敏感领域合作的机会。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航空、航天和信息战主任、专业人士泰德・克雷斯吉准将就认为，中国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已经“改变了军事平衡”，这也迫使美军需要“加深对中国反卫星导弹、地基激光、网络战以及其它地基攻击能力对美国太空战略威胁的理解。”在双方的积极推进下，未来中美军事关系依旧会展开、加深，从作战部队，到军事院校，从相互派员观摩军事演习，到考察合作交流，从军事科学研究，到军事医学、文化、体育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两国军队间的友好往来，将彰显透明、互惠。

2006年7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访美，中美达成六大共识：加强两军高级领导人往来，加深互信;加强两国国防部军队安全对话;加强现有合作机制，如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海上救援、军队环保合作;加强军事院校交流和人员往来;加强中青年军官交流互访;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这宣示了中美军事关系的明确发展方向，指明了解决安全困境、信任危机的最好的出路――长期的良性互动和建立信任机制。

三、加强军事力量建设

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军事力量的运用带给两军关系有形或无形的竞争。美国相信，中国是有潜力与其竞争的正在崛起的国家。美国“不仅要防范中国不断发展的军队现代化，而且要应对中国战略选择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冷战后美军在亚太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调整、军事联盟活动、在我周边不断获取的军事准入能力，给我国安全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美国在军事上防范遏制中国，利用“台独”势力阻挠两岸统一。而其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削弱中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延缓、破坏中国的崛起。从军事战略和大战略角度来说，美军军事力量的运用具有坚决性、有限性，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灵活和有选择的参与战略”确立的六条“出兵原则”(武力是最后手段、得大于失、取得国内支持与合作、取得国际合作、目的明确、及时撤出)可以视作美国在台海危机中这类战略行动的规律;对本国所不能允许的新兴国家的挑战性的行为进行坚决干预、威慑;强调谨慎运用军事力量，避免深陷战事、久拖不决;运用强制外交。1995～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国运用军事力量是其预防性防务的实战应用，也是其实施强制性外交的实例。这种有限使用武力的方式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到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

军事力量由两部分构成：政府为军事组织提供的可用战略资源，这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领导层将可用的战略资源转化为具有作战能力的军事力量，即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能力最终表现出作战力，从而在战场上形成一种战略对比优势。国家拥有的这类战略资源和转化能力共同构成了军事力量。“从政府获得的战略资源”能否转化成军事力量取决于多个因素。针对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2002年8月，美国防部总结了九条经验教训之一就是21世纪的战争不仅仅是军队的职责，而是越来越需要经济、外交、金融、执法、情报等国家力量的参与。这体现了“战略资源”向“军事力量”的转化。

军事关系中的强势方通常会利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种手段影响弱势方的资源“转化能力”。弱势方则会“学习”对方的军事技术、作战理念、兵力部署方式、作战技术、军事训练项目和解决问题的技巧。面对美国对华塑造与防范并举的政策，我军要建立完善的中美军事交流评估指标体系。一方面加强分析我军军事需求，重视指挥、军事教育等特定人员的军事需求分析。另一方面要科学评估交流效果，确定未来军事交往的参照标准、衡量指标，有的放矢地依据新作战使命以及军事理论体系开展中美军事交流。比如就目前的两军交流来看，多大程度影响了我军的军事装备的提升、军事理论的完善?以我国的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军队具有的战略资源转化为有效军事力量的程度究竟有多少?

从军事力量层面看，我军需要参照世界信息作战发展的坐标，厘清信息作战的体制与力量、指挥与控制、战法与谋略、装备与人才、战场与保障等基本问题，将军事领域各分支获取的信息以及战略认知整合在一起，创建信息作战的理论体系，接受实兵演习等检验。而我军武器装备引入和研发要融合短期问题与长期战略规划，融入我军事战略，协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这是维护我国国际地位、加强战略威慑力、维持自身安全与地区稳定的必然选择。

结束语

当前美国着眼于未来世界和地区秩序的主导权，加紧投棋布子，插手中国领土主权争端、内部事务，妄图消耗中国。虽有牵制中国的意图，但依然需要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增信释疑、互利共赢。中国既要避开美国的锋芒，又要与美国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取得真正高效的对美军事外交效果，应有两个标准：一是增进互信，二是提高我军的作战力。我军要在这两个看似矛盾、充满悖论的标准之下，不为美国的干扰所动，更不为美国的威慑所惧，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对美军事外交的战略管理。

【参考文献】

[1]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M].时事出版社，2001.

[2][美]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门洪华、黄福武等译.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M].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