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

发布时间:2016-12-19 23:35

蒋介石执政期间一直有跟日本人进行合作,后来中日关系恶化,中国与日本展开较量。蒋介石本可向日本人投降,并且拿到一定的好处。但是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的原因吧!

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的承受能力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

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

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

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第二,蒋介石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

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精卫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介石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

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

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

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

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

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

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

虽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但是蒋介石集团却“谈而不决”,最终没有就范。日本人也就没有达到让中国投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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