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的散文之所以能保持长久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兼备精深的古典文学造诣和广博的西方艺术素养。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推荐几本张晓风的散文精选，以供大家参考。

推荐几本张晓风的散文精选篇一：春之怀古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炖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请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团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集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汗，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沙的手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噘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量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檐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箩与烟箩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踯躅在湮远年代中的春天。

推荐几本张晓风的散文精选篇二：孤意与深情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季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

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推荐几本张晓风的散文精选篇三：那部车子

朋友跟我抢付车票，在兰屿的公车上。

"没关系啦，"车掌是江浙口音，一个大男人，"这老师有钱的啦，我知道的。"

这种车掌，真是把全"车"了如指"掌"。

车子在环岛公路上跑着--不，正确一点说，应该是跳着，--忽然，我看到大路边停着一辆车。

"怎么?怎么那里也有一辆，咦，是公路局的车，你不是说兰屿就这一辆车吗?"

"噢!"朋友说，"那是从前的一辆，从前他们搞来这么一辆报废车，嘿，兰屿这种路哪里容得下它，一天到晚抛锚，到后来算算得不偿失，干脆再花了一百多万买了这辆全新的巴士。"

"这是什么坏习惯--把些无德无能的人全往离岛送，连车，也是把坏的往这里推，还是兰屿的路厉害，它哽是拒绝了这种车。"

"其实，越是离岛越要好东西。"朋友幽幽的说。

车过机场，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上来。

"今天不开飞机对不对?"车长一副先见之明的样子。

"今天不开。"

"哼，我早就告诉你了。"忽然地又转过去问另一个乘客，"又来钓鱼啦!"

"又来了!"

真要命，他竟无所不知。

这位司机也是山地人，台湾来的。

他正开着车，忽然猛地急刹车，大家听到一声凄惨的猫叫。

"唉呀，压死一只猫了!"乘客吓得心抽起来。

"哈，哈!"司机大笑。

那里有什么猫?原来是司机先生学口技。那刹车，也是骗人的。

大概是开车太无聊了，所以他会想出这种娱人娱已的招数，这样的司机不知该记过还是该记功。

"从前更绝，"朋友说，"司机到了站懒得开车门，对乘客说：'喂，爬窗户进来嘛!'乘客居然也爬了。"

早班的公车开出来的时候，司机背后一只桶，桶里一袋袋豆腐，每袋二十四元，他居然一路走一路做生意。

每到一站，总有人来买豆腐。

不在站上也有人买，彼此默契好极了。司机一按喇叭，穿着蓝灰军衣的海防部队就有人跑出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除了卖豆腐，他也卖槟榔。

"槟榔也是狠重要的!"他一本正经的说，仿佛在从事一件了不起的救人事业。

豆腐是一位湖北老乡做的，他每天做二十斤豆子。

"也是拜师傅学的，"他说，"只是想赚个烟酒钱。"

他自称是做"阿兵哥"来的，以后娶了兰屿小姐--跟车掌一样，就落了籍了，他在乡公所做事。

"我那儿子，"他眉飞色舞起来，"比我高哪，一百八十几公分，你没看过他们球队里打篮球打得最好的就是呀!"

车子忽然停下来，并且慢慢往后倒退。

"干什么?"

"他看到海边那里有人要她搭车。"朋友说。

海边?海边只有礁石，哪里有人?为什么他偏看得到?

那人一会功夫就跑上来了，后里还抱着海里摘上来的小树，听说叫海梅，可以剥了皮当枯枝摆设。

那人一共砍了五棵，分两次抱上车。

"等下补票，"他弄好了海梅理直气壮的说，"钱放在家里。"

车长没有反对，说的也是，下海的人身上怎么方便带钱?后来他倒真的回家补了钱。

"喂，喂!"我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兰屿朋友，站在路边。他示意司机慢点开。因为他有话要说。

"你有没有继续看病?"他把头伸出窗外，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有啦……"那人嗫嗫嚅嚅的说。

"医生怎么说?"他死盯着不放。

"医生说……病有些较好啦。"

"不可以忘记看医生，要一直去。"唠唠叨叨的叮咛了一番。

"好……"

车子始终慢慢开，等他们说完话。

"这些女人怎么不用买票?"

"她们是搭便车的。"

"为什么她们可以搭便车?"

"因为她们是要到田里去种芋头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一个免票的理由，但是看到那些女人高高兴兴的下了车，我也高兴起来，看她们在晨曦里走入青色的芋田，只觉得全世界谁都该让他们搭便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