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执政期间一直有跟日本人进行合作，后来中日关系恶化，中国与日本展开较量。蒋介石本可向日本人投降，并且拿到一定的好处。但是蒋介石却没有这样做。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的原因吧!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的承受能力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

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

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

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第二，蒋介石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

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精卫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介石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

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

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

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

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

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

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

虽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但是蒋介石集团却“谈而不决”，最终没有就范。日本人也就没有达到让中国投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