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学科内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一：中学语文比较文学教学实践

摘要：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较文学的发展为中学贯彻比较文学教学理念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活动中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引导学生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的意识和胸怀。这样的结合将会为培养初具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提供帮助。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世界性眼光

比较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它适应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体现了用包容性眼光看待世界的学科方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宣扬的“世界性眼光和胸怀”以及注重跨界的研究方法，不仅体现了宽广的学科视野，更显示了面向未来的人文素养。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它已步入高校课堂，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参考陈惇老师的研究资料：1990年，它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学科目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其联合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归属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列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课程”之一，同时还把比较文学列入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高教司在对师范院校中文系必修课设置的意见中还取消了过去多年开设的外国文学，而代之以比较文学，而在对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分别开设的两门课。1998年之后，比较文学开始被列为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1]。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首先，它已经是师范性和综合性大学中文系专、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之一，而高校中文系毕业生是中学语文教师的主要来源。其次，比较文学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衔接变得顺理成章。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的蓬勃开展，如教育部组织开设的各种中学语文教师“国培”、“省培”计划，以及在职教育硕士研究生逐年扩大招生数量，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可行性和现实性也在大大增加。最后，随着近年来就业形势的变化，高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进入高校为主，不少人都选择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进入中学当语文教师尤为突出，这使得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之间存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从学科发展角度而言，比较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学，具有指导中学教学实践活动的现实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连接途径也变得更加迫切。

一、比较文学理念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

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引进、介绍到后来的改造、纵深，并在国外比较文学普遍走向危机的情况下，成功接过了学科大旗。在相关学者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越来越走向成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并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两大支柱。跨学科研究和阐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跨文明、跨文化”为标志的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尽管关于“学派说”尚存争议，但它起码表明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较强的学科主体性。在众多国内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中，典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2]。这一定义中的方法论、“世界性眼光”、“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反映了比较文学强化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以及面向世界的学科视野。近年来，比较文学界又提出“新人文精神”，倡导比较文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衔接，把比较文学理念往更高层次推进，显示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旺盛势头和新鲜的学术活力，以及与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变迁息息相关的学科敏感性。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是以中学生为授课对象传授汉语基本知识的教学、学习活动，它的目标除了让学生具备基本的阅读、写作能力外，更侧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根据中学语文新课标的相关规定，语文教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形成人文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培养学生对人以及生命的尊重。这与比较文学提倡的文化平等、跨文化对话、兼容并包、“和而不同”、尊重自然和生命的“新人文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从倡导理念而言，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视野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就在中学开设了比较文学课。首次运用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是法国中学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自成立(1995年)起也一直致力于该课题研究，他们曾计划出版一套丛书《比较文学与人文素质教育》，其中的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的参考教材《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由黄燕尤、葛桂录、赵峻、张晋军四位专家级学者完成。

山东省教育部门于2001年曾召开过全国性的中学比较文学研讨会议。山东寿光一中近年来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联系密切，积极参与比较文学的学术活动，为中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进行准备。西北师范大学李晓卫教授曾支持完成了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的题目是“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关系研究”。在论文方面，近年来由高校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完成的相关科研论文大概有16篇，这些论文分为两个方向：一为理论探讨，如《比较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介入思路与意义》《运用比较文学拓展语文课堂》《比较文学基本理念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邹建军访谈录》《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比较文学观念与中学语文教学》等;二为教学实践探讨，如胡亚渝的《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系列。后者为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范例，对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有借鉴意义。就目前成果来看，研究者已注意到比较文学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其中，高校研究者更多关注理论建设，侧重探讨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在学理层面上的衔接;一线中学语文教师则从实践出发，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课堂的可能性。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过于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严谨性，限制了它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者都把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使用限定在对外国文学课文的解读上。在现有的课文解析中，影响研究的阅读方法占据主要篇幅，而采用平行研究解读的较少。但比较文学真的就不适用于那些与外国文学没有关联的中国文学作品吗?平行研究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真的就没有市场吗?笔者看来，影响研究固然能够体现学科的严谨性，保证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捍卫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尊严，但平行研究可能更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毕竟与外国文学课文相比，中国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学语文课文的主要来源。这些课文，特别是古代文学作品多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联，因而进行影响研究是不现实的。如果采用平行研究方法，可能更具实效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平行研究，比较文学可以更全面地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研究者的担心可能在于害怕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x+y”式的比附，从而歪曲了比较文学的原意。但是，其一，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是重中之重，而非严格遵守比较文学定义，即使应该遵守比较文学定义，也应该是不同于高校的专业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比较文学理解应该适当放松严谨性，代之以灵活性、开放性，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为目的。其二，即使平行研究变成了“x+y”的比附，它也有可能为语文教学带来新的视角，增添学生学习的趣味性，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自由联想能力。众所周知，很多具有相似性的文学现象并没有继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文学现象只能算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劣质材料。但就中学生的阅读范围而言，这种简单随意比附却可能为教学增添趣味，使得学生以相似性为基础进行发散性思维训练成为可能。尽管比来比去，可能根本找不到立足点，但在这种“乱联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记忆链，却可以使学生更为牢固地掌握语文知识。尽管这可能偏离了比较文学原意，但它对提高学生语文学习兴趣，锻炼学生思维能力显然很有帮助。因而，就观念上讲，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应强化影响研究的重要性，教师在解读课文时尽可能采用影响研究，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要强化平行研究的使用，保证所有中学语文课文都能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这就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面对中学语文以及中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水平。

二、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结合的实施策略

(一)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要素和教师的学历构成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因素是语文教师、学生、家长等，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学生。但在具体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中心地位往往会被教师取代。对中学生而言，他们的自学能力尚在培养过程之中，因而，这种取代是无可厚非的。在以往研究中，论者往往忽略语文教师对中学生引入比较文学教学的重要性，而侧重教材的编写和教改方式，实际上相比于其他客体因素，占有主导性的教师才是最需要特别注意的。因而，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主要考察的对象应该是教师与学生。具体来说，中学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把比较文学理念和方法贯彻到备课、授课、课外辅导等教学实践之中;对学生的要求则是，要学会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去分析具体文本，由此锻炼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国际性视野，形成宽阔的视域。前面已经提到，就近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学历构成而言，一个突出现象是大批中文专业(包括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选择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岗位，这种情况使得高校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好地反馈中学语文课堂，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但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里涉及外国文学的课文较少，中学语文想当然地就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专业)联系在了一起，至于与比较文学的链接则形成了观念上的想当然，即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想当然地把它归之于外国文学，想当然地以中国文学为本位来排斥它。一般而言，中文系学生如果立志进入中学当教师，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专业必然是其首选的专业课程。这其实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比较文学的最终立足点依然是中国文学，它的跨出去和比较视野的中心离不开中国文学和文化本身，它强调的是在多维度、多视角前提下对本国文学的重新审视，这种审视会大大丰富和扩大中国文学的内涵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比较文学大都开设在中文系课程里，它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这本身就表明它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中学语文教师要想厘清对比较文学的认识，就不能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这是把比较文学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提条件。

(二)实施策略

如何把比较文学引入教学实践呢?就中学语文教学活动而言，语文教师的主要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课外指导、批改作业等。首先，备课要充分。前面已经提到，如果课文选自外国文学作品，那么比较文学的应用就变得顺理成章。教师备课的时候，除了介绍作者之外，更要强化学生对译者的重视，并由此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不能深入展开，但教师势必要让学生明白语言转换中的文化差异，使学生明白文化语境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同。长期以来，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外国文学选读课文都直接被当成外国文学作品来讲，这是有问题的。除了翻译问题，同样要讲的还有译文在中国的理解和接受等问题。如果课文来自中国文学作品，并与外国文学有直接关联，那么就可以延续影响研究的思路，寻找课文的外国文学渊源以及产生的中国式变化。如果课文与外国文学没有太多关系，那么教师就需要用平行研究方法，扩展学生的思考宽度。比如教师可以用主题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同一文学主题在不同文化里的表达方式和效果。教师还可以采用类型学方法，探讨不同文类在不同民族文学里的表达。在备课过程中，教师的思路要明确，即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要足够清晰，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相关资料，扩展备课内容的内涵和外延，提升备课质量。这就涉及了相关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前述的《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外名篇》以及用比较文学方法对相关中学语文课文的解读论文，都可以直接为教师所用，这就能大大节省教师们查找资料的时间。这也为高校研究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中学语文课文形成配套的研究成果，以方便其他教师的备课和组织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多种工具和手段把比较文学方法造成的理解困难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里可以采用幻灯片和视频资料等方式，教师充分利用图片等资料，向学生展示异域文化特色，使他们能够形象地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学差异。一方面，教师要向学生介绍涉及的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文学特色，使之能够明白外国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因素。学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理解和提升对本民族文学、语言的认识。另一方面，教师要适当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这也是语文教师的任务之一。但当前流行的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化造成的枯燥化。因而在向学生讲解比较文学基础知识时，教师应结合具体文学现象，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从基本概念和方法入手，求粗不求精，先使学生形成大致理解轮廓。

比如可以先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入手，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明白何谓影响，何谓平行，即使这种简单化会使学生产生误解也在所不惜。然后再逐步推进，讲解翻译研究、阐发研究等。只让学生理解，不求学生记忆。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胸怀要宽、心中有世界，眼界要广、眼中有他国。尽管这样的要求有点高，但应该让学生形成这样的初步意识。在具体讲解时，教师要善于联想和引申，善于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这个具体操作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比较文学素养，因而，老师的比较文学素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再次，教师在课外辅导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阅读比较文学相关书籍，以每次解决一个问题的方式进行最为合适。比如，利用一周时间推荐学生阅读关于影响研究的理论和相关论文，还可以让学生阅读关于世界文化的书籍，使学生明白文化的多元性。另外，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时，可以用推荐的方式减少阅读数量，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起码知道西方文学、东方文学的精品之作。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会利用网络等工具来寻找答案，培养学生寻找答案的自学能力。最后，学生除了积极配合教师的教学活动之外，要形成“世界主人”的意识。21世纪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地球村观念已经形成。对中国的中学生而言，他们不仅是未来中国的主人，更会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这也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直接决定了以后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如果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心中就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以后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更宽。比较文学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核心就是“世界性眼光”，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这种意识，要把具备世界性眼光和“世界主人”意识当成比较文学教学的最终指向。除了学习、阅读之外，有条件的话学生可以通过出国旅游、考察或者交换学习，在视野和境界上拓展自我的世界性眼光，努力使自己成长为国际化的中学生。这当然过于理想化了，但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比较文学的教学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到此可以归纳一下。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的策略，主要方面就是教师。提高教师的比较文学素养，这是核心环节。另一个方面是学生，促进学生具备初步的世界性眼光和意识，这是落脚点。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可以从以下具体方式着手：(1)教师培训。中学应有针对性地组织语文教师进行比较文学的培训。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培训政策，组织了相关项目，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培训院校强化比较文学的教学内容，这是强化中学语文教师理解和接受比较文学的重要途径。在培训过程中，相关研究者应该结合一线教师的实际情况，探讨“比较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学”的具体理念和实践方式。(2)授课环节。在备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讲课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选择国外文学、文化作为参照物。(3)课外阅读。阅读有益于学生初步接受比较文学基本理念和方法，并拓展其文化视野和文学的民族空间。

三、结语

比较文学引入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之中，势必会为素质教育提供新的视角，为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全新的理解视域。它将会促使学生形成国际性视野，以包容心态面对文化差异，以更广阔视角和方式看待世界。对比较文学本身而言，长期以来它一直纠缠于繁琐的理论讨论上，空谈学科人文关怀和价值，缺乏具体现实指向性，而该问题的研究势必对比较文学提升学科品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随着比较文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结合与应用的逐步深入，培养初具国际化素养和世界性眼光的中学生将不再是一种空谈，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也必将会有崭新的气象。

参考文献：

[1]陈惇.比较文学教学的回顾与思考：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20周年而作[J].中国比较文学，2005(4)：14-15.

[2]曹顺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J].中国比较文学，2003(1)：81.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

摘要:毛姆的许多作品里都刻画了民国时期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毛姆虽然游历过中国，并且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但是由于文化的“异质”性，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是发生“变异”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存在着许多的误读和想象。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角度，将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毛姆;民国时期;小说;中国人;变异学

一、引言

毛姆是20世纪英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无论是小说、剧本、随笔、游记还是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一生爱好旅行，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毛姆于1920年前往中国游历，并把能激起他兴致的人和地方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而这50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就形成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aChineseScreen，1922)，在其中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优美犀利的文笔，描述了他在中国游历时见到的古老而神秘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另外，涉及到中国或是以中国为背景的还有作品《面纱》、《刀锋》以及《苏伊士以东》。毛姆用文字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对于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普遍的研究观点认为“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停留在中国的汉唐时期……在毛姆的心目中，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充斥其心中……更多表现的是傲慢与偏见、鄙夷和不屑”。[1]还有一些学者用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来解读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因此难免在批判中偏向了民族情绪的发泄和自我辩护，而失去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本文将基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的范畴，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误读的角度来对毛姆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期能获得一些新的成果。

二、比较文学的变异学问题

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在于同源中的变异性，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变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2]31“而文化过滤带来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即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产生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3]50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3]25巴柔也清楚地阐释了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他认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简单的复制物，它是按照注视者的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而重构、重写的，这些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式都先存于形象。”[4]这种形象既然是一个“社会集体的想象物”，是按照注视者文化模式和接受程序重构的，那么发生变异就成为必然了。在创造性想象和变异理论的视角下，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这一“他者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生产或制作这一偏离了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的过程，也就是制作方法或注视方完全以自我的文化观念模式对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进行变异的过程。”[2]123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他者(Other)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一种存在论上的逻辑辨识，而后转隐为一种更深的神学指认和伦理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形象、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这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研究的范畴。[2]127因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在异质文化相遇时，“毛姆对中国的关照，用的是两种眼睛:一是‘感官的眼睛’;一是‘心灵的眼睛’。前者代表的是真实而客观的逻辑，后者反映的是联想与主观的法则。”[5]因此，虽然毛姆极力用“感官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但是毛姆在书写时，势必受到“心灵的眼睛”的影响，毛姆笔下的中国与中国人形象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异，甚至误读。

三、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1.中国人的形象变化

小说《人生的枷锁》创作于1915年，毛姆还未开始中国之行，此时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形象大多基于想象与虚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葛桂录先生就对此做了精彩的总结:“回顾西方人表述中国的历史，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多为赞美、倾慕的态度，18世纪中后期随着欧哲启蒙运动的高潮，西方现代性的确立，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改变。……十九世纪中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基本成型。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的混合存在。中国既是‘黄’的代表，一种让人鄙夷、唾弃，反证西方优越性的异己存在;又是‘祸’的代表，一种压迫、威胁西方秩序，使人恐惧的客观存在”。[6]《人生的枷锁》里的中国人宋先生的形象，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好到坏的转变过程。起初，虽然宋先生长着一副异于西方人的形象“黄黄的脸”。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些西方朋友眼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为人和善，举止优雅”。[7]94东西方文明在没有冒犯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安然相处。但是，当宋先生和法国小姐凯西莉的恋情曝光后，这群西方人震惊了，在房东太太的眼里，“要不是姓宋的，事情本不会这么糟嘛，黄皮肤、塌鼻梁、一对小小的猪眼睛，这才是使人惶恐不安的症结所在。想到那副尊容，就让人恶心。”[7]130此时，西方人就带着种族优越感来看待中国人，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宋先生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威胁到了他们高贵的西方血统的单纯性，使他们感到困惑和心神不宁。这也就形成了宋先生形象的前后巨大反差。在这个时期，毛姆就是以“心灵的眼睛”来注视“中国人”。在小说的结尾，宋、西二人的恋情并未以分手结束，毛姆安排了宋、西二人私奔。这说明了毛姆虽然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还是持保留态度，这也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新的尝试。而在1919年底到1920年3月，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毛姆创作了长篇小说《面纱》和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此时，正处于一战前后时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西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早年的学医生涯，使毛姆能够冷静客观地体察中国，对现实中国的书写也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在《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国的认知态度的转变。“以前，凯蒂听到别人讲起中国人时，总是说他们腐败、肮脏，坏到难以形容的地步，现在凯蒂觉得以前听到的话得重新思考了。沃丁顿的话宛如帷幕的一角掀起了片刻，凯蒂从这儿窥探到一个色彩丰富、含义深刻的世界，这是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8]在《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用“感官的眼睛”描画了贪婪的老派官员、新式的学者和旧派的文人，还以浓墨重彩刻画了中国普通劳苦大众的形象。在《驮兽》里，对于中国苦力的描写“不论心跳有多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的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9]50再如《江中号子》里关于纤夫的描写:“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9]90这些文字都饱含了毛姆对中国劳苦大众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和深切的同情。“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9]50“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9]50-51“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9]91但是无论怎样，毛姆依旧是以“他者”的眼光来“注视”中国，他身上所浸润的西方文化传统对中国形象的界定，以及作为“异质文化”的中国文化，毛姆在书写中国时对有些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毛姆同情中国的“苦力”，因为这些重活在西方的工业社会都是由机器或是由牲畜来完成的，毛姆自然能够理解从事这种体力活的艰辛。但是毛姆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毛姆在感叹苦力劳动的艰辛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9]49当时的中国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底层人民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日夜劳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衣不蔽体，遇到灾荒年，卖儿鬻女是常事。这样又如何还有闲钱去买相同颜色的合适的布料来给破衣服打补丁呢?毛姆只是“眼观”中国苦力的艰辛劳作，并未与之进行更进一步的言语沟通。也因为中国人民的忍耐知足而不抱怨，林语堂先生把“忍耐”归为中国人“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行”[10]39之一。并且认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10]40处于“异质”文化中的毛姆自然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隐忍”。毛姆虽然童年失去父母的庇护，寄养在伯父家，但依旧是衣食无忧，所以他根据自己文化的接受程序，想当然地认为那些苦力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或是缺乏审美的情趣。

2.鸦片的书写

鸦片是中国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对于近代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鸦片吸食的泛滥造成了近代国民的孱弱和病态，构成了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亲身游历过中国的毛姆，自然在其作品里也有对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记录和书写。《面纱》里，“抽大烟，但是有节制，抽得不凶”[11]171的神秘优雅的满洲格格，甚至毛姆还借韦丁顿之口说出了鸦片的神奇作用，“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寻求道，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11]174在《鸦片烟馆》里，毛姆把中国的“鸦片休闲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9]35毛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哪里享受安逸的时光。”[9]35-36毛姆认为，他曾经在小说中读到过的关于中国人吸食大烟的情景:“……房间低矮又污浊……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9]35简直是太离奇了。“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9]36中国民众吸食鸦片，在毛姆笔下变异为了一种高雅的“鸦片休闲文化”。而当时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作家都把鸦片看作是能给英国带来经济价值的贸易，把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危害当作是对中国人的惩罚。由于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也由于旅行时间的仓促，毛姆“感官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民众吸食鸦片的众生相，自然也是发生了“变异”。中国当时的文人也纷纷在作品里对鸦片的危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1895年到1911年，中国近代小说中出现了鸦片书写的高潮。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公开举办了抨击“三弊”———鸦片、时文、缠足的新小说的竞赛。在160多篇的“时新小说”中，属于小说创作体裁的46篇都涉及到了鸦片书写，并且大都以鸦片批判作为小说的主题。在《澹轩闲话》里，作者詹万云就在序中抨击了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间尝深考其受病之源，而知国困民贫之故，实由鸦片之害遍于天下而无药以救之……”[12]格致散人《达观道人闲游记》也提到“……写来贫士凄凉，半是芙蓉有癖……”[13]小说《黑籍冤魂》的第一回就描述了鸦片吸食者的“病夫”形态:“任你是拔山举鼎的英雄，铜浇铁铸的罗汉，只要烟瘾已发，顿时骨软筋酥，连一些气力都没有。所以吃烟的，一个个扛肩缩腮，面黄肌瘦，三分像个人，七分倒像个鬼。把锦绣似的山河，都被这烟气熏得天昏地黑，日暗无光，简直成了一个烟鬼世界了!”[14]

3.中国文化的误读

毛姆的作品里除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误读和鸦片书写的偏差，对于中国的文化毛姆也是“雾里看花”似的做出了自己的论断。比如，在《哲学家》这篇文章里，毛姆指出“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9]107这说明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佛儒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则为工作姿态。”[10]99“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10]86“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做如是比例”。[10]105毛姆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所以毛姆对于道家的“出世”思想是比较熟悉的，他也读过庄子的一些书，对道家文化还是有一定了解的。然而，毛姆对中国的佛教文化是知之甚少的，所以才会有“大殿中做出各种手势的奇奇怪怪的菩萨”[9]159的感慨。在佛教寺庙里，可以看到各尊佛像的手做出各异的姿势，这称为“结手印”，又叫“印契”。所谓手印，是指佛、菩萨空手时的手势，是其公式化的造型。连同全身凝固了的姿态以及所持物品，总称为“印相”。各种手印有其特定的含意，这是识别各尊佛像的重要依据。最常见的手印有说法印，即以拇指与中指(或食指、无名指)相捻，其余各指自然舒散。这一手印象征佛说法之意，所以称为说法印。另外常见的还有禅定印、降魔印、与愿印、施无畏印。以上五种手印，合称为释迦五印。另外，在《天坛》里毛姆也为西方读者刻画了中国的圣殿天坛，“它向着苍天而立。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一层高于一层，四道大理石阶梯，分列于东西南北四方。这象征着天坛及四个基本方位。天坛被一个大花园围绕，花园又被一道高墙环绕。冬至标志着天时的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冬至之夜，每一朝的天子都会来到这里，庄重地祭拜皇族先祖。”[9]17虽然毛姆对天坛的外观进行了详实逼真的描述，但是由于对中国礼制文化的陌生，这里就存在着典型的误读。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乞谷大典的祭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毛姆笔下的“三层圆形的汉白玉露台”应该就是圜丘坛。圜丘坛是天坛的主要建筑，又叫祭天台。古代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与天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皇帝又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故普天之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安康。所以每年冬至日，隆重的祭天大典就在圜丘坛举行。此外，旱年求雨的“常雩”、“大雩”礼及重大国事的“告祀”礼仪也在圜丘举行。天坛北部的皇干殿，原先放置皇族先祖神牌，后来牌位移至太庙。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礼制建造的。清朝皇帝除了五位皇帝十三次东巡沈阳(盛京)祭祖外，全在北京太庙祭祖。所以毛姆这里把天坛当作是皇家祭祖的地方显然是不正确的。

四、结语

毛姆极力用客观真实的笔调来描摹他亲身体察到的中国，在跨文明交流中这是值得提倡的。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视野的观照下，毛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写偏差，并非是由于其傲慢和偏见形成的，而是由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身份等因素造成，又由于其在中国游历时间不长，对于中国的诸多人物、事情都只能是走马观花。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书写，也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存在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毛姆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是他透过自身的文化模子进行重组变异而成，但是这种变异的看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借助毛姆“他者”的眼光，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这种“异”的对照，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改变。此外，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因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最终不是“反映”中国的现实，而是“表现”西方文化本身的欲望与恐惧[15]。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于“他者”所建构的“变异”的中国文化形象，我们也应该持宽容的态度，对于异质文化我们应该尽力去吸收和理解，这样将有利于东西方文明的对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且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构建和谐世界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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