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某些作品的意蕴往往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又与一般的宗教内涵不同，因此本文称之为“类宗教意味”;下面是有史铁生哲理散文，欢迎参阅。

史铁生哲理散文：文明：人类集体记忆

对于“永恒复返”，《尼采六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都是会死的，永恒对个体生命的拯救不过是一种意愿，而意愿并非事实，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永恒却需要个体去意愿”，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说了，就算生活在复返，可我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除非我还记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二次过同样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间并无记忆关联，则每一次都仅仅是这一次，“永恒”岂非自我欺骗?

但是，人有两种独具的能力：记忆和联想。人的记忆又分两种：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死亡中断了个体记忆，使生命意义面临危机。但集体记忆——文化或文明的积累——使个体生命经由联想而继承和传扬着意义。因而，从来就不是“个体通过(假想的)永恒获得意义”，而是：个体通过真确的意义而获得永恒。

为什么爱是美好的，恨是丑恶的?就因为爱意味着寻找他者，这寻找，必然要建构并接续起意义;而恨是拒斥他者，拒斥的同时必然割断并丢弃了意义——正如被分离的音符使音乐破碎成无意义的噪音。而音乐却整合起相互隔裂的音符，从而构成意义，并使每一个音符都有了意义。所以，是音乐拯救了音符，是意义拯救了当下，是文明这一集体记忆拯救了个体生命。因而，个体的从生到死仅仅意味着“永恒复返”的一个环节。此外没有永恒。这样看，死将会是多么的不再可怕——每一个音符都因自身的展现而获得意义，都以自身的被度过而构造着永恒。

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没有永恒，也没有当下。永恒和当下，都是由于对意义的认知与联想。所谓“肯定当下”，可当下是多久呢?一分还是一秒?当下，其实是：构造意义所需要的最短过程。意义，使你意识到一刹那，否则千年万年也是不存在。当然，也会意识到无意义，但这不等于是意识到了意义吗?

这就又说到了“权力意志”。本人除了懂北京话，还懂陕北话，再没有了。可我总以为“权力意志”不如译为“绝对意志”的好，否则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对他人的强权。“绝对意志”，什么意思?——离开它咱啥也别谈!故还是要援引玻尔那句名言：“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

但《六论》中又谈到：如果“意志的创造除了自身，没有其他标准，这难道不会导致意志创造的随意性、相对性?”于是“本来意欲克服相对主义的尼采，最终却让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麻烦”。是呀，这也是“超人”的麻烦，也是“权力意志”、“人性投射”和“内部透视”的麻烦。因为“意志”这一有限之在，必然意味着“意志”之所不及的无限之在。

而“内部”和“人性”则想必会有“外部”和“神性”与之对应。这样一想倒很有趣了：自身在创造自身之时，必不可免地也指出了他者，有限在确认了有限的同时感到了无限。再想下去就更好了：人，所以成不了神——以后谁也别再冒充啦!而“超人”，则仅仅意味着人之不断的自我超越。

神的事，人不知(其所以)，只能听(或不听)，只能想(或不想)，只能信(或不信)，只能跟随(或背离)。那不是音乐吗，对音符来说?——天籁之音，无限之谜，无限对有限的围困，或上帝之严厉而温柔的命令。音乐即音符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安排并限定了音符的位置，也是救世主——倘若音符能够谛听并跟随那不息不懈的奏响。

音符是有限的，音乐的横向构成与纵向延续都是无限，这使得任何一个音符都必然会“永恒复返”。但非重复。生命的困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必然要重复的，但人的突围行动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说，音符的困境，和音乐的本质，是难免重复的，但那充天盈地的大音或委婉、或悲怆、或平稳流淌、或激流涌荡……盘盘绕绕，万转千回，却不重复，也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有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受。或可这样理解死亡的好意：那是一段段乐章间的歇息，以利乐手们重整旗鼓，以无限的曲式去表达其不变的投奔吧。

还要说“个体看似获得了意义，但是，单一个体生命的虚无性质实际上是被掩盖、隐藏了起来”，就有点矫情了。什么是“个体生命”?如果说，个体的必然死亡即是生命之必然的虚无性，岂不等于把生命仅仅限定为生理的肉身了?人都是要死的，这谁不知道?但这是拯救的前提，否则拯救无从谈起。拯救，难道不是指生命的意义，而是说生理的肉身?难道不是要使一个个盲目的音符——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命，融入一曲永恒的音乐中去从而获得意义，而是要炼一粒长生不老的灵丹?“永恒复返”莫非一定要靠这粒灵丹来证明，才不是谎言?

尼采曾想用科学来证明“永恒复返”，这算得上是糊涂，因为科学早把精神一维悬置起来了。我常想，如若科学能够引入精神，或许倒能拿出“永恒复返”的实据。但就算这不是“巴别塔”的续集，果真成功了，那拯救一事也就不用再提。所以，拯救还是要回到其固有的前提：人都是要死的，或每一音符都将被度过。

尼采的麻烦，在于他把人所面对的“无限”也给虚无掉了。咱是有限，他是无限，咱是人，他是谁?只要诚实，只要思考，只要问到底，你不可能不碰上他。你又诚实，又思考，又问到底，可又要否定他，说他死了，能不出毛病?他是谁?他就是那个被称之为上帝的无限之在!你愿意给他别的名字也行，但他绝不因为年看不见他、弄不清他甚至于否定他，他就不在，就不难为你。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是立法者和发布命令的人吗?他可命令得了“权力意志”所不及的无限吗?他只可能是，被围困之生命的侦察者和指引者。指引，也仅仅是把那包围圈不断地扩大，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不在那包围圈的前沿，因此不可能不碰上他。

尼采从日神走向酒神，分明是说已经碰见他了，已经碰见了又说没碰见，说没碰见吧又明显是个瞎话儿。尼采是不是把我们领到了门口，存心要留一个悬念?那层窗户纸马上就要捅破了嘛!所谓“高贵的虚无主义”，与其它虚无主义有何区别?酒神!酒神的步履明明是有了信念的步履，明明是在那无限围困之下的步履，围困之下却坚拒虚无的步履——这岂不是已经证明了上帝，证明了神圣，证明了生命在“永恒复返”地创造着意义吗?何虚无之有?

神的事，人不知;人的事，就是在命运的围困中——也可以说是无奈地——构造并接续起意义，从而拯救了当下也拯救了永恒。所以“永恒复返”绝不是“对大地生活的全面肯定”，而仅仅是说：人不可能逃避大地生活，死都不能。至于肯定，则是指向着永恒的追寻与超越，即大地对天穹的仰望——那一曲博大的音乐从来就是充天盈地。

史铁生哲理散文：宿命的写作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

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

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

借助电脑，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其中有这样一段：“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

卖文为生已经十几年了，唯一的经验是，不要让大脑控制灵魂，而要让灵魂操作大脑，以及按动电脑的键盘。

史铁生哲理散文：复杂的必要

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

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