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是指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对历史上中日关系的记载、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前、和对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的双边外交关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走向，希望大家喜欢!

2016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走向篇一

《21世纪初期中日经济关系及未来走向》

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日经贸合作继续平稳发展。中日两国在进出口结构上不存在明显对立的竞争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两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随着日本经济逐渐复苏，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中日经济关系将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前景取决于推动中日经济合作力量与制约中日经济合作力量的变化。

关键词：中日经济关系 中日贸易 经济互补

一、21世纪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日本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日本政府财务省发布的2006年(2006年4月―2007年3月)贸易统计速报显示，中日之间(不含香港)贸易额为254300亿日元(约合16600亿人民币)，同比增加了16.5%。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中国也首次成为二战后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这个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楚。

(一)中日贸易快速增长，贸易依赖关系变化

中日之间早在恢复邦交之前，就以“民间协定贸易”(20世纪50年代)和“友好贸易”、“友好备忘录”(20世纪60年代)等形式保持着贸易往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日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见图1)。2004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对日本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美国。据日方统计，2006年全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100.8亿美元，增长11.5%。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927.5亿美元，增长16%;从中国进口1183.4亿美元，增长9%;日本对中国贸易逆差255.9亿美元，下降10.3%。

另一方面，中日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对中国依赖度提高，中国对日本依赖度下降。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3.5%扩大到2005的16.7%，而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22.4%下降至2006年的11.8%。同时，日本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位次在下降，自2004年起，日本已由中国连续11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位。

上述趋势明显反映在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的变化上。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计算，日本经济的对华依赖度由1990年的0.2%提高到了2003年的1.5%。目前，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依然保持较高的对日依赖度，但中国经济的对日依赖度已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对日依赖度相差无几了。

(二)相互直接投资出现新动向

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1986年到2002年，日本对华投资的累计额达354.4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投资额在建厂过程中形成了对基础建设和资本品的巨大需求。自2003年开始，日本对华投资创出新高，有人把日本对华投资称之为第三次浪潮或第三波中国热。2005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实际投入65.3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性高峰。按实际投入金额排序，日本的对华投资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中占第三位。但是从2006年开始，日本对华投资出现调整态势，较上年同期减少29.6%，降幅仅次于1989年日本发动对华经济制裁、全面中止对华投资时34.6%的降幅。目前日本电器产业开始脱离中国转向其他亚洲国家，服装、电子零部件和玩具工厂也逐步向越南、缅甸转移。2007年1―6月，日本对华投资1022亿美元，较2006年同期减少20.96%。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逐步开始了对日本的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572亿美元。2005年，中国(含香港)对日投资累计26.87亿美元，比十年前增长了约11倍。2006年1―10月，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协议金额为1218.95万美元，累计投资金额为1.8亿美元。对日投资涉及软件、机械、电子等领域。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如海尔、联想等已进入日本市场，今后可能有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进入日本市场。

二、中日经济关系的基础：互补

中日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二十多年间逐渐形成的规模在世界经济史上亦不多见，根源主要在于两国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发展时期的互补性

两国复交后不久，世界经济遭遇石油危机，受其影响，日本国内物价飚升，经济出现了战后首次负增长。当时，由于中国尚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能源的需求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能源纯出口大国。大量的煤炭和石油源源不断出口到日本，帮助日本度过了石油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产业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成为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日本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已基本实现，资金方面开始出现剩余;在产业结构方面，传统家电市场开始呈现饱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为日本的剩余资本提供了出路，而且为生命周期已至的传统家电产业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泡沫的膨胀程度接近20年代后期美国泡沫经济的4倍。仅就这一点而言，在日本爆发一场比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那场大危机还要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不足为奇。然而，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虽然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却没有出现20世纪30年代美国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大大强于30年代的美国;二是在日本的周围，是一片正在成长中的新兴市场，增加了对日本产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泡沫破灭对日本经济的打击。表1的数据证明，1990―2002年，亚洲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由31.1%上升到了43.1%，其中，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由3.9%上升到了9.6%，表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拉动日本经济复苏中的作用日渐上升。假如没有中国以及其他东亚新兴市场对日本需求的增加，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状况会更加糟糕。

(二)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起步晚，产业结构尚处在较低层次。日本则是一个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就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这决定了中日两国的产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次。中国的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产业领域。日本的优势在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高附加值的产业领域。

从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分析，机电产品是日本对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2007年1-3月出口额为112.4亿美元，占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46.3%。贱金属及其制品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第二大类产品，2007年1-3月出口额为30.7亿美元，占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12.6%。其中，钢铁和铜及其制品的出口增长很快，出口额分别为16.5亿美元和6.4亿美元，分别增长23.1%和56.4%。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第三大类产品是化学工业及相关产品，2007年1-3月出口额为25亿美元，占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10.3%。

同时，机电产品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产品。2007年1-3月，日本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113.3亿美元，占日本从中国进口总额的38.0%，增长7.1%。由于日本对纺织品整体进口需求的萎缩，以及来自韩国、意大利和越南等国家的激烈竞争，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进口增速和占比双双下降。1-3月，日本从中国进口该类产品下降1.4%，进口额为49.6亿美元，占日本从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18.2%降至16.6%。1-3月，日本从中国进口贱金属及其制品17.1亿美元，占日本从中国进口总额的5.7%，增长16.3%。其中，钢铁制品和钢铁进口最多，增幅最大，进口额分别为6.5亿美元和3.6亿美元，分别增长21.9%和62.7%。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中国与日本似乎在机电产品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其实这不过是产业内交叉贸易的表现。就产业内贸易来看，中日两国企业处在不同的加工环节，中国企业从事的是比较简单、附加价值相对较低的加工与组装，日本企业从事的是核心部件等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和研究开发。在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商品中，有许多是日资企业在中国生产后返销日本的产品。在日本有人将此称之为“日日贸易”，即在日本的企业及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之间的贸易。

分析中日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国经济的互补关系。对中日两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10000种工业产品进行细致比较，发现中日产品的“竞合度”为20.5%，远低于中韩之间的41.1%，中台之间的57.1%，中港之间的 64.4%，而中国与印尼和泰国之间的出口产品“竞合度”分别高达83.5%和76.1%。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日两国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中日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是中日双方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同时，中日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其中包括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的局面和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急剧减少。

三、中日经济合作的结果：双赢

(一)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26847.0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近20%，人均GDP达到2042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既是国内经济建设的结果，同时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跨国公司的作用分不开。就中日经济合作而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民间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如果不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资金不足问题。第二，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制造业，这对增加中国的就业、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品结构、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具有积极意义。第三，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的同时，也将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带到了中国，对中国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起着示范作用。

此外，日本企业来华投资办企业，对促进中国的国际贸易也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虽然是一个地理上的大国，有十几亿人口，但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却是贸易小国。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位居世界前十名以内的贸易大国。

2.日本曾经是向中国提供ODA最多的国家。

日本从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ODA，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金大部分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办学校、办医院、治沙、环境保护等我国急需发展的方面，对促进中国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3.日本经济发展为中国提供借鉴。

回顾一百三十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真正在经济技术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的只有日本。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日本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事实上，日本许多有识之士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例如，最早告诉我们应该通过增加居民储蓄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就是日本学者。中国政策金融系统的建立，直接参考了日本政府金融机构的经验，日本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公害问题、泡沫膨胀与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等，成为中国引以为鉴的教训。

(二)中日经济合作对日本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经济合作从来都是互利的，否则这种合作就没有生命力，就难以维持。中日经济合作对于日本同样也有许多有利之处。

1. 中国成为拉动日本出口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

从日本官方统计中可以看到，从2001年到2003年中日间贸易总额增长了42.43%。日本对华出口从2001年到2003年增长了76.36%，对中国出口的增加额为16580亿日元。这对促进日本经济从低迷中复苏具有重要意义。2007年上半年，由于日元贬值，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持续大增，2007年6月，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22.6%,创出历史新高。同时，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下降，较上年同期下降36.1%。日本出口连续八个月保持强劲增长，为经济扩张提供了保障，而对华贸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市场为日本资本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

中国的发展增加了日本剩余资本的选择余地，提供了性质上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中国加入WTO后，市场规则将进一步健全，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得到发挥。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不仅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

3. “中国生产基地”对日本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延长了产品及其专用生产工具的生命周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产品的更新换代很快。然而，在日本市场上已经落后的产品转到中国生产和销售，仍然会有市场。这样一来，既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又不需要继续投入研发费用。

第二，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有助于日本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有助于克服日本的高成本结构，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将劳动密集型、中低附加价值型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到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可以使日本节省各种资源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四、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前景

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推动中日经济合作力量与制约中日经济合作力量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缺乏相互信任等因素的存在，中日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道路曲折而漫长。但如果中日两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中日经济发展的进程可以加速推进。

(一)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动力

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开拓中国市场，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在日本制造业的主要企业中约有75%把中国视为“市场”或“生产据点兼市场”，近90%的企业计划扩大中国业务(计划大幅度扩大的企业占1/4以上)，日本企业的这种姿态是中日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随着中日两国与东盟及韩国合作关系的加强和东亚金融领域合作的开展，中日经济体系将更加开放，中日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将随着两国与东盟及韩国之间合作的深入而提高。自1997年12月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来，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对话机制已经建立。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达成的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金融合作已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未来日韩经济和中韩经济的发展将有助于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推进。

另外，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日本经济走向复苏也会为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良机。

(二)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障碍

首先，发展水平的差异使中日两国现有的贸易保护对象和保护程度明显不同。日本在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对本国的农业采取了保护，而中国在希望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同时要求日本能够给予中国一定的贸易保护空间。日本对中日贸易自由化存在着较大的疑惑，其缺乏动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认为在非贸易领域中国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开放，中国履行承诺的可行性值得怀疑，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劳动成本的优势可能会对日本国内企业带来威胁。在现有的制度下，日本对农产品采取了闻名于世的强力保护，实现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中日双边贸易自由化十分困难。中日两国在个别领域上的严重保护会增加中日贸易整体的不确定性。

其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依赖于区域外经济。中日经济与美国经济的特殊关系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决定了美国因素会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在东亚的地位，一方面希望东亚国家之间能够通过合作促进东亚地区的市场开放;另一方面，美国不希望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对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在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美国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在贸易和金融两个方面。在贸易方面，如果中国对日本开放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日本对中国开放农产品市场，那么美国必然也会对中日两国提出开放对美贸易的要求。在金融方面，美国不希望亚洲国家间的金融合作削弱美元在东亚的地位。

最后，历史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是中日经济合作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中日两国之间友好的政治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日本领导人反复参拜靖国神社和“教科书改恶”不断地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日本在安全利益上所采取的战略、日本的修宪、对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均体现了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转变的愿望，这一系列变化都会增加中日经济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多年来，中日经济关系已经从单纯的贸易往来发展到现在的相互直接投资，政府资金合作以及包括金融、保险、运输、物流等服务业在内的全面经济合作阶段。中日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仅对中日双方自身，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在中日经济往来和合作中，两国应当共同努力，克服不利因素和障碍，使中日经济合作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更健康快速地得到发展，创造出中日友好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王可：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分析，《北方经济》2006年第10期。

利用外资分国别(地区)统计简表，中国投资指南网站。

《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和统计局联合发布。

2016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日关系走向篇二

《浅析从均势角度谈中日关系的走向》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世界格局多极化 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在国际中所处的地位，中日关系的现状及走向。

关键词：多极化 中日 现状及走向

(一)

当前世界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处于大的整合和调整时期。主要表现是：在国家利益的构成中安全问题的地位下降， 经济问题地位上升。国际冲突将主要因经济利益冲突而起。

中日关系是关系到世界局势的发展和中日切身利益的重要关系。对此，日本是极为重视的。1989年后日本首先恢复了对华援助，1997年日本又将外交目的明确表述为：巩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发展与 中国的友好合作;改善与俄国之间因领土问题而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关系。①我国领导人近年来也频频对日本进行高级别的访向。

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急于谋求 政治大国地位，依附美国，做美国制约中国的马前卒。在人权、民主、核武器实验、对华贷款等问题上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对一些 历史问题极力回避;日本政府官员接二连三的“出言不慎”;对钓鱼岛事件持明显的支持纵容态度;尤其是日本与美国拼凑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明显是借助美国制约中国。

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美日经济冲突目前有日益淡化的趋势，原因是美国产业升级顺利完成，日本在产业档次上落后于美国，而我们的产业和日本还处在同一档次，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将成为日本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排挤的对象。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会是这样的呢?我们在分析中日关系之前，首先应了解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二)

目前，我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美国有求于我国，不再像以往那样，在联合国给我们制造那么多麻烦;其他国家也有求于我国，因为我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我国在表决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同时，各国都看中了我国巨大的富有潜力的市场。不利的一面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我国失去了在冷战时期作为美苏之间平衡砝码的地位。美国在入关问题上给予“正常贸易国”待遇问题上、人权、民主问题上给我们制造麻烦。一些美国人士还在大肆宣扬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如一位学者最近在<外交》上撰文宣扬要与中国保持“有限接触”，意即美在对华政策上要“包含更多的现实政策：既非全方位的遏制战略，亦非热情地拥抱，而是冷静的接触与回避共存，即有限的接触OJ9⑦美国兰德公司的分析家则向政府建议“美对华应采取‘遏制接触政策”当然，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在定位中美关系时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如基辛格在就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美国同中国打交道应抛弃冷战思维”④。在亚洲我们是“超级大国”，但我们的发展壮大已经让一些亚洲国家心有余悸。

我国与俄罗斯建立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来自北方的传统威胁，在对外关系方面多了一个支撑点。但是，俄罗斯现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决定它一方面在短时间内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太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不甘心对世界一极地位的放弃，又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有与西方国家激烈冲突的可能。我们不能引火烧身。我们也因为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俄罗斯也不可能与我们靠得太近。正如俄外长伊万诺夫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的题为“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听证会上所说的：“俄罗斯与中国之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将为建立多极的公正世界和国际新秩序奠定牢固的基础，这将有助于保障各国的合法权益。”但是，“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建立针对任何人的政治军事联盟。”0欧盟是我们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是在政治上与我非敌非友。

(三)

从“均势”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日本尚不足以从武力上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反过来是日本感到我国对它的军事威胁。因而采用在 台湾问题上、在人权问题上、在中国威胁论上做文章，给中国制造麻烦，和中国搞平衡。

现在我们却不能采取过激的举动。我们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9月份登载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一文说道：“从甲午战争到二战，再到今天的钓鱼岛，一个多世纪，皆因中国在三大指标上一直没有全面赶超日本，导致日本敢于不断发泄其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一遇此情况，中国民族主义的请愿、游行、抵制日货，甚至出海‘保钓’，又曾有或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⑥因此我们的低调外交政策既是明智的，又是合乎实际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日本提供的资金和技术，中日关系闹僵了，相对而言对我们更为不利;另一方面是日本感到安全受威胁，而非是我们。如果我们有了过激的举动，正好给煽动“中国威胁论”的人以口实。

(四)

日本外交部于1999年6月发布的《中日关系最新 发展动向》一文说：“与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小渊首相在今年7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访华新闻发布会上就中日关系的发言中又做了如下表示：1、对未来充满信心;2、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评价是：“目前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自1979年以来日本每年向我国提供的政府贷款约占我同国外官方资金合作的40%以上，居首位。自1979年起日本共向我提供四批日元贷款，合计25809亿日元。其中前三批为16109亿日元(79年至95年)，第四批日元贷款前三年(96至98年)金额为5800亿日元，项目为40个。1998年11月江主席访日时双方确定第四批对华日元贷款后两年金额为3900亿日元，项目为28个。

这是个好势头，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不可能将诸多的遗留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搁置一旁。我们不是为了算老帐，而是为了谋取国家利益，昨天的 历史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为国家谋取利益的武器和凭借。

(五)

中国和日本一样不甘心成为二流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形势又大致相同，这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是合作与对抗并存的关系。

合作是因为中日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美国。美妄图独霸世界的野心不死，那么要在国际社会中谋求自主地位的中国和日本就面临着共同的来自美国的制约，以及在亚欧竞争上要互为犄角。

对抗起因于中日在亚洲内部事务主导地位上、在提高国际社会地位以及争夺 经济利益等问题上的矛盾。后者将是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在多极化的前提下，单纯的国家安全问题将让位于综合的国家利益，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决定将来中日之间的经济冲突将是国际间冲突的主要部分。

我们要防备一些国家利用日本企图恢复 政治军事强国地位的迫切愿望，开出一些空头支票作为诱饵引诱日本与之接成于我不利的联盟。对此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分而制之、远交近攻。

我们应通过实行全方位外交，力争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在日美贸易问题上、在日本与东盟的关系上、在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上、在日本妄图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影响日本。特别在最后一点上我们是很易于加以善用的。因为日本要得到常任理事国席位，首先要请求修改联合国宪章。但是，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修宪需要全体会员三分之二多数，外加所有安理会常任会员国按本国立法程序通过，才最后生效”。只要人大或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议案，任何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企图 自然惨败。给日本的答复可以如同日本在光华寮问题上给我们的一样。

日本在近几年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和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有领土争执，即中日的钓鱼台列岛之争和日俄北方四岛之争。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发表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不再有领土争执。如果日本高升为常任理事国，让日本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那么，在这两项领土争议中日本就有了更多的要挟其他国家的资本，这将成为联合国顺利运作的障碍。第二，日本要真正加入国际大家庭，必须反省战争罪行。德国已经很好的做到了，日本为何不能?只要日本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给世人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敌国条款”被删除的可能性就不大。

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大前提下，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以及中国构成了世界的五极。在这五极之间，因为不再存在两极格局时各方以国家安全为第一的需要，国家利益的寻求与保护将涉及到比原来更为广泛的领域，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将更为复杂和困难。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只是取决于中国和日本，还将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五级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亚洲的东盟、中国、日本、俄罗斯，东亚的俄罗斯、中国、朝鲜、韩国的关系的影响。我们要时刻关注这些国家之间的分化组合，关注五极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一致，并加以善用。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好中日之间的均势，才能为我们的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只有这样也才能达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预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