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

"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一、从禁止祀孔到尊孔读经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文化政策，各部门并无统一方案，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蔡元培为首的元老派主政教育文化，仍保持革命精神，又一次重申排除尊孔与教育的关系。

1928年2月，大学院对当时社会上的祀孔举措曾明令废止，禁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民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即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这与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息息相关.

此令一出，遭到不少反对之声，四川省东川道儒分会、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废止祀孔令，蓝天彬等称："今大学院乃出此谬论，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电全国取消大学院乱命，恢复祀孔，以顺舆情。"而儒教分会则指责："今该大学院不明大体，竟谓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不知所指为何，试问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谬。"儒教分会进而提出读经崇圣的建议.时湖南省政府委员曹伯闻向"内政部"提案，请确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民要则，以正风俗。河北省政府提案要求提倡中国固有道德，以维风化。据此"内政部"提出"议遵照总理遗训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重心以端趋向而奠定国基案",强调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美德，以期唤醒民族特殊精神，"于旧有道德，则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于固有智能则主张恢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此实抉出吾民族文化之重心，示党国唯一之正轨".并要求大学院首定教育宗旨，以立纲领，厘定公民道德常识课本，责成各级学校讲授。

蔡元培禁止祀孔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议，邵元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认为："总理毕生最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固然要用三民主义的方法谋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物质文明的进步。

而在精神上又努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因为总理承认东方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表现则为侵略压迫，所以我们的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应该深深地致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他主张只有将东方的文化复兴以后才能确立东方民族的基础，化除西方文化犷悍压迫的戾气，这样才可以造成世界的真和平。这个责任就在国民党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教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从纵的方面，要努力于专门学术的提高，从横的方面，努力于平民教育的普及.邵元冲明显对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下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满。

不久，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文化的四元老之间矛盾爆发，蔡离开大学院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主张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得以落实。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力重心一直没有稳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一直以"三民主义"作为文化教育的纲领，但一直没有具体而统一的文化政策出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政策上的抵制，随着蔡元培等退出教育文化的领导地位这一政策开始改变。"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官方更是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占据了文化运动的道德高点，一再进行宣传鼓吹。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发动新生活运动，颂扬"礼义廉耻",使"读经"在地方教育中回光返照，试图通过重申传统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恢复民族精神以对付日益迫近的日本威胁。为此，国民党要人进行系列阐释。中央大学教授杨公达号召："中国青年们，看到民族当前的危难以及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就应该觉得，促进这种新生活，是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南京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上发表演讲，宣称："新生活运动是民族急迫的要求，亦是时代精神的表演。"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是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由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开纪念大会，各地政要纷纷出面组织孔诞纪念"大典"活动，讲述孔子生平事实、学说、思想。各界悬旗志庆，礼堂设灵位，置于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尊孔祀孔，提倡读经，仪式之隆，尊崇之甚，较之历代盛典，毫无逊色。国府特派大员往祭曲阜孔庙，盛况为民国以来所未有，报纸更连篇累牍地登载，目为大典。

对于尊孔的目的，蒋介石讲得非常清楚。1935年7月1日，蒋介石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我们民族立国的基础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然而，尊孔与统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其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重点即放在三民主义与文化统制上了。

二、三民主义与文化统制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理论基石。国民党执政以来，不断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等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不断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以此作为统一中国社会思想的中心。

1931年2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做了有关中国教育思想的演讲，明确地提出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统一思想问题："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立足于世界。"这一中心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戴季陶的解释为准绳，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到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时蒋有意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以蒋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在"九一八"之后成为官方的一种主导思想。

为了强化三民主义与儒学等民族文化关系，自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积极筹备倡办中山文化教育馆，提出"以树立三民主义文 化与教育 之基础，以培养民族文化为宗旨"瑏瑡?.1933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在南京中山陵内国民党中央要人孙科、陈立夫等发起成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推举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等8人为常务理事，推举林森、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孙科等29人为理事，下设办事处、研究部、编译部和各种委员会，引导研究三民主义，其目的无非以三民主义来引领思想舆论，其出现的原因就还在于对民初以来推行新教育结果的不满，认为"所谓新教育者，徒为产业先进国家经济侵略之工具而已。

我国新教育之失败者，以此民族文化停滞不进者。"所以党国要人要秉承总理心理建设的遗教，发起中山文化教育馆，"遂以数年来拳拳服膺之复兴民族文化方案作一具体计划".对于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置，时人当即指出国民党以复兴民族文化来统一思想，"中国纷乱之症结，敢一言以蔽之曰：在思想之不统一耳!""中山文化馆筹设之宗旨，即在发扬中山遗教，以党中领袖参加之众，规模宏伟，自意中事，深望能集中群力，广罗积学之士，专致力于此项研究之工作，尤望党内'英雄豪杰',勿专以争权夺利为能事，用其'争夺'之时光，致力于中山文化之探讨，庶几乎'党风'可树，纠纷可减少也".这种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从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开始来统一全国思想界，其效果如何，则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怀疑。

如果说设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内温和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则代表了另一激进的主张。"九·一八"后，国民党内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抬头，出现了所谓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倾向。就组织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其外围组织"复兴社"着力标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张采纳德意法西斯主义，实行所谓铁血救国。在其直接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一股法西斯主义勃兴的潮流，外在集中表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九·一八"事变后，介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书籍潮水般地涌现。自1932年底起，出现了许多专门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专刊，其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其理论的落脚点则为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瑏瑤?.

为了统一与领导这场带有强烈法西斯化的文化统制运动，国民党内部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1933年12月24日，在中华复兴社两个主要头目萧作霖和邓文仪的建议下，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宣言即宣称："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准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各国进步文化，创建新中国文化",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有二：

(1)"养成个人健全人格，个人修养重在礼义廉耻，团体活动重在负责任，守纪律","今后全国应有统一的口号：劳动、创造、武力".

(2)"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瑏瑥?.此外，1934年1月，齐集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伧、潘公展等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宗旨与中国文化协会如出一辙，号召文化统制，"在政府未以统制政策适用于文化事业之前，本会将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渗入本组织，以达到建设文化之目的。"瑏瑦?其后专门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作为喉舌。有研究者称这是该协会公开表明将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来实现"文化统制"瑏瑧?,可谓一语中的。可以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国民党就开始在文化上加强统制，直到1934年这一政策才得以从制度上、组织上得以确立与保证。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抬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由此前宽泛的三民主义号召，转向更为严密的"文化统制".国民政府在控制国家文化教育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对教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文艺等文化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出台，表明其试图改变原来由民间社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社会上极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

1934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刊物《大学生言论》即有学生撰文指出："由最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协会'式的中国文化运动看来，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运动的主体，转换了一个方向，他的素质和形态，也就大大不同。"作者接着分析，与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相比较，当前的文化运动有两个显然不同的要点：一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是纯以文化问题为主，是以文化发展为社会的基础，现在的文化运动，从共产党的文化总同盟到最近成立的文化协会，都含有一种极强烈的政治意识，"文化运动"成为一种最尖锐的利器了。二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发源于知识分子，激荡于学术与思想上而已，现在的文化运动，是以党国要人和军政教的名流为主脑，因而运动方式和将来的影响自亦不同，"这儿占有优势的助力，足以大量的推广".不过作者对于这种文化运动的前景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究竟是否适合一种文化自然生长的条件，倒颇值得考虑?!"瑏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文化统制下的中国文化动向，因一开始即带有强烈的御用色彩而为时人所诟病。

三、"提倡理工"与中国科学化运动

"九·一八"以后，举国上下对于民族竞争力虚弱的担心，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共以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为职志，国防方面，经济方面，需要科学人才尤亟，而高等教育亦完全转向。"瑏瑩?总的方向是提倡实科，限制文法科。

1932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教育会议上，邹鲁等政要首先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随后，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这是彻底改造教育的新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规定各专门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2)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3)各大学中必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陈的提案支持者颇多，反对者亦众，引发了全国性的文实之争。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文实之争背后还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论者的政治立场与观念差异，背后的实际利益及个人之间的恩怨等复杂因素.自是以后，教育部对于实业学校之类的所谓实科，固然尽量充实，对于文法科学校，则严加限制，或禁止招生，或强迫结束。

1932年11月朱家骅代表教育部发表《九个月全国教育之说明》，对于整顿高等教育说明两点，一是大学教育必须在学术文化上领导民族活动以求复兴民族;二是文法教育不宜扩张，而理工农医诸科则力求充实。这代表着南京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的重要转向。在1933年中，单强迫结束的专科以上学校就有华北学院、郁文学院、江南学院、广州法学院、文化学院等八校。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对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招生比率和中等学校的经费比率做出严格规定。

1933年，教育部下令各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的平均数;后来又规定文法学院各系所招新生不得超过三十名。

"提倡理工",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运动的迫切需要，也是自清季以来科学主义在中国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表现;另一方面，却是直接针对当时唯物主义等社会思想的兴起，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刊物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已是门户洞开列强环攻的一个局面，决非古时闭关时代所可比拟，欧美各国，物质科学，日新月异，而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科学，更派别繁多，各持一说，中国接受西欧文化以后，物质上又殊少贡献，而政治上及哲学上，则唯心唯物之争，已为中国科学界最大的焦点，甚至一般醉心阶级革命的人们，非马克司[思]不谈，非唯物论不读，结果把中国弄得支离1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将矛头指向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为了更好地将提倡理工政策落实，1932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吴承洛、张其昀、顾毓琇、李学清、吴大钧等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南京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并于次年元旦出版《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他们"坚决地相信科学在今日文化上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坚决承认科学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演变占着重要的位置。"科学化运动的目标就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运动的方法是：一是注意宣传、印发各种刊物，引起民众的注意;二是注重编译和整理的工作，把西方有关科学的材料，作有系统有计划的输入，并将中国固有的科学材料整理起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和赞助，国民党"CC系"陈立夫视科学乃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这一认识也在其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得到进一步发挥.

如何来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倡导尊孔读经一方面提倡理工?当时社会舆论即从"中体西用"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说明，"只有一方面精研物质上的科学，以开发中国广大的富源，而解决中国的贫乏;一方面恢复精神上中国固有的文化，如忠诚信义仁爱等美德，以挽救道德的沦亡。"显然，中体西用论的登台，成为对尊孔读经与倡导科学运动的最好解释了。

四、社会舆论的批评与反响

如前所论，"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先后出台了系列的文化政策，不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出现儒学化法西斯化的倾向，而且将"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这两个看似矛盾重重的文化政策置于一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整理当时的报刊史料，发现对于这一时期的提倡理工，社会舆论虽置词不多，倒也乐观其成;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政策"体"的一面，即尊孔读经与文化统制，下面就此来展开讨论。

首先，舆论对于尊孔与读经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国民党尊孔读经政策一出台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无论是当时北方的自由主义重要舆论阵地《独立评论》，还是南方保守主义的舆论重镇《国风半月刊》、《时代公论》均对此发表意见，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舆论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变化，不由不发出感叹："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殊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子有知，度亦与吾人有同感矣。"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陈独秀诸人，倡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普遍全国，把孔子的思想学说，驳得体无完肤，而孔子这个偶像，不复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崇拜，"想不到湮没了十几年的孔子，最近又走起红运来，人事变迁，殊令人有白云苍狗之感".

此时"何以又尊起孔子来了"?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用社会史学的方法来回答。他认为，五四以来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改革，影响只在大都市里的学术界。"说到各地的地方政府、乡村的家族制度，任何官厅里的撤销主义的精神，满都没有动摇多少。目前的尊孔，来源在于后面这几种现象。

大都市学术界多少年来，一往直前地依照欧美的都市人的学说去做，一向没有看见这些现象还在深重地存在着。"他认为拜孔教没有复活的理由，目前存在，正说明大都市学术界力量之小、努力不足。最后，他承认："拜孔教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不能成一件事情，原来发展孔子学说的，并不与孔子有同一的思想，孔子早就管不了孟轲董仲舒周敦颐的事了，他又有什么方法管到于今的民族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家张申府对于尊孔思想也提出质疑，认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目前农村破产与帝国主义进攻两大根本问题，自政府倡导地方应和的尊孔潮根源在于多种因素，它是政府稳定社会粉饰太平的工具，也是前些年"打倒孔家店"的反动，同样也受现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的影响，还有中国受日本的复古的影响等，就最根本点上而言，"近年来，中国思想上失去了重心，也是事实。在复古潮流之下，而想找到一个重心，当然也会找到孔子头上去的。"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可谓是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尊孔政策的批评。

与尊孔相连的是读经，正如有人评论说，国民政府的祭孔命令是"国家暗示'经书不可不读'的表现。"当时即有人公开评论说，"'祀天'、'尊孔'、'读经'本是'三位一体'的中国二千余年之'帝王术',从旧的解释是'治术',从新的解释是'麻醉作用'."具体而论，"眼前盛倡学校读经之论者，凡有三人，'异曲同工',却各有他底背景。一位是伪满洲国文教部长郑孝胥，他底尊孔调子，与日本对于殖民地教育政策合上了拍，所以东四省各级学校实行了每周二小时读经，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还有一位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这是两个'带兵官'."一些中央大员如蒋介石、陈立夫等和部分地方当权派如湖南的何健和广东的陈济棠纷纷倡导读经，读经也由早期文人倡导进入官方的视野。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倡导而引发的尊孔读经潮流的出现，决非一个单纯的思想动向，实际上与国民党整个政策的变动紧密相连，费正清在论述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孟之道的回响"时，就指出："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度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总体而论，尊孔读经显然是国民党借复兴民族精神加强思想控制而达到政治统一的一大举措，何健曾在1937年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案中请明令中小学读经，其所持理由，"想拿读经来解决三个问题：'恢复固有道德'、'范围青年思想'、'陶铸民族精神'".

其次，更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体西用"是理解国民党政策的钥匙。提倡理工与尊孔读经，体现出国民党文化政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两极之间动荡，毫无疑问地激起到教育界与知识界的回应。冯友兰撰文认为这两思想似乎是不相合的，因为"理""工"既不讲 孔子之道，而孔子也从来 没 有 讲 过 "理""工".他指出，但是稍为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两种思想实在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这就是30年前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一般人主张读经尊孔而同时提倡理工不就是这一种思想之十足表现吗?"文中的"一般人"正是指的陈立夫、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国民党非一般人，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西洋超过中国的不过是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占先。如果必须学西洋只可以学他们的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还是保守旧有的传统道德。冯友兰先生不愧是哲学大家，他高屋建瓴地从哲学的层面提出"中体西用"是评析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一体两面。这一思路，实为后人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文化政策提供了上佳思路。

最后，舆论批评的重点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上。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化政策日益转向统制，与民初以来教育思想界形成的"思想自由"等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很多学者公开提出批评，北平故都的李旭撰文对当前的文化政策提出正反两方面分析，他认为应辩证地看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积极方面来看，有助于"树立民族的社会的文化";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则对于文化是限制与反动，因此，他提出"反对狂妄的文化统制，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其主要理由为："我们根本上认定，今日中国并无多少文化可以统制!统制文化，最限制文化的自由发展!我们应当用某种教育或思想，指导社会文化的途向，但我们不应当将这种萌芽的文化，一概统制起来!使它退缩，挫折!二十余年来的国人思想，正害着固滞、迟疑、徘徊、不进展的状态，我们可以谈任何统制，如经济统制、政治统制，而独对于文化，应当绝对的放任绝对的自由，这样，学术思想才会发达，中国文化才有光荣灿烂的前途。"显然，这一批评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的，也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前途并不看好。

五、结语

虽然，"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出台了头绪众多、莫衷一是的系列文化政策，但总体上仍不出"中体西用"的基本模式，即以儒学化三民主义为"体",以西方现代的科学("理工")为"用",并以体驭用，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进而言之，国民党当局为了统一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在原"党化教育"的基础上，倡导"尊孔读经",并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文化统制"的纲领，并强化儒学化的三民主义作为文化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中央要人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希冀以三民主义来扮演文化导向的角色，虽然这种努力仍难逃"文化警察"之讥，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正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借助回归传统拓展了思想统一的道义空间，将政治的威权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以争取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民族主义话语也为官方文化统制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

"九·一八"后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着非常强烈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尊孔读经"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制定文化政策时，面临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难题。故在教育文化领域国民党推行"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两大口号，看似矛盾的两大文化主张，仍可安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中，可见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虽然有新的内容与形式，仍难逃晚清士人文化思维模式的窠臼，既表现于历史惊人的继承性一面，又表现国民政府文化教育政策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特点，其主张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其文化统制的目标不仅落空，更引发国人对中国文化出路更为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